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背後的“第四力量”

      大國崛起的背後有哪些因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博士和秘書長苗綠博士的新書《大國背後的“第四力量”》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新觀點。為此，記者採訪了苗綠女士。

      “智庫，具有産生新思想、影響政治決策、引導輿論、教育公眾、儲存和輸送人才、開展二軌外交等功能，影響甚大，被稱為所在國立法、行政、司法權力機構之外的‘第四力量’。縱觀世界史，幾乎每個大國崛起的背後，都有來自智庫的力量支撐。“ 苗博士説，“老牌帝國代表英國被公認為歐洲智庫之開先河者，這個國家的智庫幾乎與工業革命同時起步。20世紀前半葉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國民經濟和社會研究所、政治和經濟研究所、亞當•斯密研究所為代表的一批智庫為英國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本。尤其是撒切爾政府時代以來，智庫在英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比如撒切爾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庫系統研究後付諸實施的。

      蘭德公司在“冷戰”時期主導了美國的核戰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謀劃了裏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之後主導了小布希政府的外交軍事戰略，直至消滅了薩達姆政權；外交關係學會參與設計聯合國憲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蘇聯，參與謀劃馬歇爾計劃；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權力委員會’，提出了‘巧權力’外交思想，並被奧巴馬政府採納……可以説，美國智庫的創新思想為這個國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馬功勞’。”

      “其他國家，如德國，”苗博士繼續説，“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政府意識到諮詢工作的重要性，於是建議政府各個部門、各行業都建立諮詢部門，並由政府資助5年。在政府的重視下，隨著戰後德國的崛起，德國智庫得到了快速發展， 如以反腐敗為主要研究對象的透明國際，其在全球反腐敗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領域內都發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

      俄羅斯具有現代意義的智庫組織産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解凍’時期。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有許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學者曾擔任該所所長，比如第一任所長А.А.阿爾祖馬尼揚多次參與蘇共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綱領及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的領導下，該研究所成為當時蘇聯領導的智囊機構。第二任所長是原蘇聯重要的研究國際關係問題的專家，第三任所長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和主管意識形態的書記處書記……在這些政治精英的領導下，研究所對俄羅斯政策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那亞洲國家情況怎麼樣？”記者不禁想知道我們的鄰居們怎麼做的。“相較于歐美智庫動輒上百年的歷史，亞洲智庫的歷史並不算太長，不過其影響同樣深遠，以日本為例，戰後日本經濟之所以迅速騰飛，不僅有賴於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和強大支柱産業的牽引，也有智庫的整體性、前瞻性思考和高品質成果為國家經濟決策提供的重要支撐。比如野村綜合研究所就是日本智庫中的佼佼者，它曾深度參與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國家戰略的研究中，深刻影響了日本政府的決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對外貿易及國家安全方面的決策也深受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影響。”

      根據CCG提供的資料，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野村綜合研究所……正是這一家家智庫，深刻影響著各國的經濟、軍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決策，以至早在1971年，美國學者保羅•迪克遜（Paul Dickson）就已經在其著作《思想庫》（Think Tanks）一書中，稱智庫是獨立於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了，其影響力可見一斑。全球化的今天，智庫對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開始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識。2016年，智庫已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

     在中國，智庫更重要。中國有著自己獨特的國情，有著西方無法比擬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如果決策不夠科學，那麼帶來的影響也可能是相當大的，所以中國政府的決策機制科學化就特別需要智庫的參與。如果能夠發揮智庫尤其是第三方社會智庫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思想出口單一、論證不足的弊病。智庫的發展還有利於推動中國的協商民主建設，進一步完善中國各級政府的決策機制。因此，正在崛起中的中國，亟需一大批具有獨立性、專業性、國際性和公信力、影響力的智庫作為強大的智力後盾。

      中國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工業化道路，在經濟上一躍成為世界性大國的同時，也面臨經濟增速放緩的尷尬，中國已經走到了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層面，國際社會既希望中國可以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又擔心中國搶奪了他們的國際地位。在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國外交政策的些許調整都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甚至被視為‘威脅’。當‘對內經濟轉型、對外大國崛起’成為新時代的鮮明特徵時，中國的決策層面臨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課題與新挑戰。這就需要高水準的新型智庫提供準確資訊、專業知識與深刻思想，為中國的經濟轉型、社會穩定保駕護航，也需要智庫以獨立第三方的身份擔當民間外交的使者，搭建國際交流平臺，開闢高層對話的第二軌道。這也都是CCG的使命和努力方向”，苗博士繼續説。

      本書作者王輝耀和苗綠博士在創辦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前後，曾拜訪過蘭德公司、布魯金斯學會、傳統基金會等30多家國際知名智庫，與上百位智庫專家有過探討交流，王輝耀博士還專門到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訪問研究員，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潛心探索國際智庫的運作之道。作為中國智庫發展的探索者，王輝耀和苗綠博士將多年運營中國社會智庫的經驗與實踐心得總結出來，推出了《大國背後的“第四力量”》一書，書中將智庫的創新運營總結昇華為“思想創新力、研究支撐力、社會傳播力、國際輸出力和政策影響力”五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稱之為智庫創新運營“五力模型”。

       思想創新力是智庫的核心競爭力，是決定智庫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在當今全球人才流動的大環境中，能否凝聚世界範圍內的優秀人才，是智庫能否産生新思想的關鍵。智庫在充分激發“內腦”的同時，還需要加強外部的交流與合作，善於借用“外腦”來為智庫實現知識更新，為研究工作帶來新的思想碰撞。

      研究支撐力是五力的核心，只有扎紮實實做研究，才能不斷迸發出新的思想火花，為國內傳播、國際傳播形成支撐，並最終拓展到對政策的影響力。智庫的研究定位應是時代背景與自身資源結合的産物，時代背景是智庫選擇研究方向的出發點，自身資源則是智庫取捨研究方向的立足點。對一家智庫來説，關鍵是要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強項，智庫的定位需要專業和專注。智庫的研究選題，不但要關注重大緊迫的現實問題，更應該從戰略高度對國家的未來提供前瞻性的宏觀思考。豐富的研究數據支撐、政府資訊扶助、研究方法不斷推陳出新、研究品質的控制等均是智庫生産出“高品質産品”的關鍵。

      社會傳播力是智庫研究成果實現影響力最大化的必經之路。對成功的智庫而言，將研究成果有效傳達給受眾與完成高品質的政策分析同樣重要。智庫可以通過建立溝通交流機制、研究輸出機制、輿論引導機制來打造自身的社會傳播力。

      國際輸出力是全球頂尖智庫的共同特徵。全球化背景下，人類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共同挑戰與威脅，相較于歐美等發達國家智庫的國際化研究視角與研究領域，中國智庫具有全球研究視野的並不多。國內智庫更專注于自身問題，埋頭研究國內公共政策，很少參與全球性事務中，更少有機會在國際性會議中表達自己的觀點。要更好的助推中國的大國崛起，中國智庫就要始終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學習的心態，在立足國內問題研究的基礎上，密切關注全球性問題；在充分利用國內資源的同時，能夠深挖國際資源，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通過人員交往、學術交流、聯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國際研究網路；充分利用網路媒介實現智庫成果的全球傳播；主動設定國際議題，在國際熱點問題上積極發聲，引導國際輿論，打造中國智庫的國際話語權。

      政策影響力是智庫的最終目標。從全球範圍來看，各國智庫基本上圍繞國家權力機構的三個層次即決策層、精英集團以及社會大眾，採取直接或間接，長期或短期的方式影響決策。具體到國家，美國的決策體系決定了美國智庫可以通過影響總統、國會及政府部門，左右國家的政策決策。中國智庫則主要通過內參、政府課題、專題座談以及決策培訓等途徑影響決策。

       這是一個需要智慧去駕馭的時代。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讓世界經濟遭受重創，在全球經濟陰晴不定的同時，“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業已進入了深水區，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日益複雜的世事、國情已經發出了呼喚智庫彰顯能量的時代最強音。可以預見，在未來中國和國際的大舞臺上，中國智庫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原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諮詢委員會主席龍永圖、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世界智庫的著名學者詹姆斯•麥甘（James G. McGann）、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副總裁安德魯•西雷(Andrew Selee)等國內外專家學者都對本書進行了推薦，比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認為，本書是到目前為止最權威、最全面闡述全球及中國智庫發展的、一本值得每一個了解智庫的人必讀的材料。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認為，本書站在全球思想競爭的高度，從多年創辦智庫的實踐出發，在全球傳播機制、融資運營機制、人才管理機制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是所有關心中國智庫發展的學者和實踐者的必讀之書。相信本書的出版將為中國智庫建設提供參考借鑒和選擇路徑，為中國的新型智庫建設大潮貢獻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