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28日-29日以“十九大後的中國與世界”為主題的中國經濟與國際合作年會暨新“巴山輪”會議·2017在人民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新“巴山輪”論壇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聯合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和重陽金融研究院聯合承辦。論壇期間，數十位中外學者結合十九大報告和全球經濟形勢，就此進行了展望。
財政部原部長、新“巴山輪”論壇主席項懷誠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他指出，1985年那次巴山輪會議不僅對他個人有啟蒙的作用；對當時許多同志都有啟蒙作用；甚至可以説對於國家領導，也有啟蒙的作用。那次會議讓我們意識到：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有很多東西也值得我們學習。32年後新巴山輪會議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以“十九大後的中國與世界”為題，緊抓時代脈搏，正當其時。歷次巴山輪會議薪火相傳的精神，就是要經濟研究者以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為己任，努力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發展，支撐中國經濟穩定前行。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偉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他表示，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如何更好的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是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今日的中國同樣處於經濟改革關鍵期，面臨加快供給側改革、解決發展中面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以及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紅線等重大問題。需要我們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一道努力，為打造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獻計獻策，需要新“巴山輪會議”這樣的智庫平臺來思考與探索未來，承擔歷史責任。大力進行高水準智庫建設，加強理論家和實干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在“知”和“行”之間架起一座橋梁。
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新“巴山輪”論壇執行主席兼秘書長曹文煉出席並致辭。發言中他談了幾點對十九大的心得體會：首先，新時代的深刻內涵紮根于中國實情。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所反映的是當代中國發展的實情，集中體現在新時代發展目標的全面性和多元化。其次，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革中實現共同發展。第三，理論研究仍然要堅持問題導向。最後，他表示希望中國人民大學加快創建具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學。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球出席併發言。他表示，實際上歷史上“巴山輪”會議主要是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尋找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路和經濟的發展模式。現在我們進入新的時代，我們也面臨著未來的中國如何走出一個與中國發展目標相匹配的發展模式，解決中國宏觀經濟的問題，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也就是説要保住系統性這個底線，這也是新“巴山輪”會議的重要任務。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在主旨演講中表示，十九大後，未來中國經濟將呈現出五大趨勢性的變化。一是中國經濟今後還會延續新常態以來增速向中高速收斂的態勢，提高品質和效率可能會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旋律；二是傳統産業正在逐步達到峰值，或者説已經達到了峰值，新興産業會進入新的擴張週期；三是城鎮化還會深度展開，更多的省份會進入中高速收入階段；四是能源和主要礦産資源的需求會逐步達到峰值，原來能源的消耗和排放跟ＧＤＰ增長是掛鉤的，未來逐步會呈現一個弱的脫鉤態勢；五是未來中國（經濟）佔全球的份額還會明顯提升。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報告提到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品質第一、效率優先；強調要堅持一條主線，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要推動三大變革，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強調要建設一個産業體系，就是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一個産業體系；強調建設三個有的經濟體制，市場機制要有效，微觀主體要有活力，宏觀調控要有度。我覺得它賦予了現代化經濟體系一個完整的框架和內涵。
南京大學原黨委書記、教授洪銀興在主旨演講中提出，興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還需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産業邁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他表示，中國的企業走出去，不是到國外買一個球隊買一個酒店，買一個俱樂部，主要應該是價值鏈走出去。價值鏈走出去，它的發展機會就不僅僅是給中國産業，也是給“一帶一路”上的國家和地區的。以中國企業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一條是以高端技術為主導，一條是以轉移加工組裝環節的價值鏈，前一條價值鏈佈局以科技優勢為導向，後一條價值鏈佈局以稟賦的比較優勢為導向。
出席論壇的斯洛維尼亞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也表示，中國從過去關注經濟總量轉向關注經濟品質，在創新領域加強國際合作也尤為重要。他認為，中國和歐盟在創新領域的合作大有可為。達尼洛·圖爾克説，我們需要更多的發展渠道和科技交流，增強未來歐盟和中國的交流。我們也了解到中共的十九大已經從應用科學轉向更多的關注基礎科學的研究。這對於歐洲的合作夥伴意味著什麼呢？我們需要去思考如何能夠更好的發展基礎性的科學，把它提升到一個更新的高度。現在的創新不僅僅是局限于科學和技術，還應該包括社會政策的創新、法治創新，等等。
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出席並演講。他表示，幣值能夠保持穩定、通脹能夠控制在預期水準，當然是一件好事，而且這是我們必須努力做到的事情。但是，僅僅這樣不一定能夠避免發生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這提示我們除了需要依靠貨幣政策來調控金融運作，保持物價穩定之外，除了在微觀上要對各個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運作方式實施監管、努力促使他們依法合規經營之外，還需要從宏觀層面上增加對金融業的整體運作態勢，乃至金融業的風險偏好的關注和監督。楊凱生認為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的加快建立和逐步健全，是下一步我國金融改革的重要內容。宏觀和微觀兩方面的審慎監管密切合作、統籌協調，加快促使我國金融業做好實體經濟的支援工作的同時，自身健康發展並不斷擴大。
第一單元：建設“現代經濟體系”
全面現代化：從勤勞致富走向適度的享受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出席論壇表示，建設現代經濟體系是在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前提之下而做出的部署，特別要注意切忌新瓶裝舊酒。第一，在新時代的背景條件下，要按照新時代的要求來構建現代經濟體系。第二，既然是新的社會矛盾，那麼我們接下來在構建現代經濟體系著力解決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問題，而非以往的規模問題速度問題。第三，新常態，用改革的辦法去推動結構調整，而不是傳統意義的以擴大需求，基於總量考慮的方式去解決經濟問題也是第三個著眼點。第四，新的發展理念，新的發展理念是以品質和效益為主線，而非速度和規模。第五，新的政策框架，我們現在宏觀經濟政策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以往的需求管理政策，要以改革的方式推動結構性的調整，而不單純是通過政策安排。第六，新的目標，我們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條件下去建設現代經濟體系，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表示，在過去我們改革的主體是構建市場的框架。是國家強力機構來進行主動的培育我們的市場主體，建立市場制度，讓我們資源配置的方式朝著我們當年所構思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來進行運作。但是這裡面有一個悖論，國家的特點它是二元性的，一方面它能夠提供公共品，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權力和暴力的這樣一個體系。它在發展過程中，會出現權力建設的變化，導致出現了很多的利益集團和腐敗，出現了我們整體改革停滯的權力體系和利益體系的障礙。十九大報告裏面談論現代經濟體系，不僅僅是六個方面，重要的是在未來裏面仍然要遵循在新時代改革方略，要有一個重大的一種拐點性的變化。這種拐點性的變化就是我們講的不能就經濟改經濟，就市場調市場，經濟改革的內涵和它的關鍵在經濟之外，在我們的社會改革，在我們的政治改革。
我們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不在於簡單的市場主體本身的培育，對政府的權力約束是很關鍵的一個要點。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平新喬認為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來保障市場經濟可以更好、更全面的發展，為人民服務。今後一段時間裏面，社會主義經濟新體制的建立，主要存在的結構問題在農村。還有個問題就是創新，這十多年來整個世界創新是在做網際網路+或者在做機器學習，整個資産結構很可能實現輕資産結構，就是資産變輕，那麼國家的控制力，國有企業會主導這個經濟結構是不是有變化都需要進一步研究。輕資産時代，我覺得國家的調控，公有制的控制力應該主要放在網路和社會的基礎設施上面。
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瑞龍認為，進入新時代，構建出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就必須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原則就是要發揮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第一，必須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讓市場機制在資源分配當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第二個推進市場化的改革，必須要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之間的權力邊界，政府不要錯位，社會更不要越位。第三個一定要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要求，來轉變政府職能，來深化政府體制的改革，來深化財政金融體制的改革，優化産業政策，完善宏觀調控的方式。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梳理了一下到2035年我們要全面現代化的幾個標準，在除了收入之外還需要達到什麼標準？第一個，全民社保。首先醫保的品質需要提高。在養老保險方面，國家應該通過變賣一些國有資産，把個人賬戶做實。第二個，消除城鄉差距，消除地區差距，城鄉一體化，應該對內開放，目前對內開放不足，廣大的內陸地區還有很大的潛力。第三個，恢復環境修復生態。第四個，應該把我們的經濟政策從注重生産改變為注重福利的提高。
此外，姚洋認為，未來中國要進行更高階段的對外開放，要增加鼓勵中高端的消費，落實到行動上，國家關稅必須下降。通過降低關稅創造一個中産階級的市場，汽車行業是個很好的例子，通過降低關稅以後國産汽車就活過來了。如果我們能通過這次大會確立一個新的這種指導思想，開放我們的市場，從勤勞致富走向適度的享受，那我想實現我們的全面現代化就有了希望。
第二單元：新時代的“兩步走”戰略
不提GDP指標，但高品質和高速度的增長不矛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方福前就黨的“十九大”提出2020年-2050年兩階段或者“兩步走”新的發展戰略提了三點看法：第一點，這個“兩步走”戰略是為我們未來30多年提出的一個清晰的藍圖和目標。同時也給我們指出了未來我們的主要任務和奮斗方向。第二點，從“兩步走”戰略的目標來看，我們共産黨人，社會主義國家所努力奮鬥的事業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我初步測算了中國GDP，中國GDP總量大約在2040年前後就可以和美國比肩，甚至會超過美國的GDP總量。第三點，“兩步走”戰略實際上給了我們現代化的新時代賦予了新的內涵，這次“十九大”提出一個新時代，我認為含義就是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黨委書記李明星提出三個方面的要求，第一個方面，建設現代經濟體系，從生産力角度來看，科學實力要將大幅提升，躋身創新型國家的前列。這新的經濟體系裏邊，第一個是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得經濟變得更加健康。在這個基礎上通過一降，降成本這種方式，創造更好的創業環境。一補，補短板，使我們缺失和不平衡的地方補起來，創造一個更加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如果“一帶一路”建設能以更加開放的合作，或者國際的研發體系來工作，廣泛吸納合作夥伴，把世界的成熟的技術用於市場，在這個過程中或許會形成新的系統整合式創新。第二個方面，習主席講話裏面特別強調的是城鄉共同發展，改革開放初期是二元經濟結構，要克服資本自由流動和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徹底實現現代化。第三個方面我們現代社會治理格局要成熟，社會要充滿活力又要和諧有序。
北京師範大學經管學院院長賴德勝表示，這一次的“兩步走”戰略跟以往比起來有三個更加：一是更加清晰、更加精確；二是更加強調品質與效率；三是更加的全面。其次，新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對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這一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這個矛盾要化解的話，要縮短這種差距，我們當然要引導好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預期。最後，我們這個“兩步走”目標要通過六個五年規劃實施，都應該遵循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用這樣的發展理念，這裡面特別強調創新問題，前面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創新。創新的決定因素很多，特別是教育。教育會影響未來的“兩步走”戰略，今年出生的孩子到2035年是18歲，那時候我們的教育有沒有更加的公平？更加的充分？更加高品質？因此，在強調新理念的時候，特別要注重人全面的發展，人的教育程度提高。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陳詩一則表示，推動經濟高品質的發展有兩個重要因素：第一方面，要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第二方面，要讓政府更好的發揮作用。市場和政府的關係處理好與否關係到未來“兩步走”發展的成功與否。未來30年，這個“兩步走”與此前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的特徵有所不同的是，我們不再提GDP的指標，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增長，強調品質與效率主導性的一個發展。這是我們未來“兩步走”要緊緊抓住的一個核心要點。提高全要素生産力，這是一個學術性的用語，我們可能來提出一個更好的全方面考慮高品質增長率這樣一個指標。從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來看，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創新人才、資本、土地、能源、資源，這些所有資源要素的充分流動、合理的配置，形成合理的産業體系，走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這樣一個産業體系。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蘇劍提出，2020-2050年這3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任務還是相當繁重的。好多國家都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已經上不去了，但蘇劍認為高品質和高速度的增長可以並存的，我們可以同時追求。多年前林毅夫教授提過中國經濟還有8%的高速增長20年的潛力。雖然現在逐漸強調轉型，但從需求側來看中國依然有這樣的潛力。接下來面臨到問題了，首要的就是中國的人口危機。現在中國的勞動力一開始減少，到2022年以後，中國勞動力每年將減少一千萬以上。與其擔心左右工作被AI代替，不如考慮如何培育出更優秀的不同領域的人才。
第三單元：“金融危機”十週年與全球經濟
後危機時代孕育金融發展新理念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球表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是我國在新時期經濟體系改革發展的基本要求。金融危機主要體現了三方面教訓：第一，監管透明度不足；第二，金融機構的功能發生了變化，金融産品的功能已經違背了其應有的作用；第三，過度的杠桿造成了金融危機。金融改革方興未艾，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依然是經濟、社會和財政金融決策中不可忽視的問題。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進一步發展，金融體系對外開放已成大勢所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需求空前強烈。在此基礎上，推進金融體系國際化的同時，我們需要找到經濟增速和人民幣長期信用間的平衡點。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通過金融手段增加杠桿在單一的領域中過度的資源配置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在面對金融危機發生時，各國採取傳統方式應對，即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刺激性調控。在新時期，各國在應對金融危機後採用了不同的措施，美國趨於保守的政策，而中國趨於開放的政策。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畢吉耀在發言中提醒我們要警惕經濟發展“脫實向虛”的趨勢。在房價上漲情況下，以地産資産衍生出的金融産品並未服務與實體經濟，最終造成金融危機，所以發展金融，必須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宗旨；對於可能引發系統性危機的金融機構要不要救？這其實是關於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不能教條的看這個事情。實際上從次貸危機到金融危機的標誌性是雷曼兄弟破産。雷曼公司本身它持有次貸很少，如果當時美國政府拿1800億把它救了就沒有這個危機了。當次貸危機發酵成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花了3770億，整個金融系統錢花的更多，時間更長。對於金融危機，有一點判斷：現在處於後金融危機時代，金融危機的影響並未消除。我們仍處於消除金融危機遺留問題的時期。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萬喆説，十九大後國家金融戰略需“正位”。信貸擴張造成的泡沫、信貸的金融不斷的延長，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內因，我們應總結歷史，避免重蹈覆轍。十九大之後，中國繼續深化改革刻不容緩，未來貨幣政策宏觀審慎監管將會繼續加強，金融反腐會繼續深入，對金融框架會再塑造。短期來看金融要全面化、常規化，長期來看深化改革對財政決策提出更明確的要求，因此它將來可能蘊含了一個非常有彈性的空間，來全面管理貨幣政策和整個經濟政策。
第四單元：新型大國關係與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要“建立新規則、更新舊秩序”雙輪驅動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蘇格表示，當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進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新興市場國家快速崛起，尤其是中國的發展贏得了世界矚目。然而，當今世界面臨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巨大等挑戰，全球治理未來任務艱巨。習主席在十九大報告中為未來中國外交確立了兩大目標：一是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係，拋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零和博弈的陳舊觀念，結伴而不結盟，完善全球夥伴關係網路；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新型發展觀、治理觀的突出體現，包含著實現世界共同發展的內涵，是當今世界最具有活力和擔當的倡議。進入新時代，全球治理面臨五大任務：1）維護持久和平；2）推進普遍安全；3）推動共同繁榮；4）繼續開放包容，深化文明互鑒與友好交往；5）建設清潔美麗世界，保護生態文明。良好的新型大國關係對實現全球治理上述目標有著重要意義，因為雖然大小國家主權平等，但大國在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上存在客觀優勢。因此，大國對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應該負有更大責任和擔當，而不應該對權力和資源擁有更大程度的壟斷。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提出，儘管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參與，但大國關係決定了全球治理的水準和成效。健康的新型大國關係離不開三大要素：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與合作共贏。不衝突不對抗是大國生存的必要條件；相互尊重是國家間合作的基礎；合作共贏是大國關係的目標。大國在應對全球問題與挑戰時可以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今世界，新的全球性問題不斷出現一方面需要建立新規則秩序，另一方面也需要更新過時的舊規則秩序。自二戰以來，美國通過保持、加強軍事同盟體系，建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組織體系，借助其他國家力量，以最小成本維護國際秩序，從而維護自身利益。當前，由於國內政治原因，美國維護全球秩序的能力和意願下降；中國維護全球秩序的能力和意願依然有待進一步上升。中國目前正處於成長期，未來對國際合作的需求會越來越大。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勝軍認為，十九大報告中對國際局勢有一重大判斷：大國力量更趨於平衡。這意味著支援舊秩序和新時代的國際力量日趨平衡。因此進入新時代，新型大國關係與國際秩序演進緊密相關。當前，威斯特伐利亞戰爭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進入了危機總爆發的階段，自由民主制度愈來愈展現出治理失效的面相；但與此同時，當代國際秩序開始了自我演進，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以來，中國持續向西方學習，而現在西方世界在多重危機中開始從多方面深刻反思自身，中國智慧、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也成為了西方認真研究和學習的對象。進入新時代，中國的穩步前行將持續帶動上述相互學習的進程，促進世界走出全球治理的困境。
大國力量平衡具體到中美關係而言，政治方面，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競爭、對全球秩序的不同看法會持續存在，但雙方力量會趨於動態平衡，而平衡是秩序生成的前提；安全方面，中美合作才能帶來真正的安全，在力量平衡的前提下，雙方安全合作意願將會上升；經濟方面，中美合作才能帶來共贏；戰略方面，中美需要加強協調，因為沒有國家強大到能獨自構建世界秩序；發展方面，中國將起主導作用，因為中國成功的發展經驗能夠為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實現現代化的有效路徑選擇。因此總體來看，中美之間未來不會發生“取而代之”式的競爭，相反合作動能大於對抗動能。
第五單元：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全球發展樹立“人類為中心”新倫理
中國銀行原副行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張燕玲在發言中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在新世紀提出的美好願景，呼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主席把握世界發展變化趨勢，提出的一份超越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中國方略。這一思想內涵非常豐富，包括重塑經濟全球化、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堅持環境友好合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時代課題，順應時代和平發展大勢，符合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習近平提出的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四點主張”為全球經濟開出了藥方，體現了正確的義利觀。眼下中國所進行的海外投資項目具有人性化特徵，有效促進了民心相通。部分走出去的金融機構通過資本疊加延伸了金融資本的內涵，成為撬動更大投資的支點，使得一帶一路項目在相關投資地區立穩了腳跟。中共十九大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意義，為中國企業今後貫徹“走出去”戰略指明瞭方向。
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立勇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宏大的敘事。第一方面，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眾多挑戰。首先，全球化出現了挫折，逆全球化趨勢凸顯，國際貿易增長率連年低於世界經濟增長率，國際投資也逐年下滑。其次，部分西方大國拒絕承擔國際責任，美國提出“美國第一”原則、英國退出歐盟是最明顯的例證。再次，美國對於中東、南亞、東北亞等地區熱點問題改變立場，帶來了非常嚴重的政策後果。最後，大國之間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加，其框架有待進一步規劃。
第二方面，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大勢所趨。人類的聯合與共融乃是大勢所趨，而中國在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中國發展的穩定性在增強，對於全世界帶來了重大利好。其次，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實現了量變到質變的轉變，製造業、投資均在國際範圍內佔據重要地位。最後，中國文化的制度優勢逐漸顯現出來。中國文化中本就有“天人合一”、“王道”等內涵，西方則體現出非常明顯的“零和博弈”。
第三方面，“一帶一路”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係。二者體現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一帶一路”的合作國家正在逐步擴展到全世界，既包括沿線國家也包括夥伴國家。西方原有全球化常常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則體現出一種糾偏。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談了三點看法：第一，把握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結合時代背景。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戰略判斷實現了對毛澤東“革命與戰爭”戰略判斷對革新，因而提出了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百年不動搖。當今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重大時間節點的劃分，均以“和平與發展”這一判斷為前提。
第二， 供給側創新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人類社會的創新都發生在供給側，需求側的反應機制決定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路徑。生物界的“達爾文主義”映射到人類社會便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生存與發展是一以貫之的。當前的包容性發展理念實現了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超越。創新所面臨的威脅便是核威懾，人類需要在核威懾下走出困境。
第三， 習總書記提出摒棄“你輸我贏”的思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這一思想的體現。各個社會成員、民族國家的本質都是人構成的，應該對人性進行把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 倡議體現了中國夢與世界夢是相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認為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從三個維度展開。十九大報告多次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反映出中國共産黨國際屬性的復歸。中國將要實現的十億級別的工業化前所未有，將書寫人類文明的新篇章。過去我們的觀念是東西向的，東方向西方靠攏，未來要包括南北向的，橫貫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當前，我們在開創21世紀可持續新文明的時候實現了密切的聯繫。未來，我們要開創全球公域的治理。
在21世紀通“中國古代思想傳統”，需要進行創造性、創新型的轉化；在21世紀通“西方思想傳統”，需要用文明的觀念實現對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家觀念的超越；在21世紀通“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需要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借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超越。
今後的發展應當以人類為中心而不是以強者為中心，打造“命”與“運”一體的格局。為天地立心，心便是人類的共同價值；為生民立命，命是人類的整體性；為往聖繼絕學，實現中華文明的永續發展；為萬世開太平，實現超越普世價值的大包容，實現普遍安全和共同繁榮。
閉幕式：把中國的問題研究清楚了，人類社會80%-90%的問題也就清楚了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球在閉幕式上總結道，中國是一個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同時也是一個結構比較複雜的一個社會。處在一個快速的變革之中，人類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問題、矛盾 、現象、規律在這裡都能找到。吳曉球指出中國經濟社會處在一個快速變革期，有非常豐富的研究對象。把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研究清楚了，人類社會的80%-90%的問題也就清楚了。海外留學回來的年輕學者有很好的研究方法，但是需要認真思考中國的問題，論文一定要有中國的問題，不要拿美國的數據來説明這就是規律，這個不完整，況且美國的現象，那個社會不成熟，它並不具有特別的共性。他認為把中國的社會問題研究清楚對全球的貢獻更大，這就是所謂的總書記説的紮根中國大地。拍腦子從網上抄一抄外國的東西來糊弄別人，這個不行。研究者要深刻地研究研究對象，並且要負責任，當然不同的聲音也是學術發展的重要條件，但這批評必須是善意的，建設性的，出發點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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