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的理解，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主要是高校、黨校系統的工作。其實，高校以外的各類智庫功能定位和發展建設，也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之一。智庫的政策研究無論作為功能或管理載體，還是研究成産品本身，都是屬於國家意識形態、文明建設管理系統的一部分，當然也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組成部分。
智庫的主要工作是為各級政府部門提供治理方案，對社會、經濟、外交、國家安全、法治、醫保、教育等領域遇到的問題、挑戰和矛盾提出有效應對舉措，對改革開放和國家安全戰略提出頂層設計。這些方案、舉措、設計，在形式和使用定位上有較大區別：有些是短平快的，內含具體操作性措施或解決疑難雜症的“金點子”。但更多的是問題分析、數據實證以及中長期思路和舉措。這些好的建議需以研究者積累的學科知識經驗和邏輯為基礎，而不是簡單拍腦袋形成的，更不可能以日常議論和評價為主要話語形式。
就此而言，如果沒有很好的學術訓練，缺乏理論基礎，沒有對國內外學界的研究動向進行跟蹤、思考、評判、提煉，相關政策報告內容一定是膚淺的、感性的，其分析與論證是缺乏前瞻性、科學性的，甚至結論是荒謬的，應對措施是脫離實際的。這也就意味著，智庫研究人員只有具有元學科、跨學科的知識和理論，熟練掌握科學方法，深入了解中國國情、歷史經驗、國際動向和發展模式，才能夠形成有力的話語、創新的概念和有效的分析，其研究産品才是有“資政”意義的。
近年來興起的智庫熱表明，國家和社會對智庫研究有很大的需求。這難免在客觀上造成了智庫研究者忙於過程和數量管理，而相對忽視了對理論創新與轉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要求，放鬆了對智庫學科、理論研究的重視和資源的長期性投入，減少了對學科性研究週期性特點的理解和關注。具體問題包括：缺乏對年輕科研人員的培養、訓練以及研究方向、目標規劃、課題申報能力的指導，欠缺對“冷課題”的研究、不同學科方向的補缺和前沿學科發展成果的關注，等等。
其實，智庫研究者應該具有這樣的一種意識：研究成果不僅是出版成一本著作，其中的部分內容甚至核心內容應當可以提煉、轉化為公共産品，成為黨和國家施政的一部分或者內在的理論依據、外在的闡釋話語，成為政策糾偏的科學依據。有理論和學科修養的智庫研究者，應該能夠把融會貫通的理論和思想滲透進政策的規劃中，應該可以超越一些政策分析和規劃中存在的就事論事、程式化、短視化的不足。
同理，政策研究的長期積累和各種戰略性認知，也可以上升到理論和學術高度，為學科內容提供延伸性、實證性的案例，證偽錯誤論述，糾偏以訛傳訛的觀點。特別是，改革開放不同階段遇到的各種問題、階段性的突破方案，都是我們中國特有的。這個過程中的許多政策成果、經驗教訓應該轉化為經典型理論敘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事智庫研究的人，同樣可以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出大力氣。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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