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是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最寶貴資源。智庫，也稱思想庫、智囊團、智囊機構。智庫發展反映了一個社會的開放水準、精英的活躍程度和一國的軟實力；智庫發展既能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程度，擴大公眾參與決策渠道，也能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儲備人才、創新思想、提供資訊。
智庫的內涵及其發展意義
1.智庫的內涵與類型。智庫，以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為導向，服務於決策，而不承擔行政職能併發布行政命令，參政議政而不執政；智庫在國外又被稱之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外的“第五種力量”。
中國智庫類型眾多，體現在組織結構、隸屬關係、規模大小、資金來源、研究專長等方面。按組織屬性可分為官辦智庫、半官方智庫或民間智庫，國家與地方智庫等；按專業性可分為綜合性和行業型智庫；按機構職能可分為全職和兼職智庫；按研究方向，可分為政府決策諮詢，投資功能諮詢，技術轉讓諮詢，以及為企業服務的純盈利性諮詢機構等。
智庫應當符合一定的標準，並非什麼機構都能稱之為智庫。成為智庫的條件包括，遵守國家法律法規，有相對穩定和運作規範的實體；有一定影響力的代表人物和研究人員；有可持續的資金來源保障；有健全的治理結構與組織章程；有功能完備的資訊採集分析系統；有特色鮮明、長期積累的決策諮詢報告或成果；有學術交流平臺和成果轉化渠道；具備開展國際合作交流的良好條件等。
智庫，與智囊不同，是群體、是“智力池”；而智囊則是個體，中國古代養士、謀士、幕僚（師爺）、幕賓、諫議大夫等均是足智多謀、為帝王或官員出謀劃策的智囊，以智輔政。劉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帝王均有頂級智囊做參謀。劉邦依靠“初漢三傑”奪取江山。劉邦曾自我評價道：“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如張良；治國安邦，理財籌糧，不如蕭何；引軍打仗，剋敵制勝，不如韓信”。翰林院及戰國時代的“孟嘗君三千門客”等，是中國早期的智庫。
智庫，與諮詢機構不同：智庫以公益性和非盈利為特徵，以政策為重點，在研究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諮詢機構則採取企業化運營，儘管所提供服務的差別並不大。智庫不僅在於規範化、制度化和科學化的諮詢服務，還在於以服務決策為重要任務，以服務社會為宗旨。國家智庫可以經常參與決策諮詢，在決策中發揮作用，但只能是決策方案的一種或修補性意見而不是決策本身。
中國智庫，包括黨政軍及社會科學智庫、高校智庫、科研智庫、單位和企業智庫以及民間智庫等，不同智庫各有利弊。黨政機關智庫主要從公共財政獲得資源，接受政府委託課題開展研究；由於沒有生存壓力，容易出現官僚化、效率低下等弊端。高校智庫科研力量雄厚，學科齊全、人才密集、對外交流廣泛，有一定的獨立性；因缺乏生存壓力，一些研究成果與需求脫節。科研智庫主要在科技戰略、規劃和政策等方面發揮作用；民間智庫儘管近年來有所發展，但在經費保障、項目來源、成果遞交通道、建言獻策等方面仍有不足，是中國智庫建設中的“短板”。一些民間智庫原來只是諮詢公司、調查公司、資訊公司，因趕“時髦”而翻牌，缺乏實質性的業務轉型。
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要堅持中國道路、中國視角，聚焦中國發展、發出中國聲音。要堅持三個必須：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以服務公共政策、推動科學決策、推進理論創新、提高國際話語權為己任；要具備四大保障：寬鬆的政治環境，自由的學術交流，公平的政策待遇，平等的市場競爭；要形成五個特色：興辦主體是多元的，組織形式是多樣的，研究行為是自主的，思想觀念是獨立的，責任擔當是崇高的。
2.中國智庫建設進展與存在問題。近年來，中國智庫發展迅疾，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等方面取得明顯成績。與此同時，智庫建設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智庫發展處於初期階段，尚未達到決策諮詢的需要和期望。突出表現在：缺乏統籌規劃。雖然近年來智庫數量激增，但實力不強、良莠不齊。無論是數量還是品質，與國際一流智庫，尤其是頂尖智庫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智庫機構小而多，整體實力不強。
智庫制度尚未形成，在公共政策決策中的地位，法律上制度上未給予明確定位。面向研究人員的績效管理尚不成熟，經費支出、預算決算、人事獎勵等方式方法較之行政單位沒有兩樣，按照工程預算辦法管理智庫經費，缺少對不同類型成果的績效轉換與動態激勵機制。
産權意識薄弱。社會對智力成果具有智慧財産權的理念薄弱，認為智力勞動成果應當無償向政府和全社會提供，對有償諮詢服務不習慣，甚至對諮詢帶有偏見，認為智庫是“皮包公司”。諮詢市場發育程度嚴重不足，成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特別是民間智庫發展的最大制約。
市場化程度不足，行政色彩較濃。有關研究發現，在現有智庫中95%是官方智庫，僅有5%的民間智庫；從政府或企業獲得資金，直接服務於政府或企業。外國的情況則不然。布魯金斯學會營業收入的45%來自於公司或個人捐贈，29%來自於基金會，7%來自出版物收入，僅4%來自於政府；智庫對市場變化極為敏感，所有研究緊盯實際問題。
國際化水準不高。中國智庫，眼光向內而非向外，視野相對狹窄。而世界知名智庫，業務中的相當部分來自於海外市場，或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業務，或設立辦事處和海外分支機構，或採取並購等方式建立戰略聯盟。如法國歐羅普基諮詢公司的目標顧客60%在海外。
供需銜接不夠。有人認為，智庫成果是“紙上談兵”，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政策諮詢被少數人用來“裝門面”“做姿態”“走形式”。政府靠熟人和圈子找諮詢專家，智庫靠“猜測”對接黨委政府的決策需求，雙方之間存在資訊不對稱、供需不匹配、産品不對路等問題。
報告品質是智庫的生命線
影響力是評價智庫的重要指標；智庫影響力覆蓋多方面，如決策、學術、媒體影響力、公眾影響力、國際影響力及智庫成長與行銷能力等，關鍵在高水準的諮詢報告。中國智庫報告品質不高問題引起各方關注，相關討論時常見諸媒體。長期以往，智庫的存在價值將會受到影響。
1.諮詢成果品質不高的表現及其根源。報告品質不高，主要表現在研究議題小、報告內容散、問題分析淺等方面。
一是追逐熱點、泛泛而談，淺嘗輒止的成果多，系統研究、入木三分的分析少；對基層或社會的“真問題”視而不見，靠“造新詞”吸引眼球；一些文章讀起來大同小異，內容空洞，只是表述順序或説法不同，缺乏深度和獨特見解，“管用”的政策建議不多。
二是數據不充分，不是數據不全面、欠準確性，就是缺乏代表性，或並非來自一線調研的數據而是“老黃歷”，研究資源分散、低水準重復較嚴重；缺乏新意和權威性，一些判斷不靠譜、甚至出現誤判，報告的結論似是而非，可信度不高，不能準確反映真實情況。
三是事實不清，重點不突出，研究內容碎片化、針對性不強，不是介紹的選擇性有失偏頗，就是選擇的問題僅是自己的臆想而非“真實存在”，缺乏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基礎，而以自己臆想或假設為前提，與實際情況脫節，提出的建議缺乏可操作性。
四是超前研究不夠，對未來趨勢的引領性成果少，對趨勢性的苗頭缺乏敏感性。政策闡釋性成果多，一些政策解讀文章並沒有準確把握其中的內涵。缺乏核心智庫産品，什麼都想做、什麼都不突出。由於資訊不充分，視野不開闊，報告成果的公眾認可度不高。
五是缺乏分析框架，依據翔實的一手資料和嚴謹的邏輯進行規範性研究少，“前言不搭後語”的文章多；為了寫文章而寫文章，“無病呻吟”；一些文章邏輯模糊，內容散亂散雜，前後矛盾，創新能力不足，奇談怪論時有出現，一些説法甚至成為笑柄。
六是缺乏認真態度，只是將過去的“剪刀+漿糊”升級為電腦時代的“複製+粘貼”（也被稱為ctrlc+ctrlv）；不做深入紮實的調查研究，滿足於造聲勢，一些人在論壇上的演講不著邊際、誇誇其談，這種浮躁的做法是出不了好成果的。
凡此等等，均與智庫本身的問題意識、政策熟悉程度、前瞻眼光、戰略性思維等不足有關。儘管如此，卻要追求對高層甚至對世界的影響力。智庫對決策諮詢産品供給的積極性普遍高漲，但數量有餘而品質不足，存在供給能力不足、産品結構失衡和産能過剩並存的情況。
2.提高智庫報告品質的途徑。國際知名智庫之所以享有較高聲譽，關鍵在於將報告品質視為立足之本，不斷推出有影響、有價值的成果。中國的智庫，迫切需要在不斷提高報告品質上下功夫。
堅持下苦功夫。要靜得下心、坐得住，有“坐冷板凳”的功夫。厚積薄發，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在跟蹤熱點研究的同時，更要進行冷思考。通過深入研究、跟蹤研究、長期研究，準確判斷國際國內大勢，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對特定領域的特定問題形成獨到見解，形成重要的知識儲備，併為決策者提供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堅持需求導向。諮詢報告應以滿足決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諮詢報告中的問題是決策者關切的問題，決策者希望分析問題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案。要選準議題，想中央之所想；更要想前瞻性問題，想中央之未想、將要想的問題，想尚未被認識、甚至是顛覆性的問題，開展深入研究並得出結論。學術論文雖也是問題導向，卻是從現象中抽象出理論，揭示其中的一般科學原理。
善於發現問題。要善於出題目、設議題，在社會調查中發現問題，在座談會、研討會中甄別問題，在數據分析中研究問題；及時發現問題、揭示問題本質，並尋找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提出問題等於解決了問題的一半。許多智庫成果之所以無法成為政策，或因時機不當，無法得到決策者的支援，或與政策關係不大。政策具有時效性，這就需要諮詢者看準時機；把握時機需要做有準備的人：當國家和社會急需新的見解時能從容地攻進“關鍵球”，將準備好的研究報告提交給決策者。
敢於獨立思考。智庫的獨立性，體現在地位超脫，沒有部門利益，可以客觀、全面、深入地研究問題，從第三方角度提出獨立的研究結論，而不是“人云亦云”。只有進行獨立思考、連續研究，才能形成有深度的研究報告。只有增強針對性，發現決策需求和研究課題，才能做到言之有物。對報告提出的不同方案，最好能有利弊對比，以供決策者使用，避免盲目選擇導致效率低下。
夯實理論基礎。從對決策影響的順序看，基礎理論、案例或實證研究、對策方案、決策諮詢等構成一個環環相扣的“知識鏈”。一個好的諮詢報告，需要理論作基礎，實證分析作依據，通過精準分析，形成原創成果。
開發分析工具。應採用決策諮詢的研究框架和方法學。政策研究一般採用政策矩陣，將影響因子和涉及行業，分別列欄，分析主要矛盾和主要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整體解決方案。波特競爭力分析模型，優勢和劣勢、機遇和挑戰（SWOT）分析模型、戰略地位與行動評價（SPACE）矩陣等，均是商業分析模式。國際馳名智庫採取通用分析框架或“頭腦風暴”等形式鼓勵觀點碰撞，並由文獻研究、問卷調查、專家訪談等經典方法向大數據、網際網路、雲計算等新技術新方法升級，建立數據庫、社會實驗室和政策觀測點，以保證建議方案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對政策建議的實施效果進行驗證，並形成專利或智慧財産權。
獨立性是智庫價值之所在
智庫的獨立性，本質是研究的獨立性；研究必須遵循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研究成果的立場要相對公允、站得住、測得準，使諮詢成果“物有所值”，並以此不斷提升智庫影響力。
1.智庫獨立性思辨。實現黨對智庫的有效管理與保持智庫的獨立性，是一個關係中國智庫的建設方向與水準的戰略性問題：前者關係智庫“姓什麼”的立場、路線問題，後者影響智庫建設品質、水準和影響力，涉及智庫定位、運作方式、人才建設、激勵機制、政策保障、對外合作、輿論氛圍、國際信譽等方面的問題。處理好兩者的關係，對智庫的健康快速發展十分重要。
政治正確與學術嚴謹並不矛盾，是相輔相成、相互補充的辯證關係。政策是政治的一部分；政策有時空效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只能是哲學，或是數學的公理，或是經濟學中的一般原理。在評估政策正確與否時，“尺度”把握尤為關鍵：如有些政策從短期看是正確的，而從長期看可能有問題；有些政策在一些地方的實施效果較好，而在其他地方的實施效果微乎其微。
有人認為，智庫應與政府保持距離以體現其獨立性。其實不然。政府是智庫成果的使用者；智庫和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有助於成果被政府採納。政府是智庫獲取政策研究必需的資訊和數據的主要來源。沒有這些基礎，智庫研究成果的專業性、實用性就難以得到保證。
獨立性不等於中立性；智庫專家可以發表或公開支援某種傾向性觀點。政策建議是智庫專家的教育背景、資訊來源和對社會價值獨立評判的結果。所謂智庫獨立性的喪失，本質是智庫被某些利益集團收買，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工具。如果一個智庫被發現依附於某個利益集團，就會喪失對決策者和公眾的影響力，公信力也將不復存在。
獨立性並非一流智庫的充分和必要條件。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獨立性的有機統一；不僅能服務黨中央決策、服務國家發展戰略，還應能闡發中國理論，聚焦發展戰略，貢獻智庫智慧，堅持需求導向、問題導向、目標導向，開展前瞻性、綜合性、全局性研究，形成以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獨立思考的系列成果。
縱觀歷史，君王的“兼聽則明”伴隨著“盛世”；放眼世界，世界各國對智庫獨立性的認識不盡相同。如美國智庫強調獨立性，德國智庫強調“接受政府資助”。美國智庫將“獨立性”（包括財政獨立、運營獨立及研究獨立），認為是智庫的生命線。強調“獨立性”目的有三：一是為獲取民眾信任而做出與政府、企業保持一定距離的姿態；二是體現研究成果的客觀性、科學性；三是為獲得免稅資格而保持非政府組織（NGO）身份，這也是美國稅法所要求的。德國恰恰相反。幾乎所有德國智庫的經費都來自於政府撥款，認為“接受政府資助”是保持獨立性的必要前提，否則會淪為企業和利益集團的“話筒”。歸根到底，獨立性的背後是智庫的資金問題、生存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説，“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屁股決定腦袋”的情形各國均有。為避免智庫被贊助者“綁架”並成為其“代言工具”，各國均通過營造制度、文化等軟環境，在管理制度上明確規定智庫籌資、研究、經營等的分散性，給研究以獨立自由空間。
2.創建智庫獨立性的土壤。實事求是。這也應成為智庫為政府建言獻策、引導社會輿論所遵循的原則。考慮到智庫（尤其是官方高端智庫）觀點、主張對公眾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在對國外內媒體和公眾公佈成果時，需要接受黨政有關部門的管理，體現“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的要求。
建立平等對話平臺。堅守智庫的獨立性和客觀性，做到不唯利、不唯上、只唯實；只有堅持獨立性，才能保證智庫為政府或社會提供公正、客觀的研究意見和建議。可建立內部爭辯機制，問題研究不設禁區，鼓勵不同觀點的爭鳴，並對不同立場和觀點持包容和尊重態度，在觀點充分“碰撞”的基礎上形成共識、形成報告。
建立成果審查和品質標準。蘭德公司設有同行評議機制，將研究成果分為報告、論文和專業文章等幾類。其中，報告必須經過嚴格評審程式審查通過；對外交流的論文，正式發表前需經3至9位國內外同行審議和不記名投票，並經評委表決通過，以體現一流的科研水準；對學術水準不夠，或審查沒有通過的論文，即便委託單位同意接受，也不能以蘭德報告的名義發表。對研究觀點或結論有誤的課題，一般採取改換研究人員的辦法重新研究。
內部討論免責制度。無論智庫言論是否屬於批評、所言形勢如何嚴峻，只要基於事實存在，政策建議言之有據，上級領導都應持包容態度，以確保政情輿情暢通，使決策者在掌握全部重要且真實資訊的前提下科學決策，從而提高黨的執政水準，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一些政策前期研究報告或階段性研究成果，須嚴格保密，嚴禁擅自向外界公佈，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或誤解。
不實報告問責制度。對那些不做實際調研、唱高調、一味迎合領導、拔高成績、遮掩問題、不負責任地提不合理建議的報告，應當問責。智庫上報的形勢報告、政策建議應當備案；對其中的重大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對建言進行反饋和評價；對堅持實事求是、調研紮實、建言中肯的智庫，建言被採納並收到實效的專家予以表彰；反之，要追究出“歪點子”“壞點子”的人的責任。
人才決定智庫的聲譽
時代發展需要人才。從社會發展角度看，智庫，首先是戰略、政策、人才和知識的儲備庫；中國高端智庫人才隊伍建設，應解決好人才培養、使用和發揮作用等問題。
1.智庫人才構成及其來源。什麼是人才？什麼是智庫人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人才，一般是具有一定學術水準、技術專長或專業能力的人。智庫人才是滿足智庫發展需要的人才。
不同發展階段需要不同人才，將才、帥才均是人才，都不可或缺；關鍵是把人才放到合適的位置上。智庫，由各類人才構成。一般而言，智庫人才應當包括：引領發展的掌舵型人才、能力全面的複合型人才、設計頂層方案的戰略型人才、揭示趨勢的前瞻型人才、方法獨到的邏輯型人才、能接地氣的草根型人才、跨國交往的外向型人才、善於表達的傳播型人才等。當然，人才不應按崗位劃分，如《大趨勢》作者曾是記者；在一個崗位幹幾年、幾十年，必然會成為人才。
有研究歸納了中國高端智庫人才“五多五少”現象：關注策略的多，關注戰略的少；從事理論研究的多，開展對策研究的少；著書立説的多，寫研究報告的少；會寫的多，會説的少；學術型的專家多，智庫“管家”少。由於中國提出創建一流新型智庫僅是近幾年的事情，從現狀出發劃分智庫類型很難面面俱到，況且對智庫的劃分標準還沒有取得共識。
人才決定著智庫聲譽。建設一流新型智庫，必須由相應的人才作支撐、作保障。當務之急，應當廣開門路，從轉型、“旋轉門”、培育等方面入手，選馬賽馬並舉，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佈局合理、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才體系。
建設一流新型智庫，需各類人才：既需要領導型人才、專業化研究人才，更需要多學科、多領域複合型研究人才；既需要專職研究人才，也需要兼職研究人才；既需要研究型人才，也需要管理型人才、輔助型人才；既需要中青年人才，也需要經驗豐富的老年人才，老、中、青結合，並形成結構合理、競爭能力強的人才隊伍。
2.人才激勵機制與制度保障 。構建人才隊伍。從各國智庫的發展經驗看，除具有核心團隊外，還應當建立專家庫，建立吸引人才、凝聚人才、發揮人才作用的激勵機制。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的高端智庫，就必須有一支德才兼備、富於創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隊伍。
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完善以業績為導向的人才激勵機制，打破人才自由、合理、科學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完善以實際貢獻、工作業績和崗位職責為主要考核指標的收入分配機制；對年輕人才，提供合適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建立物質和精神並重的激勵機制，保持適度的薪酬待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推行研究人員評聘分開制度，符合條件評為相關研究系列職稱的人員，只有考核合格才能聘任相應的研究崗位；研究崗位分成不同等級並與待遇掛鉤，年度考核合格者才能留任崗位或晉陞新的崗位，不合格者則聘為下一等級崗位，甚至調整到其他非研究崗位或機構。
“能進能出、優勝劣汰”制度。深化人才崗位聘用、職稱評定等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以品德、能力和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機制和激勵政策，完善以業績為導向的考核機制；不應按照行政管理辦法管理人才，更不能把人才“管死”。引導有潛力的專家向智庫專家轉型。社科專家一般具備研究社會問題的獨特視角和功底，轉型較為容易；只要緊扣社會問題，深入分析成因並提出解決方案，就可以實現由關注理論到關注現實問題的轉變，由一般研究向政策研究、第三方評估等方面延伸。建立由國內外知名專家、有豐富實踐經驗又有理論知識的離退休黨政官員和企業高管等組成的專家庫，發揮離退休人員的“餘熱”，組織他們在其經驗、精力、知識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參與某些課題調研和報告撰稿。建立“旋轉門”機制。公務員進入智庫工作，可保留原來的住房公積金和社會保障等待遇，也可量化為一定的收入或資産隨身份轉換。
人才培養。以需求為導向，加強人才培養教育培訓，不斷提升人才素質。從急需人才入手，培養出適合國情、具有國際視野，願為國家發展戰略、政策、規劃等出謀劃策，具備學術素養的高素質人才。這些人才既要有過硬的工作能力和水準，更要有忠於職守的思想境界和良好作風。要培養政治素質高、敢擔當的領軍人才和青年骨幹人才；可以安排智庫人員到政府部門挂職，或到有關國際組織任職，或到公益性社會團體或企業兼職，通過挂職任職兼職了解社會，增加歷練、增長見識，以提高政策建議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培育智庫文化和人文情懷。智庫人員需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榮譽感，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講奉獻、講擔當、講使命、講榮譽﹔具有科學嚴謹、客觀務實的思想作風，獨立思考、勇於創新，能自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而苦幹實幹，涵養以“為天地立命，為生命立命”的人文情懷，秉持“唯實求真，守正出新”的工作態度，弘揚“淡泊名利，相互協作”的團隊精神。
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需要高端人才；建設一流智庫，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撐。只有充分發揮人才的聰明才智，才能建成世界一流智庫。
促進智庫健康發展的對策建議
基於以上實際，茲提出促進中國智庫發展的八大對策。
1.構建智庫體系。注重智庫定位的科學性和分佈分層的合理性，促進其健康快速發展。制定智庫發展規劃，統籌新型智庫建設，實現體制內外智庫的有效聯繫和對接，推動各類智庫共同、均衡發展；積極發展多類型、多層次智庫，包括官方智庫、民間智庫，高校、社科院、黨政軍智庫，戰略性、專業性智庫，全國性、區域性智庫等，形成分層分類、協同有序的發展格局。建立智庫組織、標準和運作流程，發揮黨和政府聯繫智庫、學者的橋梁作用，促進新型智庫建設的專業化和集群化。規範社會智庫發展，促進社會智庫的健康持續發展。加強分類指導，區分智庫、研究機構、諮詢機構、宣傳機構和教育機構，避免智庫泛化和標簽化。只有分工明確，才能互補長短、各盡其能。
2.完善決策諮詢制度。完善重大決策意見徵集制度。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座談會、論證會等形式，廣泛聽取智庫的意見和建議，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建立重大決策的智庫參與制度，實現智庫參與決策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通過制度設計，釋放決策部門的諮詢需求，對新型智庫發展起到引導作用。出臺購買決策諮詢服務意見，明確購買範圍、程式和雙方的責任義務。推進不同類型、不同性質智庫改革。鼓勵不同智庫主體開展規範有序競爭，形成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産品供給生態，提升智庫公信力和影響力。
3.建設供需對接平臺。渠道，有利於政府發佈決策需求和研究課題，有利於智庫成果的採納。決策部門要建立決策諮詢需求資訊發佈平臺，圍繞黨委政府的重大決策、重大戰略、重要部署，引導智庫研究方向，增強智庫研究成果的針對性；智庫應建立相應的選題機制，把握國家需要的戰略性、全局性、綜合性、前瞻性問題，主動出題目、設議題，開展實證研究。建立健全溝通協調機制，推動政府部門政策研究與智庫諮詢研究的有效對接。加強話語體系的轉換，促進高品質的理論成果向智庫成果轉化。官方智庫可以辦成“小實體、大網路”，既要做好研究，更要組織社會力量，吸收社會各界政策研究成果，集中天下智慧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官方智庫可與各部門各地區各行業各領域的智庫開展合作，取長補短，解決“通天渠道”和人力資源不足問題。建立制度，包括動態簡報制度，評優激勵獎勵制度，必要的經費贊助和購買服務制度，以及政策研究諮詢競爭制度等。避免決策諮詢“專家秀”：專家為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背書”，進而出現專家言論的“空洞化”和“口號化”。
4.健全治理體系。一流智庫、一流成果不是政府管出來的，也不能用行政辦法管理。首先，要建章立制，制定明晰的標準規範和管理措施，確保智庫的各項活動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其次，要優化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職能，發揮其在促進供需對接、制定行業標準，規範評價監管、增進機構協作等方面的協調職能。再次，要創新內部治理，探索建設智庫體制機制，推進行政管理與科研管理分工，在“黨管智庫”原則下完善理事會或決策諮詢委員會的業務管理體制。最後，要完善督查和問責制度。監督機制可以在三個層面展開：一是內部監督，如財務制度、保密制度等；二是業務監督，如對學術不端之類的數據造假、報告抄襲等的督查；三是合法性督查，如保密法或其他法規框架下的監督等。智庫服務重大決策，一旦發現智庫和決策主體及其他相關利益主體間存在共謀關係，出現決策失誤、産生重大負面影響、造成重大損失，應根據相關法律追究智庫的連帶責任。
5.建立融資機制。資金是智庫出“好點子”的保障。財務獨立是智庫獨立性的關鍵，經費來源影響智庫産品的價值取向。應設立國家財政智庫預算科目，體現政府購買智庫服務的要求。建立智庫發展扶持機制，政府、企業可“購買”智庫成果，但智庫人員不能“出售”人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智庫成果是商品，但智庫不能成為資本的附庸。要制定嚴格的捐贈規則，實行出資者意願與資金使用的分離、資金資助與課題研究的分離，保證專家在不受干涉和干擾的情況下進行獨立研究。建立開放競爭的智庫人才管理和運作機制，發揮智庫人才積極性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建立科學合理的管理制度，理順智庫內部的運作流程，並向社會傳遞智庫運作規範化的資訊，以贏得更多的社會信任、吸納更多專業人才的加盟和更多的資源投入。
6.建立智庫成果的産權保護制度。中國對智力成果的智慧財産權保護意識薄弱。諮詢市場發育不足，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特別是民間智庫發展的最大制約。必須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市場配置資源的要求，強化智力成果具有交換價值的理念，承認智力成果應當得到合理回報；肯定諮詢意見對提高政府決策水準、改善企業經營管理的作用，並願意為之付出相應的價格。建立政府購買決策諮詢服務制度。凡智庫提供的諮詢報告、政策方案、規劃設計、調研數據等，均應當納入政府採購範圍和政府購買服務的指導性目錄。建立按需購買、以事定費、公開擇優、合同管理的購買機制，採用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等多種方式購買。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的決策諮詢服務供給體系，推進服務主體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樣化，滿足政府部門多層次、多方面的決策需求。將分散在法規中的有關非營利組織的稅收規制條款加以梳理、修改、補充和完善，細化、明確法律條款，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7.拓展國際合作機制。開展公共外交、提供中國智慧、增強國際影響，是高端智庫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的重要方式。近年來，中國智庫在交流和研究成果國際化方面取得初步成績。通過論壇、峰會和出訪等形式開展國際交流並建立互信；通過發表論文、出版外文著作等方式推動中國經驗和中國觀念走向世界。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有限，處於有理説不清，説了傳不開的境地。因此，需要在國際事務中加大話語權，應具備全球化思維，利用外國資源，包括人員資源、組織資源、網路資源，推動中國智庫樹立國際形象和地位，更多地參與全球治理的國際合作、在國際組織中謀求更重要的管理職位，將“二軌”國際影響轉化為“一軌”國際影響，以服務國家總體外交戰略。
8.建立智庫評估體系。重視智庫的培育、使用和作用發揮，建立客觀公正的智庫評價標準和評價機制，並與國家智庫發展基金、選題機制結合，形成基於智庫實力、研究品質、政策建議採納情況、社會認可度和公信力等的評價指標，以便客觀、公正、全面地評價智庫及其産品。可採取政府、學界、社會相結合的原則，加大“影響力”在智庫評價指標體系中的權重；優化決策諮詢成果的獎勵標準，也需要警惕重獎之下的畸形發展。衡量智庫産品需要一系列的指標，包括資源性指標、效用性指標、輸出性指標和影響力指標、産品影響途徑和方式、風險評估、競爭力、資料基礎和應用途徑等方面。對智庫的評價主要體現在組織構架、運作機制、運作模式和分析體系等方面。按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的要求，改革智庫管理體制，為構建更多有影響力的社會智庫奠定制度基礎。
靠報告品質立足，靠人才贏聲譽，靠機制激發活力，靠成果贏得國際話語權。智庫只有不斷推出專業化、原創性、高品質的政策建議類、形勢分析類、政策實施評估類成果，才能形成有特色和影響力的品牌。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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