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是當前的一個研究熱點，成果很多。但是，這個領域的研究當中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到目前為止，對於全球價值鏈的討論幾乎全部集中于企業的層面，而對國家層面關注甚少。事實上，企業向全球價值鏈躍升與國家向全球價值鏈躍升這兩者之間並非完全重合。企業追逐的是利潤，而國家除了利潤之外，還要關注工資、稅收與社會綜合成本等等。因此，國家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的內涵更加豐富。
國家與企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之間存在複雜的辯證關係：第一、國家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的升級是建立在企業升級的基礎之上的。企業沒有競爭力，國家又何談競爭力？第二、企業升級與國家升級之間也可能存在矛盾。例如，企業把自己的生産轉移到其他國家，利用外國的要素進行生産，企業的利潤增長，國家卻可能遭遇損失。企業通過壓縮工資與避稅以追求利潤的增長，國家同樣可能受到損害。再例如，企業把生産中的環境污染轉嫁給社會，企業的利潤提升了，國家也會遭受損失。因此，在研究企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的同時，也需要關注國家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的躍升。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這樣一類情況：即企業的價值鏈本身並沒有發生躍升（包括技術水準沒有發生明顯的提升與利潤獲得能力沒有提升兩個方面），但是國家卻可能因為産業的組合獲得更多的利益，實現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的躍升。這樣的情況在實踐中是普遍存在的。
第一、價值鏈的引入與遷移。80年代以來，新興經濟體不斷融入全球價值鏈當中，促進了發達國家的産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這樣一些産業在技術上往往並不先進，因為發達國家一般不願意把最先進的技術轉移出去。利潤回報往往也不高，因為跨國企業更願意把利潤創造能力最強的部分保留在本國。但是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越來越多的資源與生産融入到全球分工體系當中，哪怕是嵌入低端，對於本國的發展也是有利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所吸收的相當一部分是被發達國家淘汰的技術及設備，然而卻給中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發展動力。
經濟危機以來，中國沿海地區的産業大量向中西部轉移，帶動了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例如台灣的仁寶集團，將其筆電的生産基地由江蘇昆山轉移到安徽合肥，與聯想集團合資成立聯寶集團。在這樣的轉移過程當中，價值鏈的技術水準及價值並沒有提升，甚至於因為經濟形勢不好，其價值創造能力還有所下降。但是對於企業而言，避免了生産成本的更快上升，保障了基本生存。對合肥而言，則擴大了就業，提升了稅收。對於昆山地區而言，則符合其轉型升級、“騰籠換鳥”的戰略發展目標。總體上實現三方共贏的結果。
第二、價值鏈體系的規模效應。當産業的積聚達到一定規模之後，將能夠産生規模效益。現代工業生産及研發尤其強調集聚效應，不同的價值鏈之間互相配合，共同發展，能夠創造比單一價值鏈更高的價值，甚至並非先進的技術也能夠帶來價值的增量。80年代以來，東亞及東南亞的經濟起飛，受益於價值鏈的規模效應良多。經合組織指出，“……大多數南南貿易都發生在亞洲地區：80% 的南南出口均來自亞洲，其中74% 是亞洲區域內的出口。……尤其是在製造業部門，亞洲地區內垂直分工不斷加深就必然導致了強勁的經濟一體化。”當前，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220多種主要工業産品的産量居世界首位，國內市場巨大，已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這是中國未來産業升級的重要基礎。
中國的産業體系與市場規模對於跨國公司的投資一直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例如：惠普公司的亞太區總部原來設置在新加坡，當其台灣代工廠向中國大陸轉移之後，惠普也將其亞太研發總搬遷到上海。同時將自己的生産基地轉移到重慶，以更好地利用當地的産業整合優勢。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近些年來，中國利用外資的規模總體穩步擴大，連續20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2012年全球跨國公司CEO們投資首選的三個國家是，中國56%、巴西52%、印度37%。來自北美的跨國企業則有超過80%選擇中國作為三大首選投資市場之一。在中國産業向外轉移的過程，如果保證中國的産業規模效益，是中國政府亟需考慮的問題。
第三、高低位價值鏈的並聯發展。假如在由産業由低位價值鏈向高位價值鏈躍升的同時，市場條件允許不放棄低位價值鏈，則對於一國整體價值創造規模的擴大非常有利。中國是一個發展水準的離散程度相當高的大國，不同的收入人群對於産品的需要層次相差很大。不同的市場人群的購買力不同，所以需要銷售不同價格品級的産品。因此，當部分産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或者整體升級之後，價值鏈的低端生産及低級的價值鏈仍然可以創造新的價值，在市場競爭牢牢佔據自己的位置。普遍的例子則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外貿出口的産品與國內銷售産品的品質往往不一樣，甚至於相差懸殊，其中的價值含量明顯不同。在國內市場上，同樣的商品在城市與農村銷售的品質及價格也往往不一樣。這其實就是高低位價值鏈同時存在的重要特徵和意義。
另一種高低位價值鏈的並存是在高位價值鏈發展的基礎上，利用其生産副産品及生産的外部性發展低位的價值鏈，以充分利用資源，實現利潤的最大化。這也是當代大力發展迴圈經濟的內涵之一。
中國當前面臨著製造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的壓力。在這個過程中，應該避免這樣一種不良的趨向：片面追逐更高的技術和高端市場，卻忽視低端市場。李克強于2015年8月21日在國務院先進製造與3D列印專題講座上的講話中指出：“與發達國家在工業3.0基礎上邁向4.0不同，我國不僅要追趕工業4.0，還要在工業2.0、3.0方面‘補課’。”因此，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産業發展的潛力更大，可能的利潤來源更加豐富。不僅工業4.0可能給中國企業發展帶來契機，在工業2.0和工業3.0領域的補課式發展當中同樣可以發現機會。這一點是中國企業及政府不應該忽視的。筆者在調研當中發現，中國産業界相當普遍地存在用三四流的技術生産一二流産品，獲得良好經濟效益的情況。西方國家早已淘汰的設備在中國依然存在經濟上的可利用價值，可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足夠的利潤。尤其是在利基市場中，這樣的情況更加常見。
對於價值鏈的躍升而言，企業層面進行更多的是一種創造性的毀滅。在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的同時，需要對舊的技術、人力及資本進行置換，這個過程對社會的發展是必要的，但是成本比較巨大，風險也是相當突出的。而國家層面的價值鏈躍升，則可能承接這一成本，將不利條件轉化為發展的機遇。企業層面一定程度上的躍升困難，也可能通過國家層面的資源優化配置與組合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彌補。因此，中國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的躍升的過程中應該促進企業與國家的互補與互替，同時發揮企業與國家兩個積極性，實現兩個層面的躍升。節約資源成本，創造更多的價值，實現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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