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古首發】傅瑩在慕尼黑安全會議與青年領袖座談

【盤古首發】傅瑩在慕尼黑安全會議與青年領袖座談

2月12日，傅瑩在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與出席青年領袖論壇的歐亞多國代表圍繞“治理與安全”主題進行了對話。

傅瑩説，中國正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等。反腐敗步步深化，成效顯著；産業結構調整加快，供給側改革啟動；扶貧攻堅戰打響，城鎮化穩步推進。同時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大、勞動力成本上升、國際經濟復蘇乏力等多重挑戰，以及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威脅、大國戰略互疑、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升溫及周邊核態勢等許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因素。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總體有利的外部環境。

傅瑩説，在治理方面，中國在國內、區域和全球三個層面都面臨挑戰，這三個層面的治理是相互關聯的。首先，參與外部治理的能力源自成功的國內治理。中國的改革發展已進入新階段，一些傳統路徑即將走到盡頭，必須找到新的辦法，全面深化改革，加強依法治國，完善社會管理，釋放新興動能，為發展提供持久動力。第二是區域治理。中國的穩定發展離不開亞洲的和平繁榮，要想在世界上發揮作用也得先在亞洲做好貢獻。我們把周邊視為外交優先方向，奉行親誠惠容的理念，推動合作共贏，構築亞洲命運共同體。第三是全球治理。隨著世界矛盾不斷釋放、跨區域挑戰不斷增多，現行秩序捉襟見肘，國際社會需要在全球治理上形成合力，努力搭建一個能把各方利益和訴求包容進去的共同秩序的屋頂。

傅瑩説，我們需要加強溝通，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意圖。中國參與全球和地區治理，不是要另起爐灶，而是要對現行體系進行補充和完善，更好地適應國際社會公平、均衡、持續發展的要求。和平與發展是人心所向。世界許多國家都感受到經濟復蘇舉步維艱、安全威脅源多樣化的壓力，面臨複合型的挑戰，必須探尋更有效的解決之道，訴諸更合理的治理辦法。中國需要在保持國內改革勢頭和正確方向的同時，更好地順應歷史潮流，承擔起全球責任和國際義務。

來自烏克蘭的年輕學者問，“一帶一路”倡議能否帶來與沿線國家的共贏局面，還是僅僅出於中國自身的利益考慮？傅瑩説，中國自身發展經驗表明，經濟增長有助於解決很多問題，所以我們願意通過合作同周邊國家分享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可以通過優質産能的輸送、資金和市場的融通，把亞歐大陸中間的發展低地“墊起來”，營造一種普惠、共贏的格局。無論是“帶”還是“路”，只要出了中國邊界，就在所在國主權範圍內，所以我們注重與各國政策和發展戰略相對接，惟此，合作項目才能成功。

巴基斯坦總統辦公室顧問以及來自波蘭和烏克蘭的學者等問及中國對烏克蘭、敘利亞、阿富汗危機的看法和扮演的角色，傅瑩説，中國主張和平談判 解決問題。這些衝突造成巨大的人道危機，應吸取教訓，盡可能避免輕易動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傅瑩回憶了自己兩次去阿富汗的經歷。她説，2002年走在喀布爾大街上，能夠感受到當地民眾對和平生活的無限憧憬。但2011年再訪喀布爾時，安全局勢惡化，已不可能在街上漫步。十多年來，美國和北約沒有能夠把精力投入到當地的和解與重建中去。傅瑩説，現在阿富汗和解重現希望，我們應做出更大努力推進這一進程。

美國年輕學者關心中美如何建立互信。傅瑩説，建立互信是中美關係中最困難但也是最關鍵的問題之一。美國擔心被中國“擠出”亞太，而美方許多做法讓中國民眾感到是在“遏制”中國。中國人信奉“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也主張“四海之內兼兄弟”；而美國人似乎更喜歡“號令天下”，即使沒做什麼也要先昭告一番。中國需要學習如何更好地和世界溝通；美國也需要學習如何與他國平等相待。中美兩國應努力共建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

日本年輕學者提問，中日在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領域是否可以加強合作？傅瑩回答，中日是近鄰，本應有更多合作，卻受到過去幾年關係惡化的影響。中日關係中最大的障礙是歷史問題。中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戰爭結束70年以後，日本政府依然不能正視侵華戰爭的罪惡事實。希望日本年輕一代能夠培養正確歷史觀，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的感受。

南非的年輕議員問，如何看非洲各國的民主化進程和發展道路？中國是否試圖在非洲進行經濟殖民？傅瑩回答，中國有過被強加的痛苦歷史，也有不斷試錯糾錯的經歷，最終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對於美歐不斷説教價值觀，中國並不認同。就政治制度而言，我們相信各國有權走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用“殖民”描述中國對非合作是不恰當的。中國不僅援助非洲，而且有很多企業去非洲投資建設，是公平和雙贏的市場行為，也給當地創造了發展機會。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王棟作為中國智庫唯一代表參加了本屆慕尼黑青年領袖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