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拉寧，愛爾蘭人，法學博士，國際奧會第六任主席（1972-1980年）。1979年10月25日，國際奧會執委會在日本名古屋通過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奧會的合法席位，並決定台灣以中國台北奧委會名義參加國際奧會。 

 

　　基拉寧上任不久，即在1972年12月的尼日利亞第2屆“全非運動會”上，和應邀到會參觀的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代表團進行了親密接觸。在雙方友好的交談中，基拉寧認為：“擁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國家不能參加奧運會，是一種奇怪的反常現象”。因此他明確表示：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參加，國際奧會就不是真正的國際奧會。所以他要努力解決國際奧會的“中國問題”，並提出了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宜採用“演進”，而不一定是“革命”的主張。因為奧林匹克憲章允許承認地區，而非一定是國家實體。所以他認為，並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聯合國的方式解決國際奧會的“中國問題”。

 

　　當然，除了國際奧會的積極努力以外，中國自己在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條件下，在對台灣關係的處理上，也出現了重大變化。這首先是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了尊重台灣的現狀，實現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並首次提出了大陸與台灣實現“三通”（通航、通商、通郵），在科學文化方面進行交流和觀摩。接著鄧小平在1979年初訪問美國的一次講話中又提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制度。這是鄧小平對“一國兩制”構想的第一次公開表述。正是“一國兩制”的構想，為體育界尋找一種既堅持原則、又從實際出發，並能為各方都接受的國際奧會“中國問題”，提供了基本思路和理論依據。由此，國家體委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新設想，即：在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允許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在改名改旗改徽之後，可以繼續留在國際體育組織中。對於這樣一個新方案，最初爭議很大，最後是鄧小平同志力排眾議，親自拍板，同意了這個方案。

 

　　1979年11月26日，國際奧會領導人在瑞士洛桑總部正式宣佈：經過國際奧會全體委員的通訊表決，以26票贊成、17票反對、2票棄權的結果，批准了國際奧會執委會在日本名古屋會議上通過的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決議。名古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根據一個中國的原則，確認代表全中國奧林匹克運動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其正式名稱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會址北京，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歌。台灣地區的奧委會，正式名稱為：中國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ChineseTaipei Olympic Committee），會址台北，不得使用原來的旗、歌和徽記，其新的會旗、會歌和會徽，均須經國際奧會執委會的批准。這就是當代中國體育史上的“奧運模式”。“奧運模式”不僅為中國體育全面走向世界創造了條件，也為海峽兩岸運動員的體育交流掃清了障礙，從此中國體育進入了全面發展的新階段。

 

    1979年10月25日，國際奧會執委會在日本名古屋舉行會議，作出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奧會中的合法權利的決議。國際奧會批准的這個決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它的旗和歌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和國歌。 

 

    這是上世紀70年代中國體育最為重要的一件大事。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聚集在五環旗下，對於奧林匹克精神的弘揚乃至世界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