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路——新型城鎮化路徑

中國新路——新型城鎮化路徑

編輯推薦

“新四化”將新型城鎮化放在了更為重要的位置。新型城鎮化是關係中國未來發展和民生的重大課題。新型城鎮化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問題。

但是，當前外界對於“新型城鎮化”的看法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

新型城鎮化有什麼價值？

新型城鎮化究竟“新”在何處？

新型城鎮化將投資40萬億？

如何避免投資大躍進？

中國哪些小城鎮有發展機會？

如何解決城市內部的二元結構衝突？

如何讓農民拿到更多土地的財産收益？

地方政府如何理解和實施城鎮化？

……

本書針對外界對新型城鎮化的種種疑問，給出了科學全面的解答。只有正確地解讀“新型城鎮化”，才能更好地推動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四化”的建設任務。

綜上所述，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新路》將會是一本吸引讀者注意力的本土原創財經力作！

內容推薦

新型城鎮化是“新四化”的核心。它既是一個擴大內需的需求側問題，也是一個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産率解決經濟增長的供給問題，同時還有投資保底和優化經濟結構的作用。落實好新型城鎮化，對中國更好的實現現代化十分有利。但是，外界對“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和城鎮化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不甚了解和疑惑。

為此，本書旨在科學、全面、正確地解讀“新型城鎮化”，並對之前城鎮化出現的種種問題提出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法。

2014年，官方專家第一次完整詮釋中國新型城鎮化的著作

作者簡介

易鵬，盤古智庫委員會委員，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部研究員，盤古智庫城鎮化首席研究員，多個地方政府戰略發展顧問，《人民日報》、FT中文網、《華爾街日報》中文網、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媒體特邀撰稿人，CCTV與央廣特約評論員

目錄

前言　科學認識新型城鎮化

緒論　中國城鎮化的演進過程

第一章　新型城鎮化打造中國城鎮化升級版

1.0版城鎮化的成就和問題

新型城鎮化的價值

如何打造城鎮化“升級版”

“新四化”將是李克強經濟思路總抓手

不要刻意強調城鎮化率的提高

城鎮化對投資有保底作用

地方政府眼中的真實“新型城鎮化”

陜南避災移民搬遷式城鎮化路徑分析

中國新路新型城鎮化路徑

第二章　人口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核心點

解讀“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

新一輪城鎮化並非“投資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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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評論

央視特約財經評論員—許維鴻 談易鵬新書：

每一次與易鵬交流都很有收穫，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之後，易鵬跟我講這次會議將“城鎮化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歷史過程”寫進了中央城鎮化會議文件中，講的同時是充滿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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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試讀部分章節

序三中全會將推動城鎮化走品質型道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在歷史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全會對今後一個時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全會提出了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等一系列關於更好推動城鎮化的要求，這必將從多個方面推進城鎮化從之前的速度型走向品質型。

三中全會指出，要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推進人口城鎮化這一新型城鎮化的核心。之前的城鎮化表現出來的是半城鎮化，也就是進入城市的2億多農民工，儘管工作、生活在城市，但大部分沒有享受應有的包括醫療、養老等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使得農民工與市民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存在較大差距，以致2012年中國戶籍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遠低於52.57%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三中全會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放在突出位置，在接下來出臺的具體改革政策中，這必然會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破解之前存在的半城鎮化局面，推動農民工市民化。

三中全會指出，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將有利於構築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的城鎮化發展格局。在之前的城鎮化過程中，政府有形的手動得過勤，導致政府幹了很多市場該幹的事情，國內出現了一系列的“空城”和“鬼城”，地方政府的各種隱性債務也被推高了。三中全會重點強調，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係，將市場化的作用從之前的基礎性拔高到決定性，這必然會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鬆管制。對應在城鎮化領域，這會鼓勵更多的市場主體進入之前政府主導的各種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建設中來，而政府更多的是利用規劃、政策等手段來引導城鎮化走品質型道路，實現新型城鎮化的可持續性。另外，市場化作為決定性作用地位的確立，必定有利於産業的發展和繁榮、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些都將為城鎮化提供最關鍵的産業支撐。

三中全會指出，要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産權利，這些原則會推動農民收入提升，最終實現城鎮化從最大的內需潛力變成真正的內需。城鎮化是內需的最大潛力，但要想將潛力變成真正的內需，需要有收入作為支撐的消費者，而當前由於農民收入較低，影響到內需的擴大。目前存在的農民與市民的收入差，主要是勞動生産率差距導致的工資收入差和財産性收入差共同造成的。通過三中全會提出這些原則，推動城鎮化中對應的土地制度等改革，可以提高農民的財産性收入；而三中全會提出的以工促農、以城帶鄉，也會推動農民從農業領域進入城市的工業或服務業領域工作，提高勞動生産率，從而提高工資性收入。有了更多高收入的群體，城鎮化必定會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內需。

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這必定推動圍繞城鎮化的財稅體制改革，構築更有利於城鎮化走品質型路徑的財稅體制。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會減少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財力平衡的壓力，通過財稅制度改革為地方城市政府建立可持續的稅收來源，也可以避免其對土地財政的嚴重依賴，改變之前土地城鎮化遠高過人口城鎮化的局面。財稅制度改革也可以激勵地方政府將城市打造得更宜居，吸引更多人來居住，從而提高自身的稅源。營改增這種稅收制度改革，會推動服務業發展，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城市的能耗，一方面可以為城市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提高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

三中全會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這必定有利於推動城鎮化走節能、環保、生態、集約、綠色、低碳的道路。中國城市存在城市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設不完善，資源使用成本過低，生態保護不嚴等。為此，三中全會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産産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這必定會有利於扭轉之前城鎮化過程出現的各種城市病、粗放病。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三中全會的改革精神得到全面落實，必定會更好地推動中國城鎮化走品質型道路。前言　科學認識新型城鎮化

新一屆中央政府提出了“新四化”的建設任務，其中將新型城鎮化放在了更為重要的位置，希望通過“新四化”同步打造出中國經濟的升級版。當前外界對“新型城鎮化”的內涵看法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只有科學、全面、正確地解讀“新型城鎮化”，才能更好地推動“新四化”。

新中國成立之初到1978年，中國的城鎮化經歷了“起步”和“波折”兩大階段，到1978年城鎮化率只有17.98%，年均只增長了0.25%。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突飛猛進，34年間城鎮化率提高了34.7%，年均增長1%左右，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5億多人大規模進城的壯舉。這次社會平穩的城鎮化進程，直接把中國推到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

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取得的成績是舉世矚目的，但暴露出來的問題也是突出的。主要的問題表現在：一是出現了2.6億農民工，造成了偽城鎮化，這些農民工儘管在城市工作但並沒有分享到戶籍人口具有的公共服務，造成了不公平；二是中國城市的管理、運作、規划水平較低，發展模式粗放，出現了空氣品質差、交通狀況差、資源消耗極高等現象；三是中國城市的土地城鎮化率遠高過人口城鎮化率，導致土地資源浪費嚴重，“空城”、“鬼城”現象頻出；四是東中西區域的城市發展差距拉大，三大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在眾多方面差距越拉越大；五是城市發展的行政級別導向明顯，行政級別高的城市普遍比行政級別低的城市發展好，這扭曲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導向。

當前，面對之前城鎮化出現的這些情況必須對症下藥予以破解。首先要對新型城鎮化的重大價值進一步予以確認、認識。要看到城鎮化對於擴大中國經濟內需的重大意義，也要看到城鎮化對於優化經濟結構的積極作用，更要認識到城鎮化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建設的重要價值，最後要看到新型城鎮化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城市可以通過規模效應加深分工和交換，挖掘出更多的經濟空間。農民變成市民，一方面勞動生産率會大幅提高3倍以上，另一方面收入也會增長3倍以上，因此既可以通過消費的方式擴大中國經濟的內需，也可以通過提高全民勞動生産率的方式增加供給。城鎮化是結果，也是産業發展的平臺。應該説城鎮化靠産業尤其是現階段中國最重要的工業支撐才能夠發展，沒有産業支撐的城鎮化必定是危險和不可持續的。但如果單純靠産業尤其是工業，城鎮化發展也將面臨內需不足的問題。城鎮化與工業化可以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供應側，一個是需求側，二者相輔相成。城鎮化需要産業發展來充實，通過産業發展促進就業和創業；同時，城鎮化也能為産業發展提供更好的平臺，通過制度改革釋放出城鎮化的內需必定可以推動産業的發展。關鍵一點是，城鎮化能夠使服務業、新興産業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其次，要認識到這輪新型城鎮化立足於品質為主，速度為輔，通過樹立新思維、新觀點、新路徑來推行城鎮化。這種“新”主要體現在新型城鎮化未來的路徑將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二是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三是以提高城市綜合承載力為支撐；四是以制度改革為保障。要按照以人為本、環保生態、集約緊湊、四化同步的原則來推行新型城鎮化。

第一，以人口城鎮化為核心主要體現在要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目前中國有2.6億農民工，未來隨著城鎮化率進一步提升，農民工人數將為6億左右。讓這麼大一個基數的群體短時間處於不公平的二元結構中，或許可以給經濟帶來活力，但長期的不公平，一定會引發社會動蕩。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説，新型城鎮化首先的要義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並非是一個經濟問題。

但政治問題也需要通過經濟來部分解決。要想實現全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當務之急是資金的籌集。全國不同區域一個農民變成一個市民的成本不一樣，但從全國摸底來看，10萬元是一個最低的成本開支，這就意味著實現全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將需要百萬億級別的資金投入。面對這個巨量資金不需要過於緊張，只要將賬算清楚，壓力就會小很多。其一，可以用時間換空間。因為城鎮化不能一步到位，未來城鎮化率達到75%左右將是一個20～30年的過程，這樣投入的資金分解到每年就大幅減少了。其二，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除了政府掏錢以外，企業、個人也要掏錢，三方承擔會減少政府的一些壓力。其三，中國有大量的央企、國企，可以將其股份化或者通過改革分紅機制來充實社保基金。陜西就通過延長大型省屬國企的資金來建設保障房。當然也可以從現在財政收入每年高達10多萬億元的國有的土地、礦産和外匯儲備等中多擠出一部分。其四，可以通過制度改革來籌集資金。這主要是對農民的土地進行制度創新，當前浙江搞的宅基地換社保就是積極的嘗試。其五，通過金融工具融入一些資金。城鎮化過程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惠及多代人，所以可以通過金融工具創新，如開發性金融方式等籌集資金。

第二，以城市群做城鎮化的主體形態源於對規律的遵從。儘管北京、上海、廣州這些一線城市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採取了非常嚴厲的人口限制政策，但在20002010年間，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長了47%，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長了39%，廣州的常住人口增長了27%。北京2012年常住人口突破了2000萬，達到了2069萬，遠大於規劃中要實現的人口規模。出現這種局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特大城市在各個方面都比其他中小城市擁有明顯的優勢。“人往高處走”的基本規律推動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如果這些大城市的管理水準、技術跟不上，大城市病就很容易産生。為了克服這個兩難的問題，城市群這種主體形態就成為了首選。未來中國在當前三大城市群基礎上，再發展幾個有潛力的城市群，這個“3+N”數量的城市群將成為主要人口聚集的區域。這些城市群會更多采用軌道交通的方式，從而形成相對合理的大中小城市群的佈局。最終，城市群將容納中國50%以上的人口，GDP將佔全國GDP的80%以上。

第三，立足於全方面地提高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城市承載能力首先必須靠産業支撐，沒有産業支撐，城鎮化最終可能使得農民變不成市民，反而變成流民，甚至變成暴民。有些拉美國家城鎮化率高達90%，但因為沒有産業支撐最終出現了大量貧民窟。這種城鎮化不是新型城鎮化所需要的城鎮化。目前來看，通過大力簡政放權來激發服務業的發展空間是關鍵所在，也是新型城鎮化能夠優化經濟結構的原因所在。其次，要加大對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投資，滿足城市人口增長後的承載力硬體要求。同時要大量運用低碳城市技術、智慧城市技術等讓未來城市交通更便捷，更節能。當然也必須提高城市的管理、規劃、運作能力，通過提高軟實力來提高城市承載力。此外，要提高城市承載力的水、電、油等資源支撐的可持續性，要根據這些資源條件合理設定城市的承載極限。還有，必須對未來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從而使城市能夠根據新技術對人口遷徙的影響力合理調整承載力和承載空間。這輪新型城鎮化並非是單一的經濟話題，也不是“投資大躍進”和“房地産化”，但因為産業、基礎設施、資源、新技術等方面會帶來相應的投資需求，所以城鎮化對中國經濟有保底作用。

第四，一定要有整體的制度改革來作新型城鎮化的保障。這輪新型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潛力，要想將潛力最終變成內需，結合改革才能獲得最大的紅利。新型城鎮化是改革的總抓手，城鎮化的制度改革牽涉到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行政級別的改革、統計資訊制度改革等方方面面。這些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抓住了這些改革既對城鎮化有推動作用，也對中國整體改革有決定意義。所以只有更有力度的改革才能使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得到保障。

總之，這輪新型城鎮化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綜合問題。新型城鎮化既是一個擴大內需的需求問題，也是一個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産率解決經濟增長的供給問題。新型城鎮化不走投資依賴的老路，但依舊對投資有保底作用，更有優化經濟結構的作用。新型城鎮化如果落實得好，必定會非常有利於中國更好地實現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