“在幼兒園搶凳子‘我爸是科長’；在小學欺負同學‘我爸是主任’；在中學搶女同學‘我爸是處長’；在大學殺女同學‘我爸是局長’”——網路上蔓延開來的“拼爹”流行語,生動展示了社會轉型期的“二代”問題。

有業內人士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二代”之間出現分化在所難免,關鍵在於發展的環境要確保公平、發展的共識要取得統一。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人的發展都存在著“馬太效應”,即強者愈強。相比于一般人而言,“富二代”本身就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如果缺乏公平的競爭環境,不能保證機會和起點的公平,這樣對社會發展是很危險的。

專家提出,當前存在的社會結構問題如收入差距過大、中産人群數量過少等,由於社會體制改革和新的社會政策沒有啟動和到位,社會結構在變化中正表現出固定化的趨勢。直面“二代”問題,需要調整社會結構,使其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

 

□　視點關注

本報記者　　　杜　曉

本報實習生　　鄭小瓊

“我爸是李剛”尚且餘音繞梁,“我爸是黑社會”打殺聲風雲再起。近日,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一學生帶著自己的父親和父親的兩名朋友,闖進該校租用的學生宿舍內毆打自己的同學。衝突中,有21名學生受傷,其中一人手腕處骨裂。

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多名學生證實,這名學生一邊打人一邊在走廊上喊:“我爸是黑社會的,今天要把你們都打一遍。”

不經意間,又一句流行語在網路上蔓延開來——“在幼兒園搶凳子‘我爸是科長’；在小學欺負同學‘我爸是主任’；在中學搶女同學‘我爸是處長’；在大學殺女同學‘我爸是局長’”。

在當下這樣一場“拼爹”的狂歡中,社會轉型期的“二代”問題徹底展示在公眾面前。仔細考察“二代”現象的淵源,具體是指2009年夏天開始在網路上躥紅的“富二代”、“窮二代”等帶有“二代”字眼的新鮮詞彙。在2010年的全國“兩會”上,“二代”問題也成為代表、委員們的討論話題。有專家認為,諸多的“二代”所帶來的現實問題和社會現象,已經成為和諧社會建設中無法回避的挑戰。

“二代”事件頻頻刺激社會神經

“二代”現象之所以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源自一系列社會事件。

不久前,浙江省義烏市發生了一起嚴重的車禍,一輛保時捷跑車與一輛寶馬跑車高速相撞。

據了解,肇事的兩輛車中,保時捷跑車的車價大約在200萬元左右,寶馬車大約價值120萬元。

據寶馬跑車車主的父親吳先生所述,他是做襪子生意的,寶馬車裏的男女是他的兒子和兒媳,車子是兩個月前剛買的,目前整個義烏市只有兩輛。他還證實,保時捷跑車的車主是義烏市某房産公司老總的兒子。

“富二代”飆車相撞的説法不脛而走。或許,這僅僅是一起涉及了兩個“富二代”身份的人之間的交通事故,尚不足以大驚小怪。但更多時候,“二代”事件頻頻挑戰的卻是社會公平的神經甚至涉嫌違法犯罪。

今年5月,浙江省寧波市警方一舉抓獲17名吸毒青年。據介紹,被抓的“癮君子”中,絕大多數為“80後”,他們中很多人的父母都是辦企業的,家庭富裕。事發當天,這些青年穿著名牌服飾,駕駛名車,躲在酒店裏吸毒。

而在近年來的公職招考中,某些領導幹部子女屢屢利用關係劍走偏鋒的事件更是屢有發生,已經從招聘過程的潛規則發展到了招聘崗位的量身定制。

一名知情人士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有些事業單位招聘,都是內部秘密發佈招考通知,考試對象實質上全是某些領導的親戚、朋友等。“基本定向內部通知,外人毫不知情。筆試內容鎖定範圍、及格線模糊,為了讓參加考試的人都能考上,有關領導可謂是煞費苦心,一是指定專人編制復習資料、考試測試題；二是讓參加考試的人員全脫産復習,就如一位領導説的,‘就差親自替他們做一做了’”。

據了解,在江蘇省,曾由政府出資為“富二代”開培訓班,即實施所謂的“千名民營企業家後備人才培養計劃”,此舉更是引起公眾輿論的質疑和不安。

“政府直接插手培育‘富二代’,實際上是一種不公平的越權行為。因為這樣做實際上是用公共資源把富裕人群以‘家族化’的方式固定下來。另一方面,就眼前的‘功利’而言,與其説是在培養企業家後代的經營管理能力,不如説是在完成官商之間‘人脈’的代際轉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對《法制日報》記者説。

“二代”現象或致社會分化嚴重

儘管各種“二代”現象頻頻進入公眾視野,挑戰社會神經,但有關專家還是呼籲,應理性看待“二代”現象。

“最近一個時期,媒體上出現了一股‘二代’熱,常見的有‘富二代’、‘壟二代’,還有‘貧二代’等等,公眾和專家學者都對此議論頗多。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是一種‘貼標簽’的做法,會導致公眾對某些社會人群的‘刻板印象’,最後走向事實上的歧視。”唐鈞説。

一名地方工商聯的負責人對《法制日報》記者説,其實,無論是“富二代”、“窮二代”,還是新近出現的“黑二代”,都是社會貧富差距在代際問題上的一個突出顯現。但是,在“富二代”中不見得都是壞人,在“窮二代”中也不見得都是好人。

“人們之所以如此關心‘二代’現象,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害怕由於貧富差距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優質資源日益被少數人壟斷並在社會代際之間遺傳；二是擔心社會競爭的公平性下降,使得社會垂直流動性降低,不同人群之間的流動通道日益狹窄,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三是疑慮分化後的代際之間是否能夠形成共用的價值觀,從而使社會斷裂得到有效彌合。”這名負責人説。

他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二代”之間出現分化在所難免,關鍵在於發展的環境要確保公平、發展的共識要取得統一。“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人的發展都存在著‘馬太效應’,即強者愈強。相比于‘窮二代’而言,‘富二代’本身就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如果缺乏公平的競爭環境,不能保證機會和起點的公平,這樣對社會發展是很危險的”。

“如今不論貧富,人們都在尋找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如何安身立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問,但關鍵在於改革分化後,代際之間能否形成共用的價值觀,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會斷裂,這是社會成長的重要方面,也是從社會層面檢測這個國家未來活力的試金石。‘貧’、‘富’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每個人都可以説相對的窮或富,如果大家都不去力圖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都從自身所處的相對優越的環境和既得利益出發,那麼終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不公平競爭的犧牲者。”這名負責人説。

一名地方團市委的研究人員向《法制日報》記者證實,當地青壯年農民工流動的總體情況是:流動半徑較小,流入地主要為遷移成本低、文化隔閡少且容易獲取和創造效益的鄰近城市,流入行業主要是第三産業。“總體而言,二代農民工利益邊緣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權益保障狀況堪憂”。

有專家認為,這樣一種平行的流動,讓不同的二代之間沒有交集。而正是這種沒有交集的流動,讓“二代”現象成為轉型期人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政府部門應當對目前的情況予以警惕,讓貧困在代際之間傳遞是最不應該發生的事,政府部門應當維護好各類人群向上流動的通道。”唐鈞説,“社會學理論認為:在一個有序運作的社會中,處於社會下層的個人或社會人群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發展的。如果一個社會從下層向上流動的管道都被堵塞,人們怎麼努力,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這個社會就不正常了。顯然,這種社會現象與當今中國正在為之努力的‘小康社會’和‘和諧社會’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調整社會結構直面“二代”現象

隨著“二代”現象引起越來越多人的注意,社會各界也在積極應對。

“我們關注‘富二代’問題,因為這對於民營企業家而言雖是家庭問題,但對於經濟社會發展來説卻是個社會問題。在中國貧富分化持續擴大的社會背景下,‘富二代’如果一味炫富會激化社會反應,因此要將‘富二代’的健康成長納入我們工作的重要內容。”一名地方工商聯的負責人説。

這名負責人認為,企業家們也要改變企業家族傳承的陳舊思維,應考慮培養和聘用職業經理人,開放用人。政府部門應當致力於建立更完善、更透明和更公正的市場環境。而良好和充分的市場競爭環境,會自動淘汰那些“不思進取”的“坐吃山空”者。

對於當前的“二代”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教授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説,“二代”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很多現象是階段性的。“二代”現象是中國目前複雜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折射。但觀察和判斷一個社會和社會現象,要從長週期和一個國家大的背景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可以説是“幾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這樣轉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社會矛盾是正常的。

“多元化的社會人群其實已經由封閉轉向開放,比較明顯的是中産人群的規模比例不斷擴大。改革開放以來,平均每年增加103萬個體工商戶,1995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增加73萬個私企業主。每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這也為中産人群的擴大造就了後備軍,還有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産人群。根據我們課題組的測算,2007年,中國的中産人群佔總就業人口的23%,比1999年增加了8個百分點。現在每年約有800萬人進入中産人群,這都是社會不同人群之間的流動,‘窮二代’進入中産人群的機會應該有很多。”陸學藝説。

同時,陸學藝還認為,直面“二代”問題,需要調整社會結構,使其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有些指標已經達到了工業化後期階段的水準,但是中國的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因此可以説,中國社會結構滯後經濟結構十多年。雖然當前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社會結構還沒有定型,但是由於社會體制改革和新的社會政策沒有啟動和到位,社會結構在變化中正表現出固定化的趨勢。當前存在的社會結構問題如收入差距過大、中産人群數量過少等,如果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而被固定下來,將會影響到今後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與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