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奇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中國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成為關心中國經濟的海內外各界人士聚焦的熱點問題。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一句話概括，就是需求側升級了，供給側沒有跟上，需求側與供給側的升級不對等，導致市場出現了産能過剩、庫存積壓的現象，解決的辦法就是推動供給側的結構升級。
作為我國經濟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農業的結構調整，而是農業的制度性改革。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任務，對於農業而言，重在補短板。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面：一是水土治理，二是三産融合，三是科技植入，四是經營放活，五是生態保育，六是城鄉一體，七是迎接新下鄉運動。
一、水土治理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土治理是農業的首要問題。中國是世界上13個貧水國之一，淡水資源十分匱乏，每人平均淡水佔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準的27%。中國長江以南36%的耕地擁有全國81%的淡水資源，這意味著北方的農業發展面臨著更為嚴峻的缺水問題。我國的有效灌溉面積剛過50%，更不要説旱澇保收了。眼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大力增加有效灌溉面積和旱澇保收面積。就總體而言，應主要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嚴格控制地下水的開採；二是建設水庫，用好地表水，保障生活用水；三是注重發展節水農業；四是凈化水資源，嚴防污染。
除此之外，首先要保護好土地。耕地的紅線絕不能突破。糧食産量“十二連增”，特別是好多地方的糧庫已經裝滿了，沒地方放了，導致一些人産生了“農業已經過關了，耕地紅線不需要再守了”的錯誤認識。我國與美國相比，人口數量多出10億，但耕地數量卻要少將近10億畝，我國一公頃土地要養活10多個人，而美國一公頃土地只需要養活零點幾個人，説明我國土地資源還是十分稀缺的。同時，改革開放以來，每年上千萬畝耕地都陸續被城市、工業區、開發區蠶食，因此，保住耕地紅線任重道遠。
其次，要保護並提升糧食生産能力。美國農業追求的是勞動力産出最大化，而我們由於土地資源非常有限，農業追求的目標是土地産出最大化，目標不同，方法、路徑、手段等當然也不同。一些人一直在鼓吹學習美國建設現代化大農場，而目前，我國在人少地多地區的農場現代化程度比任何國家都高，如黑龍江農場一萬六千畝水田用鐳射水準儀做成一個平面。但是在中西部地區，需要適度的規模經營，即家庭農場的規模要適度。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文件説得很清楚，那就是當地承包農戶的10到15倍，即如果一個農戶承包10畝，那就是100畝，如果是15畝，那就是150畝，這就是目前我們家庭農場最合適的規模經營，並不是越大越好，大規模農場不適合人多地少的中國國情。國家已經陸續出臺了“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應把“三個十條”的精神認真落實到位。
二、三産融合
上世紀90年代，日本一位學者就已經提出要把農業建成第六次産業，即一二三産能融合發展的産業。美國的農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多，而美國為農業服務的服務業就業人數卻佔美國總人口的17%－20%，就是一個農民種田後面跟著十多個人為他服務，所以我們的二産、三産，可做文章的地方很多。
當前，農民增收最快捷、最方便、也最能馬上見效的就是鄉村旅遊，因此，可以把它定位為“中國農民的第三次創業”。中國農民第一次創業是發展鄉鎮企業，第二次創業是進城打工，發展鄉村旅遊則是中國農民的第三次創業。第一次創業是離土不離鄉，在自己家門口乾事，帶來了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的問題。第二次創業是進城打工，離土又離鄉，掙了些許打工錢，荒廢了自己的家鄉，種了別人的地，卻荒了自己的田。第三次創業，開發鄉村旅遊才是自己幹，自己做主，建設自己的家鄉，並且為子孫萬代謀福。如果自己的家鄉成為一個很好的旅遊景點，子孫後代都能享受這個福祉。
過去我們城市沒有“害病”的時候，大家都朝城裏擠。而現在“城市病”越來越重，交通擁堵、噪音充耳、空氣污濁，大家回過頭來看，最宜居的地方還是農村，這是個世界性的潮流。歐盟現在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已經佔58%，回到農村的人口主要集中在25歲到40歲之間，他們在農村居住，到城裏工作。英國的鄉村旅遊是非常發達的，英國民意調查顯示，有25%的人每年經常去鄉村旅遊，50%的人偶爾去鄉村旅遊，81%的人一年至少到鄉村旅遊一次以上，這個市場潛力十分巨大。調查顯示，總人口為六千多萬的法國在鄉村住過一夜以上的旅遊人次是三千多萬，就是法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在鄉村住過一夜以上。
隨著人們收入水準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轉變，休閒時間的增多，交通通訊的發達，鄉村旅遊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潮流，中國當然也不例外。2014年底，我國到全國鄉村旅遊的人次為12億，到2015年底達到22億，一年之間增長了10億人次，所以開發潛力非常大。有關方面預測，到2020年可能將達到65億-70億人次。從消費層次上看，現在三類群體都去鄉村尋找自己的遊點。首先就是最富的人，“三名”（名山大川、名人故里、名勝古跡）遊完了，他們去國外遊，但是文化背景不一樣，我們都知道有句話叫到國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國內叫好臟、好亂、好快活，因此這些有錢人就到鄉村去找景點。其次是中産階層，他們“三名”看了一部分，一邊繼續看“三名”，一邊也在鄉村找點，到生態好的地方去遊玩。再者是最窮的、社會最底層的人群，也在鄉村找地方，因為以現在人們的收入水準出去玩一玩還是沒問題的，特別是聽説附近哪兒有好吃的或者好的土特産品，就約幾個人去品嘗或購物，這三個層面的人群都去鄉村，鄉村旅遊的前景是越來越好。
開發鄉村旅遊首先激活了閒置的資源。所謂閒置資源就是原來的、沒有效能、不産生價值的東西。一是閒散勞動力，包括留守老人、留守婦女，他們在家裏沒什麼事，但是旅遊景點開發後，他們都有事幹了，並且從低質、低價的勞動力變成高質、高價的勞動力。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陜西兵馬俑，一開發出來，周圍村子裏的老頭、老太太晚上都到村頭上，請各種外語老師來教他們學外語，只要學會了一個“money”，就可以跟外國遊客講價。二是閒散時間。原來村民“一個月種田、三個月過年、八個月空閒”，打牌、閒扯、曬太陽，時間都流失掉了。旅遊業一發達，一天到晚忙著掙錢，恨不得一天變成兩天用。三是閒散住房。目前，全國有2億多農民工，農村至少有幾千萬套閒置房可以開發利用。農民工與房子的關係被概括成“兩隻老鼠”，把家裏的房子給老鼠住，到城裏租住只有老鼠才住的房子。把那些留給老鼠住的房子改造成給老闆住的別墅，價值立刻就體現出來。這裡有一個問題要特別注意，改造農舍不能用農民的眼光，要用城裏人的眼光，外面越古越土越好，裏面越現代越好，一句話，要改造成“外面五千年，裏面五星級”的標準。四是閒置風景。一座斷橋，一條溪流，一處古宅，一棵老樹，都可能成為吸引遊客的一處風景，都可能留住遊客。五是物質文化遺産和非物質文化遺産。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這些本地人不以為然，但在遊客眼裏就很新鮮，正所謂風景都是外地人的風景。鄉村旅遊是推進三産融合的重要抓手。因為旅遊人群不僅僅是去吃，還要在鄉村住，同時還要購物，購物就帶動了農産品加工業的發展。農産品本來很便宜，通過包裝和加工，價值就增加了，可以賣到貴幾倍的價錢。二是推進城鄉互動。二元制度使城鄉之間長期隔離，旅遊使城市文明、城市的項目、資金、人才等流向農村。三是促進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城裏人需要到鄉村旅遊，鄉村則應時而動，提供這種需求，城鄉之間順應市場規律，一拍即合，這是鄉村再造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
鄉村旅遊景點的打造，不論哪種類型，一般都應做到“十有”：第一，就是有景可看。第二，叫有線可連。眾多景點像一串珍珠閃耀，連成一串才能留住人。第三，叫有路可通。路要修好，不能還有“三跳路”，即車在路上跳，人在車上跳，心在肚裏跳。第四，是有味可品。農家土菜對城裏人來説就很新鮮。第五，就是要有室可居。房子要改造好。第六，要有物可購。第七，就是有網可賞。這個包括兩個含義，一個就是網上發佈行前資訊，把景點拍成照片和文字上傳到網上。因為現在的流程，遊客一般都是來景點前先點擊看看網上介紹，所以要把最美的景點展示出來。另一個是通寬頻網路，遊客所住的地方要有網線，讓其可以與世界連通資訊。第八，就是有驗可體。能夠提供體驗種植業、養殖業，體驗插秧、收割的場所。第九，有文可化。要有一些民風民俗的表演，讓人自然融入那種文化氛圍中，了解一些當地的民風民俗，包括一些土話等。第十，叫有情可寄。人們常説寄情山水，就是讓遊客永遠忘不了那個地方，經常懷念那個地方，有親近感，時時思念，是情感寄託之處。
三、科技植入
所謂科技植入就是現代科技要長入農業、農村。當前，我國機器人技術獲得突飛猛進發展。2017年機器人就要參加高考，目標為考入重點大學，到2020年其目標就是考上清華北大。所以智慧農業要走入我們的視野，網際網路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平臺。今天我們科技對農業的貢獻率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關鍵就在於農村缺乏掌握現代科技的人才，厭農棄農的社會風氣使精英遠離“三農”。“三農”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現代元素，而注入現代元素，固然需要現代設施等硬體建設，但首先要有一個掌握現代知識的接受主體。不然，再先進的設備，再發達的技術，再優秀的管理，都毫無意義。我們的農民一定要跟上這個時代，特別是新型農民。要解決這個問題，先要把農村教育搞好，把孩子培養好。農村5億多勞動力，平均受教育時間不足8年，我們給未來留下一群什麼樣的孩子，這群孩子就會給我們留下一個什麼樣的未來。因此，抓好孩子的教育是農民的希望、農村的希望、農業的希望。現代元素能夠順暢注入“三農”的根本就在於有一大批能夠掌握現代科技的接收主體。
四、經營放活
農業的經營必須放活。第一就是土地要放活。我國目前的土地太零碎，一戶十畝承包地分成七八塊，甚至十幾塊，因此要進行土地流轉，發展農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首先要規模化，這個規模化當然只能是適度。土地要流轉，必須尊重農民的意願、尊重市場規律。第二就是産權制度改革。産權制度改革一定要抓好，因為只有産權明晰了，它的保值增值才能實現。産權制度改革要分清誰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誰是社區成員。這個問題在發達地區特別突出。一個在當地待了幾十年的人，由於不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導致沒有權利享受集體經濟的財産。而有的集體經營組織成員二三十年前就不在村裏了，但他照樣享受集體福利，這種“人在權不在，權在人不在”或者“權在人半在、人在權半在”的情況很普遍，矛盾非常複雜。解決的辦法就是充分尊重當地群眾的意願。第三就是組織化問題。從改革開放以來都是放活政策。首先，放活土地，由生産隊到家庭承包。其次，放活經營，雖然承包到戶，但不是誰想種什麼就種什麼。取消統購統銷以後，農民才有了自主經營權。再次，放活領域，農民只能種地，只能搞種養業，後來才允許發展鄉鎮企業，使農民拓寬了收入渠道。最後，放活空間。過去農民只能在本鄉本土，後來才允許進城，今天還能自由出國。
今天，我們要特別關注農民的組織化問題，必須放活組織，讓農民的專業合作社大力發展。目前，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有140多萬個，但是完全跟不上需求。外國的農民一個人要參加許多社會組織，不然以後沒法繼續發展。在組織農民問題上，今天要把組織農民變成農民組織。雖然是一個詞序的顛倒，但是含義完全不一樣。組織農民，農民是被動的，讓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農民組織則是農民自己起來組織自己，為自己服務，是主動的。現實生活中，許多農民組織要麼是龍頭企業當領導，要麼是退休幹部當領導，農民只是被動參與，這種局面必須改變。
五、生態保育
生態保護是為子孫後代著想的大問題。我們都知道杜甫有一句詩叫“國破山河在”，我們今天絕不能讓“國在山河破”，特別是有些風景區上億年才形成，破壞了什麼都沒了，修復不了。因此，中央特別關注這個問題，實行古今中外可以説是最嚴厲的一個政策，即生態終身責任追究制。但是這個政策執行難度較大。因為它時長、人眾、面廣、量大，要分清責任很難，需要在實戰中深入探討，逐步建立一套完備的制度。此外，面源污染問題一定要治理好。我們現在農藥、化肥的使用量超過世界平均水準的三倍，面源污染特別嚴重。這些化肥農藥殘留在土壤和地表水中，造成水土污染，種出來的農作物就無法保證品質，帶來惡性迴圈。當前還有兩個污染一定要注意，一是除草劑，一是農地膜。這兩個污染現在越來越嚴重，其帶來的危害也不可低估。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名言就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也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命題，要做好這篇大文章，必須上下勠力，左右協作，前後照應，萬眾一心，才能實現既定目標。
六、城鄉一體
城鄉一體化的核心問題就是“兩公”問題。所謂“兩公”就是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一定要延伸到鄉村，特別是兩個最基本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教育和衛生。義務教育有兩個基本特徵，一個是不要錢，另一個是就近。目前，不要錢已基本實現，但是不能就近。十多年的撤點並校使農村學校有59萬所減少到目前的27萬所，有關調查顯示，農村小學生家離學校的距離平均10.86里，初中生35里。從實踐上來看，不能就近帶來的額外負擔比要錢還貴，到鎮上借讀一年至少要多花八千到一萬，到縣城借讀一般要花一萬五到兩萬。這是額外的花費，還不算照看孩子誤工的費用。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農民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因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醫療資源好，所以現在農村看病都想往大城市擠，出現了“四個三”的現象，即奔波三千里，掛號三星期，排隊三小時，看病三分鐘。看病難、看病貴，由此帶來的負擔非常重。因此，這兩個公共服務一定要加大改善力度，讓農村的孩子智力和體力都能夠強起來。
七、迎接新下鄉運動
五十年前，一場轟轟烈烈的下鄉運動席捲整個中國，2000多萬知青被送到農村。今天一場新下鄉運動又悄然發生。所不同的是，前者是被動的，是靠政治動員和行政干預的結果，而眼下發生的這場新下鄉運動，則是主動的、自願自覺自主的。它涵蓋十個群體：一是回鄉創業的農民工，二是回鄉創業的大學生，三是1977、1978、1979這三屆畢業的大中專畢業生，改革開放高考結束之後這三屆畢業生有兩百多萬，這兩百多萬人裏面大概有80%以上都是從農村走出的，他們鄉情最濃、鄉思最重，這些人很大一部分退休後都想回到家鄉去生活。四是第一代農民工，上世紀80年代就外出務工，今天城市已經不再需要他們，他們必須回到鄉村去。五是我們的村官，現在全國有20多萬，到2020年大概要有40萬。六是“三支”人員，即支教、支醫、支農“三支”隊伍。“三支”隊伍是一支力量強大的為農服務隊伍。七是扶貧幹部。現在全國到2020年要全面實現小康，扶貧是頭等大事，是共産黨的“兩個百年”目標之一。目前，全國共派了54萬扶貧幹部到村幫扶。八是前面説的旅遊，到鄉村去的遊客帶來的資訊、項目、資金，包括人才方方面面的資源是非常多的，一定要開發利用好。九是華人華僑，我們有6000萬華人華僑，許多人都是在國家不景氣時出走的，今天國家強大了，他們也年紀大了，總想葉落歸根。十是城市離退休人員，這個群體有一億多，他們受苦於“城市病”，想到鄉村生活。目前這十大群體正向鄉村運動，或創業或服務或生活。我們在制度設計方面應提前做好準備，迎接這十大群體的到來。這是前所未有的農村人才大輸送，對於解決“三農”問題，是史無先例的歷史大機遇。開發利用好這筆寶貴財富，應是“三農”工作的當務之急、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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