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開啟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大幕。在此背景下，2014年，由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商務部研究院國際服務貿易研究所、《國際貿易》雜誌社共同主辦，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國家文化發展國際戰略研究院和中國國際貿易學會服務外包實務教學工作委員會承辦，浙江省現代服務業研究中心和啟秀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協辦的“京交會 第八屆國際服務貿易論壇”在北京前門建國飯店隆重舉行。來自商務部、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北京市分會、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商務出版社、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加拿大溫莎大學等主管機構、科研院所和企業的20多位嘉賓出席了會議併發表了演講，來自國內外的200多名學者、企業代表參加了會議。本屆論壇面向全國各高校、科研機構及社會各界人士徵文，共收到投稿71篇，經過專家匿名評審，評選出獲獎論文34篇，其中一等獎一篇、二等獎三篇、三等獎10篇、優秀獎20篇。
本文從服務貿易理論研究、服務貿易相關實證研究、服務貿易分行業研究、服務貿易國際比較與借鑒、自由貿易區框架下服務貿易研究、服務貿易政策研究七個方面對徵文活動中的獲獎論文進行了綜述。綜述如下：
一、服務貿易理論研究
服務全球化時代，服務貿易成為了國際貿易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一國貿易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積極開展服務貿易相關的理論探討，對推動服務貿易乃至服務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和實踐價值。
西南財經大學的龔靜、陳麗麗，從制度視角出發，結合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法律框架，對構建服務貿易促進體系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區域服務貿易協定可以直接促進雙邊服務貿易發展，進口國的制度品質可以有效促進雙邊服務貿易的發展，而兩國間的制度距離，尤其是貿易自由度距離、政治民主度距離與法律完善度距離將對雙邊服務貿易造成阻礙。同時，區域服務貿易協定還具有間接的貿易促進作用，它不僅可以強化制度品質對於雙邊服務貿易流量的促進作用，還能反向調節制度距離對於雙邊服務貿易的負面影響程度。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姚新超，針對世貿組織及區域貿易協定下服務貿易“原産地規則”進行了探討。研究以世貿組織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及豁免機制為切入點，以貫徹“非歧視原則”為目的，分析GATS和區域貿易協定下服務貿易的原産地問題。在“不得”歧視情況下，須適用原産地規則以決定成員或締約方是否遵守規則；在依法“可以”歧視情況下，更需要原産地規則來判斷享受優惠待遇的服務或服務提供者範圍。就“服務來源國”及“服務提供者國籍”認定問題，通過分析GATS及區域貿易協定相關規範發現，WTO爭端解決機構認定服務來源的操作方式使服務貿易原産地規則流於過度簡化。因此，以服務“模式”為基礎的跨部門的服務貿易原産地規則無法實現不同産業的政策目標。未來，建立不同“部門”的原産地規則將有助於實現管制的政策目標。
遼寧大學的張志明、崔日明，立足中國改革開放實踐，探討了對外開放與市場化改革的關係。研究從理論上闡釋了對外開放促進中國服務業市場化改革的作用機理。從實證結果來看，服務貿易和外資進入對中國服務業市場化改革均産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對外開放已成為中國服務業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外生動力。從行業來看，服務貿易對中低技術行業市場化改革的促進作用強于中高技術行業，而外資進入則促進了中高技術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卻抑制了中低技術行業的市場化改革。有跡象表明，對外開放對中國服務業市場化改革的影響存在行業異質性。此外，勞均增加值、人力資本存量、企業規模等也是中國服務業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影響因素。
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和産業結構調整的深入推進，外貿物流服務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實現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一體化經營的特殊地位與作用日益凸顯。武漢紡織大學的袁永友、吳定祥、李志堅，探討了轉型期外貿物流服務與産業鏈優化的內在關係。該研究分析了外貿物流服務的功能和我國經濟轉型期外貿易物流服務發展的中長期趨勢，提出外貿物流有助於産業集群升級，通過與産業集群的高度耦合，建立起互為依存、共同發展的緊密關係，有助於優化外貿商品結構，促進外貿增長轉變，積極向綜合物流演化，並走向整合化服務供應鏈。進而表明，外貿物流可通過整體鏈、資訊鏈、交易鏈、組織鏈、價值鏈優化，推動形成面向全球的供應鏈物流服務系統。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週密，從服務貿易模式四視角探討了我國服務出口潛力的現實制約。研究表明，模式四內容遠大於WTO成員承諾範圍，而且WTO成員現有模式四承諾水準相當低，而後危機時代經濟復蘇需要增強自然人移動規模。一方面中國具備豐富的人力資源和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我國對外投資也帶動了人力輸出的快速增長。但新時期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業務的管理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要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需要轉變觀念，爭取更大的模式四項下發展空間，採取積極的戰略措施，統籌協調各方行動，有效推進各類多雙邊協議，為保障中國公民境外利益提供更有效的法律參考。
二、服務貿易相關實證研究
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貿易規模已位居全球三。與此同時，我國服務貿易持續逆差，且逆差規模不斷擴大。加強服務貿易相關的實證研究，對推動我國服務貿易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一項十分重要和緊迫的課題。
西南財經大學的龔靜、陳麗麗，以49國（地）間共1526個經濟體對2000-2011年的面板數據為樣本，採用豪斯曼-泰勒估計方法對如何構建服務貿易促進體系進行了實證分析，並將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相結合提出對策建議。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在服務經濟時代，應充分利用各種國際會議、國家領導人會晤等方式，啟動並落實各自的區域服務貿易協定，以最大化地享有區域服務貿易安排帶來的直接與間接貿易促進作用。對於服務型出口企業而言，在尋找國外交易對象時，基於降低貿易成本考慮，還需要關注進口國的制度品質以及兩國間的制度環境差異，尤其是當地貿易自由度、政治民主度和法律完善度距離與本國的差距。
遼寧工業大學的梁瑩瑩、張曉芬，利用從《境外投資企業（機構）名錄》和《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合併而成的數據集中篩選出來的中國生産性服務企業數據，從微觀層面上考察中國生産性服務企業“走出去”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影響中國生産性服務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包括企業生産率、勞動、資本、投資收益水準、出口強度、利潤率和資本密集度等，其中出口強度的影響作用最為突出，而企業投資收益水準則具有反向阻礙作用。不同生産性服務企業所有制類型以及所屬區域對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也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
浙江省現代服務業研究中心的徐玲，基於184個地級以上城市2002-2012年的數據，使用系統GMM的動態面板估計方法，研究了行業FDI流入引起的部門增長效應。利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了製造業FDI向服務業FDI轉移所産生的影響，並分析了産業層面的FDI流入的溢出效應。研究發現，總量FDI對經濟增長有正效應，但不同FDI流入量對部門的經濟效應是不同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製造業部門産生的，尤其是低收入城市以及以製造業為基礎的城市。服務業FDI並不總能促進經濟增長，在特定的城市經濟中很可能導致去工業化。進一步的分類研究表明，這種現象後面的真正原因是非金融服務業FDI，在高收入城市、服務經濟為基礎的城市經濟中，非金融服務業FDI不僅消耗資源還傷害了製造業的增長。相反地，金融業FDI通過激勵經濟活動刺激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增長。
湖北經濟學院的李盾、郭林娟，研究了中國服務業FDI對服務貿易出口的影響。該研究通過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從整體和局部探究了中國服務業引進外資對服務貿易出口的影響。結果表明，2002－2012年，總體上中國服務業引進外資對服務出口有一定的促進效果，且不同的服務業引進的外資對其服務貿易出口的促進效果不同。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的交通運輸業引進外資對其服務貿易出口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電腦資訊服務業引進外資對其出口也具有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效果不如交通運輸業電腦資訊服務業引進外資可以與技術知識相結合，可充分發揮中國潛在的競爭優勢，從而對其服務貿易出口産生促進作用；人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金融業引進外資對服務出口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效果較小。
華中師範大學的金美玲，研究了FDI對我國服務貿易的量的效應和質的效應。該研究運用我國1990—2012年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金額、服務貿易進口額、服務貿易出口額相關數據，通過協整檢驗和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分析了FDI對我國服務貿易量的影響。結果表明，FDI與我國服務貿易進出口額呈正相關關係，FDI是服務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變化的格蘭傑原因。基於鑽石模型分析了FDI對我國服務貿易質的影響。服務業FDI的技術效應有利於我國服務業管理水準和技術的提高，通過新的需求創造擴大了服務需求規模，有助於推動服務貿易相關及支援産業發展。FDI也會帶來新的組織理念、服務方式、戰略選擇等，迫使我國相關服務業在這些方面進行改革並做出最優選擇。
西南財經大學的姚星、周茂、杜艷，基於金磚五國産業間和産業內貿易的發展實際，從水準型和垂直型兩種産業內貿易模式入手，結合服務貿易異質性特點，構建了一個分析互補性的新指標，拓展了關於服務産業內貿易合作空間的分析方法。研究發現，金磚五國服務業整體上都是以産業內貿易為主，且主要表現為水準型産業內貿易模式。中國與金磚國家服務貿易整體上以水準型産業內貿易合作為主，細分部門仍有所不同。根據中國海洋大學的崔慶慧、郝東黎運用系統的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對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服務貿易關聯度的研究，中國與巴西服務貿易關聯突出，與俄羅斯較突出，而與印度、南非關聯不夠。因此，我國發展與金磚國家的服務貿易空間很廣闊。未來，中國應根據與金磚國家服務貿易發展的多層次結構差異與互補性特點，制定利於雙邊服務貿易發展的國別政策和産業差異政策，促進中國與金磚國家在服務貿易上的合作共贏，進一步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水準，助力我國國民經濟發展。
武漢大學的張平、代木林，研究了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比較優勢角度來看，中國服務貿易結構欠佳。通過兩部門模型分析表明，提高服務部門的勞動生産率能促進經濟增長。利用我國1982-2010年的數據建立VAR模型，通過脈衝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後發現，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的出口會對GDP産生較大的正向衝擊，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的進口會在短期內對GDP期産生較大的負向衝擊，在長期會對GDP産生較大的正向衝擊；資本密集型服務部門的出口會在短期內對GDP産生較大的正向衝擊，在長期內對GDP産生較大的負向衝擊；勞動密集型服務的出口服務在短期內對GDP産生較大的正向衝擊，在長期會對GDP産生較大的負向衝擊，而勞動密集型服務的進口會對GDP産生較大的正向衝擊。
知識與科技正日趨影響著服務貿易的結構與內容，服務貿易在全球範圍內呈現出從傳統服務貿易向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過渡的趨勢。考察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對提升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水準具有重要意義。蘇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的張譯勻、蘇州大學的蔣珠燕，選取的通訊服務、保險服務、金融服務、電腦和資訊服務、專有權使用費和特許費、個人文化娛樂費用六大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為研究樣本，通過出口市場佔有率、貿易競爭優勢（TC）指數、服務貿易開放度、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四大標準，評價中國、日本、南韓、印度、新加坡等亞洲主要國家（地區）的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並針對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升展開深入分析。研究表明，中國的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中電腦和資訊服務以及保險服務的出口占有率在亞洲主要國家中名列中上游，而金融服務、專有權使用和特許使用費以及個人文化的出口占有率處於下游水準。電腦和資訊服務的出口市場佔有率與印度差距非常大，2013年我國的出口市場佔有率僅為印度的1/3，但差距有所縮小。我國的金融服務出口市場佔有率也與新加坡、香港、日本相差甚多。總體來看，中國的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除電腦和資訊服務外，開放度不高，在國際市場競爭力也有待加強。提升我國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競爭力，需強化在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服務業水準、服務業集聚區建設、政府支援等方面的發展。
首都師範大學的黃滿盈、北京聯合大學的鄧曉虹，研究了中國雙邊金融服務貿易出口潛力。該研究基於擴展的引力模型，運用OECD 25個成員國雙邊金融服務貿易（出口）2006-2010年數據估計了模型。隨後，將其作為一個“典型”的經濟體(包括中國)金融服務出口的決定方程，對中國雙邊金融服務出口的決定因素及出口潛力進行了經驗研究。研究表明，進出口雙方的GDP、雙邊距離、是否使用共同語言及進出口雙方的經濟自由度會對中國雙邊金融服務出口産生顯著的影響。中國對主要的金融服務出口市場(包括香港、美國、盧森堡、德國等)普遍“貿易過度”，而對“小型”的出口市場則普遍“貿易不足”。經濟自由化模擬的結果表明，放鬆國內經濟管制，提高經濟的自由度，會大大促進中國金融服務出口的發展，而通過提高貿易夥伴的經濟自由度來促進中國雙邊金融服務出口的發展則空間非常有限。
三、服務貿易分行業研究
我國服務業發展起步晚，發展快，行業間差別較大，這些特徵也突出地體現在服務貿易領域。不同行業領域，服務貿易發展具有明顯的區別。對服務貿易分行業進行研究，是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和優化服務貿易結構的重要基礎。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姜榮春，對全球服務外包産業發展的沉井進行了梳理與分析。由於近幾年全球服務外包産業增速放緩，其發展前景受到一些質疑。該研究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服務外包産業發展演進的主要軌跡和主要事實，結果表明參與國家和地區日益廣泛，發展中國家不僅在服務提供而且在需求方面日益扮演重要角色，服務業務逐步實現全面升級，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服務企業全球化運營範圍和水準持續擴展和提高。服務外包的興起和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增速放緩反而促進其向更廣泛領域和更高級階段演進，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知識價值鏈的廣度和深度顯著提升。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服務外包産業發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深入系統剖析，提出應全面認識近幾年國內增速放緩的根源和實質，在遭遇成長瓶頸和信用危機的情況下，部分海外上市企業主動退市是理性選擇，所謂“中國之困”只是産業轉型中的階段性問題，對産業內涵的理解需與時俱進。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李西林，對新時期我國服務外包品牌化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抓住機遇，打造“中國外包”品牌對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中國服務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基於國家品牌形成的基礎要素和大國綜合優勢，結合我國服務外包産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徵，打造“中國外包”品牌應著力實施自主發展戰略。未來應立足我國服務外包産業發展實際，實施自主發展戰略的國際化、內外並舉、多元化、差異化、特色化五大子戰略，為此就要積極構建品牌價值鏈、整合資源傳播品牌。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楊志遠、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譚文君、中國人民大學的張庭海，研究了軟體服務出口與行業福利水準的關係。該研究了擴展Grossman-Rossi-Hansberg模型，從福利分析的角度入手，考察了中印兩國軟體出口對服務業相對工資的影響。通過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實證分析發現，軟體服務外包對印度和中國服務業相對工資水準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並且中國軟體業發展外包業務具備後發優勢。
中國民航大學的盧偉、陸志多、張延青，針對貿易結構與中美航空貨運市場的不平衡性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在中美雙邊航空貨運市場中，貨運量流向的不平衡性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中國－美國方向（東向航線）上的航空貨運量明顯高於美國－中國方向（西向航線）。與之相對，客運業務就不存在這種不平衡性現象，東向航線和西向航線的客運量水準基本一致。該研究基於時間序列模型，利用1992－2012年中美間的航空貨運量數據和貨物貿易數據，運用協整理論和誤差修正模型，對中美雙邊市場貿易結構和國際航空貨運不平衡性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實證分析。從長期來看，中美航空貨運不平衡性和機電産品的産業內貿易水準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係，而在較弱的程度上與整體中美貿易的産業內貿易水準之間也存在著長期均衡關係。航空貨運不平衡性與中美整體貿易和機電産品貿易的産業內貿易水準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化關係。2001年以來中美産業內貿易水準的下降推動了中美航空貨運市場不平衡性的持續擴大。目前在缺乏自由化水準較高的雙邊航空運輸協定制度安排的背景下，我國指定航空公司在國際航空貨運業務中仍將處於較為不利的競爭地位。
中國海洋大學的于謹凱、莫丹丹，通過構建我國旅遊服務貿易安全評價的DEA模型，我國旅遊服務貿易總體處於安全水準，2005、2007、2010、2011年我國旅遊服務貿易安全度=1，處於安全水準；2006、2008、2009、2012年值略微下降，但均大於0.9，仍處於安全水準範圍。這一分析結果也印證子中央財經大學的李軍、袁廣平對我國旅遊服務國際競爭優勢趨降的研究發現。通過影子價格測算的表明，國際市場佔有率的影子價格大於旅遊院校在校學生數的影子價格，提升我國旅遊服務貿易安全水準的重點是提高旅遊服務貿易的國際市場佔有率。基於旅遊服務貿易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的分析結果，構建出我國旅遊服務貿易安全的預警機制，提出了包括建立完善的資訊渠道網等在內的對策。
對林業服務貿易的研究與關注一直很少，對此展開研究頗具價值。北京林業大學的付亦重、萬璐、程寶棟，首次從林業與林業服務業的定義出發，詳細探討了林業服務業、林業服務貿易的概念與分類。林業服務貿易概念圍繞森林以及林産品的生産而展開並不斷向外延伸，既包括輔助林業生産的各種服務又包括森林經營與管理服務，廣義來看還涵蓋林業生態價值服務等。它不僅具備一般服務貿易的高附加值特點，更具有與生態環境相結合的特性。林業服務貿易在調節貿易平衡、提升産業結構、促進要素合理配置及增加林業部門勞動力收入等均具有重要作用，在後危機時代林業國際競爭新形勢下，應重視並積極推進林業服務貿易發展。
四、服務貿易國際比較與借鑒
我國服務業及貿易發展較晚，當前正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加強服務貿易國際比較，積極研究並借鑒國際服務貿易發展的經驗，對我國服務貿易發展意義重大。
中日韓FTA談判的重要議題以往都是圍繞貨物貿易展開的，而在未來的談判中，服務貿易將成為中日韓FTA談判的主要領域，中方如何獲得較大收益值得深入研究。中央財經大學的李軍、袁廣平，利用國際市場佔有率和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兩個指標來對比研究中日韓三國各分類服務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情況。結果表明，三個國家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都有待加強。通過對三個國家各個服務行業的RCA指數系統的對比分析，發現中日韓三個國家在不同的服務行業都具有不同的競爭優勢，中國在旅遊和電腦資訊方面的競爭力較強。儘管如此，我國旅遊服務的競爭優勢卻是不斷降低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視。而日本在保險、專利與許可權方面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南韓則在運輸、通訊、建築、金融、個人文化和娛樂服務方面具有明顯的競爭力。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楊傑、盧進勇，通過1997－2012年間中美兩國服務貿易構成與貨物貿易穩健標準差回歸分析，對中美兩國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互動協同發展進行了深入研究。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均呈現出互動協同發展趨勢，且存在正相關，這一結果也在天津外國語大學和濱海外事學院的石俊芳的研究中再次得以驗證。貨物貿易受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較大，而服務貿易波動則相對較小。我國生産性服務業與第二産業關聯較強，而美國生産性服務業則更多依賴於第三産業。這在一定程度上説明，我國服務業在為製造業提供支撐的同時，表現出較強依附性，第二産業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而美國作為發達國家，服務業發展程度高，且不同部門之間的關聯支撐作用明顯，這為我國服務業發展及工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方向。交通運輸服務業出口貿易、旅遊服務業進出口貿易、建築服務業與保險服務業進口貿易額增加有助於貨物出口貿易能力的提升。而專利使用費和特許費服務貿易額增長將制約貨物出口。
上海大學的徐舒婷，以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標為基礎，利用協整分析和基於向量自回歸模型的脈衝響應分析法及方差分解法，採用1982-2012年的國際貿易數據考察了13個具代表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貿易競爭力互動發展關係。結果表明長期各國貨物貿易及服務貿易競爭力存在反向均衡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援了現有文獻中提出的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在差額上存在替代關係的觀點。短期內發展中國家貨物貿易競爭力對其自身的促進作用高於發達國家，而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貢獻度則不及發達國家，體現了不同發展水準國家的比較優勢所在。
上海大學的楊玲、南京財經大學的杜運蘇，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和向量自回歸（VAR）模型，比較了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地生産性服務貿易進口技術結構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效應。人力資本是一國或地區提高科技水準的基本投入要素，提升人力資本累積效應是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該研究表明，借助生産性服務進口技術結構優化，通過將紡錘型結構向均衡型結構轉變，上海可以促進人力資本累積41.25%的上升，高於同條件下的香港24.43%和新加坡4.83%的增長。因此，借助生産性服務進口技術結構優化對於上海人力資本積累有大幅提升空間，有助於推動地區實現技術創新和經濟轉型。
天津財經大學的王榮艷、楊曉桐，針對中印兩國服務行業，通過面板數據分析了兩國主要經濟因素對服務貿易的影響。中國和印度服務貿易發展狀況相近，印度相對於中國在電腦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産業具有明顯的競爭力，研究中印兩國的服務貿易對我國服務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借鑒意義。結果表明，服務業FDI、人力資本均對中國和印度服務貿易出口額有促進作用，而印度服務業FDI促進程度則受到經濟規模限制，其他因素的影響作用也會受到經濟規模限制。
五、地方服務貿易調查研究
隨著全球文化經濟全球化的加深，文化貿易發展日益受到各國重視。作為北京文化名片的“北京京劇”越來越注重其市場化及國際化發展。研究表明，當前“北京京劇”主要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對外貿易動力不足，二是市場分析嚴重缺乏。“北京京劇”的發展，應以市場為導向，積極培育穩定消費群體的國內市場，拓展與優化海外市場空間戰略佈局，在調查研究各個目標市場的基礎上鎖定特定市場，鞏固並擴大已有市場，開拓併發展潛在市場實現“北京京劇”對外貿易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雙贏。
銅陵學院的丁玉敏、羅俊霞，研究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與我國服務貿易發展的關係。上海以其在服務業與服務貿易方面的發展優勢，成為中國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的試驗區。上海自貿區以海關特管區為基礎，選擇金融、航運、商貿、專業服務、文化領域、社會服務等六大服務領域擴大開放。上海自貿區的建設有助於長三角區域分工和聯動發展，推動形成以上海為核心的世界級城市群，促進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水準提升。但從短期來看，上海自貿區在金融、監管、稅收政策方面的創新將對我國服務業及服務貿易的發展産生一定衝擊。因此，應建立及時的風險預警機制，從政策上促進全球貿易網路的形成，並謹慎對待國際服務貿易新規則，增強智慧財産權保護觀念，注重體制創新經驗的可複製與再推廣。
商務部楊枝煌，系統梳理了兩屆京交會的基本情況及存在的問題。京交會在聲勢上已經略有成效，但還只是一種交流倡議性會議，實際績效上遠不如廣交會，還無法實現國家戰略意圖。未來，京交會應該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支援首都建設、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給力中國民生、提高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升戰略功能，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
浙江紹興市商務局的施新民，對當地國際服務貿易發展進行了探討。紹興市服務貿易規模不大、結構形態相對單一、核心競爭力不足，仍處於初級發展階段。同時，還存在著政策促進體系不健全、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善、發展主體基礎薄弱等問題。從發展機遇、比較優勢及貿易環境方面來看，紹興市發展服務貿易具有一定基礎條件和優勢。推動紹興市服務貿易發展，應該加快形成服務貿易推進機制、善服務貿易的促進體系、擴大重點服務出口規模、加大服務貿易的平臺建設、加強服務貿易的人才培養。
六、自由貿易區框架下服務貿易研究
後危機時代，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成為探索全球經貿新規則、推動貿易自由化的核心平臺，服務業開放和服務貿易自由化成為經濟全球化的焦點議題。新形勢下中國共産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以開放促改革，並明確提出要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等重要舉措，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加強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服務貿易研究是一項既得當前，又惠及長遠發展的重要課題。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不斷推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經貿合作不斷加深，雙邊服務貿易成為新的增長點。中國與東盟作為南南合作型貿易區，雙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貿易效應值得深入研究。廣西大學的王娟，對中國－東盟國家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貿易效應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存在更有可能導致成員國貿易福利增加的條件，這些條件的激發有助於該區域服務貿易的擴大。服務貿易自由化可産生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但商品特點決定其程度的大小。基於産品差異化條件下的貿易創造效應較大，而貿易轉移效應較小。
武漢大學的刁莉、邰婷婷，以東盟與中國、日本、南韓、印度和澳大利亞、紐西蘭簽訂的5個FTA或EPA協定為基礎，分析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區域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展、機制以及區域服務貿易發展的狀況，進而提出我國應在RCEP建設過程中發揮積極主動的作用。分析表明，各相關經濟體服務貿易開放度不高，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弱，各國服務貿易差距較大但整體規模發展迅速，各“東盟+1”協定在服務貿易條款上差別較大且自由化緩慢。我國應積極穩妥推動談判進程，提高RCEP的影響力和吸引力；積極推動國內敏感産業與部門適度開放；在服務貿易談判方面關注服務原産地的確定；協調和改善中國與RCEP各成員國的政治外交關係。
中央財經大學李軍、袁廣平認為，在未來中日韓FTA服務貿易談判中，我國要堅持自主可控、漸進有序的戰略。對於我國有明顯競爭優勢的服務行業，如電腦與資訊行業、旅遊行業，要增強與日韓的互補性，要求日韓對中國進一步開放。對於那些競爭劣勢的行業中國要採取逐步開放的戰略，適當的引入競爭，加強與日韓有明顯優勢服務業的企業交流合作，充分利用日韓在技術和管理上的優勢，不斷提高中國技術與資本密集型服務行業的國際競爭力。
浙江省現代服務業研究中心的李媛娜，對運用Hoekman的頻度指數法對兩岸在《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項下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進行評估。在區域服務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兩岸根據各自服務貿易部門的比較優勢和對本地的利益關係有序地開放服務貿易領域。建築是優勢部門，兩岸承諾開放的自由化程度相對較高，環境、分銷、健康等服務貿易領域次之，而通訊、運輸等重要且相對敏感的服務部門的自由化程度較低。兩岸對於涉及資金和人員流動的服務提供模式，商業存在和自然人流動的自由化程度較低。其中對自然人流動的自由化程度更低。總體來看，《協議》所體現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承諾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對GATS的多邊自由化，取得了明顯的“GATS+”成效。
七、服務貿易政策研究
基於服務貿易理論與實證研究，提出相應政策建議是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優化服務貿易結構，提升服務經濟發展水準，進而促進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途徑。
關於提升服務貿易發展水準。我國服務貿易尚在發展初期，應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服務貿易和諧發展。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促進服務業有序競爭；加大服務業吸引外資力度，充分發揮服務業FDI外溢效應；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鼓勵創新，推動品牌建設，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務業；引才與育才相結合，完善激勵機制和用人體系，構建高附加值服務貿易人才資源開發和管理體系；創新校企聯盟，加強科教和科研成果轉化；完善軟硬體基礎設施，強化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功能建設。
關於服務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需要加大對服務業人力資本投入，改善我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對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發展提供政策支援；加強服務業自主創新能力，增加技術與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適當增加勞動密集型服務和資本密集型服務的進口。
關於自然人移動項下的服務出口。我國需要以全球視野審視當前內外形勢和自身特點，政府、協會和企業等有關各方有效協同，升級現有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模式，在改善境外發展環境和增強我國人員能力方面同時取得進展。為此需要明確核心利益，拓展多雙邊平臺空間；完善政府對接，保障境外自然人權益；升級管理模式，面向新要求更新對外勞務合作體系；強化人力培訓，提升人員素質和全球競爭力；提高風險應對能力，發揮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
關於FDI與服務貿易的發展。進一步發揮FDI對我國服務貿易的拉動作用就要，提高服務業FDI引進項目的技術含量和FDI技術溢出效應；加強服務業人才培養，促進人力資本供給；提高外資利用效率，優化資源稟賦品質；優化服務業內部結構，促進企業創新，推動現代服務業和知識服務業發展。
關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合作。爭取早日落實《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成果；以貨物貿易為依託，帶動相關服務貿易的出口；進一步利用服務要素的互補優勢，優化各自服務産業結構，分工合作，實現雙贏。
關於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加強金融服務貿易統計工作。目前，中國還沒有提供自己的雙邊金融服務貿易統計數據，要抓緊完善現有的BOP統計，還要立即著手建立完善的FATS統計。利用語言上的便利，大力開展同香港、台灣、東南亞等跟中國具有共同語系國家的金融服務貿易。加強同香港在金融服務領域的合作，逐步實現兩地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加快提高內地金融企業的管理和服務水準。將包括捷克、澳大利亞、希臘、瑞典、愛沙尼亞、斯洛伐克、荷蘭、義大利、丹麥等在內的“小型”市場作為金融服務出口的優先發展對象，拓寬金融服務出口市場空間，也有利於擺脫對主要金融服務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應加大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提高我國經濟自由度。在開展多邊、雙邊談判時，積極促使貿易夥伴國放開對國內經濟限制，促進我國金融服務出口發展。
關於服務外包産業發展。統籌規劃適用於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型政策體系。加快制定為産業發展創造公平環境的水準型政策；建立以人才為核心的産業發展促進體系；擴大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營造有利於服務外包産業發展的大環境；實施服務外包品牌化發展戰略，培育形成若干城市、園區、企業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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