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已步入衰敗之途？

歐洲已步入衰敗之途？

文|程亞文，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原載于《讀書》

歐洲—或者説整個西方世界，已步入衰敗之途？對此見仁見智。我比較贊同王義桅在書中所説，歐洲在進入工業化社會後，存在著種種矯枉過正或過度發展現象，這導致歐洲現代文明模式不太可能持續，在一些制度上出現退化。

2011年6月10日，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曾在布魯塞爾批評歐洲國家對軍事和國防投入不足，使得歷史性的北約軍事聯盟目前正面臨危機。批評歸批評，歐洲國家卻有其難言之隱，高昂的福利支出、不斷增長的政府債務和不見改善的財政收入，使歐洲的政府首腦們只能考慮把國防開支減少點再減少點。歐洲債務危機發作以來，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的艱難處境，以及挪威槍殺案、英國倫敦騷亂所表現出來的亂象，加劇了人們對歐洲前景的擔心。一些歐洲評論家，如德國的約瑟夫·約費、法國的居伊·索爾芒等，都紛紛表示歐洲已坐在了火山口，近半世紀以來為歐洲人所驕傲的民主福利制度，業已疲象畢露、勢難維持。

這並非危言聳聽，細緻考察歐洲人口向老齡化的變遷、製造業對外轉移引發的工業衰退，以及良好福利下歐洲人勞動精神的懈怠等情況，能深刻感受當前歐洲所遇到的問題，並非簡單是以往曾有過的經濟危機的重演，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後工業化綜合徵。這種病症該如何化解，之前歐洲沒有類似經歷，因此眼下尚無可用藥方，至於將來能否找到治病之藥，也還在未知之數。

歐洲和美國的困難，首先表現在經濟和財政上，在製造業借全球化之風紛紛轉移至其他地區後，近二百年來西方以工業發展為實力來源的傳統財富創造方式業已失靈，在此情況下，虛擬經濟即金融霸權無論對歐洲還是美國來説都性命攸關。英國和法國2011年聯手軍事打擊利比亞、美國2010年以來高調介入南海問題，背後都閃現出對金融優勢可能喪失的擔心。實體經濟已日落西山的英法兩國意圖將歐元和英鎊與北非石油相結合，而美國則害怕在東亞出現人民幣經濟圈。

然而，對金融霸權的迷戀，卻是飲鴆止渴，這造成了兩個可見的問題：一是進一步加劇了製造業的轉移，使歐美失業問題嚴重。美國近年來登記失業率高達9%左右不下，如果算上隱性失業人群，實際數據將遠高於此，2011年發生在華爾街的示威，失業率高就是導火索之一。二是貧富分化重新加劇，也就是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所説的“大鴻溝”。1976年，最富裕的1%的美國人把國民總收入的9%帶回家，今天，他們把24%帶回家。美國人口普查局2011年九月十三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2010年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人，與2009年相比新增貧困人口260萬人;貧困人口比例攀升至15.1%，相當於6.6個人中就有一名窮人，為1993年以來的最高水準。

這兩個經濟上的問題，給社會領域帶來一個嚴重挑戰，那就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在精神心理上日益保守，社會對立情緒及其物理表現顯著增多。近年來移民保守主義在歐洲表現得越來越扎眼，美國的茶黨運動同樣對移民極不寬容。2011年七月底挪威發生的槍擊案，據信就與對外來移民的排斥有關。不僅在移民問題上，在其他領域，歐美社會都呈撕裂狀態。2011年八月初的英國騷亂以極其“無厘頭”的方式發生，就深刻反映基本的社會信任和共識已在英國岌岌可危。

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是有其精神動力的。這就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説的清教倫理，節儉、勤奮、創新等優良品質，帶來了科學技術的空前發展和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包括民主、法治等現代社會政治原則的確立與建構，也與此有所關聯。日本的發展則據説與同樣強調勤奮創業的儒家倫理有關。

然而，這種精神傳統現在卻已顯著衰退。日本的“草食男”一族、美國人的“一夜暴富和不勞而獲”思想，都活脫脫勾勒出資本主義在發展到極致時，公民群體在價值觀上的疲頓。簡單説説他們的特徵。日本和光大學名譽教授岸田秀髮現，二十一世紀的日本社會充斥著“無生機、無感動、無關心”的“三無”青年，與勤勞向上的父輩們相比，這些二十歲到三十四歲之間的男性，“不想出人頭地;生活沒有目標和計劃;缺乏責任感;性慾減退，無心取悅女性;不以無知或缺德為恥;沒有信仰故不執著，冷淡面對紅塵世間;不飲酒故無醉態;只與極少數親友交往，回避生人……” “草食男”的批量出現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隱隱有著對應。

美國著名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紀簡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觀察到美國人的情況與此大同小異。他所擔憂而美國人至今沒有面對的一個問題，乃是“我們的價值觀解體了—一夜暴富和不勞而獲的思想在整個國家盛行”。大蕭條時期的美國領導人不怕要求美國人做出犧牲，那一代人願意為國家的福祉做出奉獻，敢於在全球政治中承擔責任和喊出“跟著我”。這些現象和品質，在當前的美國已無跡可尋，相反最優秀的人才是到華爾街製作賭博的籌碼而非到矽谷製造電腦晶片，越來越多的學生缺乏學習興趣，美國領導人不敢要求美國人為未來付出，對全世界所説也由“跟著我”變成了“你先走”。

價值觀向消極無為和享樂主義方向的演變，當然不純粹是精神因素使然，而與西方社會已經完成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變遷密切相關。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民是最有改天換地的創業精神的一個群體，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就是從農村起步，以往西方世界的對外擴張和內部變革，農業和農村人口占比較大同樣是重要因素。當西方在向工業化邁進時，西方人一開始是在農業領域表現出“懶惰”。馬克斯·韋伯在百前年的知名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中，就談到這一幕有趣現象：當時大量東歐農民跨過邊境，前來德國墾殖土地，竟然受到了許多德國容克地主的歡迎。原因其實不難找到：當年德國已處於工業化階段，大量農村人口已從農業中脫離，德國人懶得再務農，再自然不過。

二十世紀下半葉，發達國家率先實現工業化，並推動了“農民終結”，原先最有創業精神的一大群體，就此消失，而隨著“後工業化”時代的到來，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業人口不再以在裝配車間操弄機器為榮。由此造就的情形，是發達國家一邊失業嚴重，另外一邊，如清潔工、家政服務等有些臟累的行業，卻又人手短缺。一位朋友從美國訪問回來，他與美國社會各界廣泛接觸交流，對此就有深刻印象。比如他發現美國當前事實上的失業率，達到了將近20%，儘管官方數字説不到10%。但這些失業人群並不愁生活無著，美國政府會給他們以基本生活保障。“低賤”一點的活兒，有福利保障的“正經”美國人是不願意幹的，而多交給“賤民”去幹，是如托馬斯·弗裏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所説的拉美“外來越境者”，撐起了這些臟活累活的藍天。而在伊拉克戰爭的時候，有消息説在美國的“黑戶口”拉美裔青年紛紛要求從軍，原因是他們聽説只要為美國軍隊賣命，就有可能獲得一張美國綠卡。美國的福利制度不如歐洲完善，但比起非西方國家來説，則又優越得多。歐洲的情況則又更上一層，弗裏德曼説“西歐是一個有著良好生活設施的住宅區，一群老年人在這裡被土耳其護士照料著，享受著天倫之樂”。

不能説歐洲、美國和日本的領導人，不知道問題所在和要從何處解決問題，如福利制度一樣高度發達的“現代性”政治體制，束縛了他們的手腳。在民意政治的壓力下，今天有哪位發達國家的政治家，敢如當年的約翰·肯尼迪那樣，理直氣壯地告訴他的同胞“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削減社會福利、要求民眾忍受困難，這些做法別説實行，就是從理念的層面提出來，都可能意味著政治生命的死亡。弗裏德曼因此感嘆：“我們這一代的領導人從不敢提‘犧牲’二字。所有解決方法都必須是無痛的。”

歐美世界在民主福利制度上的嚴重缺陷，在金融和債務危機發生後，顯露無遺。對此有敏銳認識的，在西方國家已大有人在。德國《時代》週刊時事評論員約瑟夫·約費指出：福利國家和民主制度保證已使歐洲各國政府與民眾形成“毒販和癮君子”那樣的，但卻完全合法的共同體，政府為了贏得選舉發放福利“毒品”，民眾上癮後希望得到的越來越多。從邏輯上來看是這樣的，民主制度助長了歐洲民眾過度的福利要求，而福利過度則導致歐洲各國債務累積並最終深化為難以化解的危機。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近年來也頻頻發言，直陳西方文明之歧途。在《文明》(Civilization)一書中，他説西方文明有其崇高和卑鄙的兩面，如今西方步入衰敗，在於沒有有效延續、弘揚其曾經主導世界的六大撒手锏，即競爭、科學革命、法治和代議制政府、現代醫學、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相反，這些曾經讓西方傲視群雄的秘訣被其他國家學習掌握後，西方也就大勢已去，“發生了江湖地位鳩佔鵲巢的轉換”(王義桅，9頁)。 而在後出的《西方的衰落》(The Great Degeneration)一書中，他又進一步指出，代議制政府、自由市場、法治和文明社會—傳統上構成西歐和北美支柱的四大制度優勢，曾使得西元十六世紀前後西方社會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然而，如今它們都已陷入衰敗之途。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合在一起，打破了代際契約，將高額的債務轉嫁到後世子子孫孫;市場已經被過於繁雜的監管政策扭曲，法治也淪為律師之治;公民社會日益變得不再文明，把問題一味推給政府去解決，正是人們的一種惰性。

那位曾在二十多年前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2012年也在美國《外交》雙月刊撰文《歷史的未來—自由民主能夠在中産階段衰退時倖存下來嗎?》，就指出近三十年來放鬆管制的金融資本主義已走到盡頭，而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及福利制度也已疲態畢露。他所期待的，是左派要拿出一套既有別於全能市場和小政府的右派自由主義，也有別於以國家提供養老、醫療和教育等大量服務為核心的左派社會民主主義的新主張。而美國對外政策焦點研究所副所長約翰·費弗也認為，資本主義已深陷危機，世界需要出現一位“現代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