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對台灣的新認識——不會崩潰 有限自由
一位在法國斷斷續續生活了三年的台灣朋友閒聊時這樣誇讚法國:沒有蟑螂。我不由大笑起來,法國這樣一個濕潤的地方,又有很多老房子,蟑螂當然猖獗,我也曾深受其擾。不過他的謬讚卻展示了一個道理,要想真正全面的了解一個地方,不僅要親臨其境,更要長時間的在地生活。這當然也是為什麼自己一有機會就一定要到台灣走一走的緣故,而每一次,都會對台灣的看法有一定的修正。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這三年間,都是通過媒體來關注台灣。感覺台灣的經濟似乎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民眾的生活到了難以為繼的程度。雖然知道綠營媒體必然會誇大事實以打擊國民黨,但再度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真的是被嚴重誤導了。
應該説,台灣沒有明顯的進步和變化,物價卻有較明顯的上漲,但至少它仍能大致維持住已經達到的較高水準,不像法國是明顯在倒退。許多從法國回來的台灣朋友説,兩相對比,其實馬英九表現還算不錯了。只是能夠有全球視野的人畢竟是少數,民眾更是只局限于自身狹小的生活空間。
之前我的判斷是台灣政治制度的危機將會很快到來,但現在卻要修正為:台灣政改仍然有一定的緩衝時間。只要政治人物有決心,現在改變還不晚。雖然類似于太陽花式的運動仍然會局部突然爆發,但不會發生烏克蘭式的、全局性的顏色革命:即不再用選票決定權力更替,而是暴力和街頭大規模抗議。
台灣經濟之所以沒有變成法國,原因有二。一是中華民族勤勞的傳統。在夜市,經常能看到老奶奶級別的攤販,這和法國危機中民眾仍然貪圖享受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和這一點相關的因素是台灣的福利制度除了醫療保險之外,其他都不算完善。像失業救濟雖然有,但台灣社會普遍不大接受,認為是懶人行為,還是崇尚努力奮鬥。
夜市上的老奶奶攤販
二是大陸的力挺。雖然百姓對兩岸經貿紅利感受不多,但台灣的經濟沒有出現系統性危機或者垮掉還是和大陸的強力支援密不可分。就如同危機中破産的希臘,百姓感覺生活持續倒退,似乎也感覺不到歐盟救助的作用。但如果沒有歐盟,其慘象還不知到什麼程度。
每次來台灣,和綠營學者交流時,他們總會強調一點:今天的台灣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不會因為批評政府或相關言論而被捕。我當然明白這不僅僅是炫耀,更多是對大陸體制的攻擊。然而這一次,在和眾多偏藍學者和民眾交流後才發現這並不是真實的台灣。
一位頗有社會聲望的偏藍學者告訴我,他曾因為某個觀點而接到恐嚇電話——這樣身份的人竟然會有如此境遇實在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自然地,這次我和他交流的內容也不能對外發表。還有一位台灣朋友看到我的觀選系列文章後説他也有同樣的看法,但如果是他寫了,那在台灣就找不到工作。
更有支援統一的學者告訴我,哪怕是中日發生戰爭,他們也都會成為清洗和攻擊的目標。活生生的恐懼感令人觸目。
或許有人會辯護説找不到工作也勝過進監獄失去自由。但是,有一點他們可能沒有想到,在今天的世界,任何反對中國體制的人都會得到西方的支援,中國政府打擊的結果往往反令他們名利雙收。他們事實上根本就不怕。北大教授夏業良被開除,美國立即將之聘用。但是在台灣以及其他民主社會,反體制的人找不到工作就只有死路一條:不但沒人支援,失去收入,也無法享受各種福利。這才是令人真正恐懼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在所謂的民主社會發表敏感性、刺激性或者挑戰性言論一般不會進監獄(特殊情況很常見:法國歷史學家為納納粹辯護而被判刑,儘管支援者認為只是學術問題),但是敢於批判體制的群體卻往往要少於西方眼裏所謂的專制中國。
第三個改變就是台灣的法治程度。雖然台灣的司法可以説是獨立的,不受政治力量的干預,比如馬英九開除王金平黨籍案就連續兩次敗訴,但台灣社會的法治程度並不高,這一點我在《台灣同胞教我鑽空子——從生活細節透視台灣民主》一文中有完整的闡述。在這裡就只補充兩個例子。
11月29日是大選日,下午在開票所(台北市萬華區西門國民小學)看到這樣一幕:一位女士堂而皇之地用手機錄開票過程,現場工作人員發現後立即阻止。這位女士要求提供法律條文,工作人員迅速拿出選舉委員會頒布的條例。不料這位女士聲稱這是內規,不是法律。無奈,工作人員立即召來現場的警察。令我驚訝的是,這位女士絲毫不為所動,繼續攝像。警察也只是一再勸導,甚至5個警察圍著她勸説,但就是不敢執法(奪下手機或拘捕),甚至連阻擋都沒有。工作人員無奈之際,只好自己拿一塊牌子遮擋。前後達二十多分鐘。
警察面對違規女士不敢執法
這位女士對待法律的態度頗耐人尋味。她先是要求對方提供法規,但發現不符合自己的行為時便找藉口不予承認。這種現象在大陸民間並不罕見。更耐人尋味的是警察如此缺乏威懾力。在西方生活久了,就明白公權力同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法國如果敢有人如此對抗法律,早就被警察強力制服。
其實在大陸,民事問題警察執法時,百姓也常常並不懼怕,還經常與警察理論。比如開車違章。原因是大陸“人民警察”觀念深入人心,相互之間不是西方純粹的法律契約關係,而是有“警察是人民養的,警察為人民服務”的道德因素在裏面。
台灣也出現類似現象則和民主化有關。台灣有一個順口溜:黑社會怕警察,警察怕政客,政客怕選民,選民怕黑社會。所以2009年的八八水災,明明根據法律警察可以強制疏散村民,但由於選舉將近,警察不敢強行執法,結果竟釀成重大傷亡悲劇。
另一個例子則是法不責眾。台灣類似于大陸的小産權房很多。和大陸不同的是這類小産權房往往是在原來合法的住房上加蓋的。對外出售時,合同也只能寫合法的部分。這類房子不合法,但也無法清理,只能聽之任之。除了違法者眾外,在票選民主社會,也沒有哪個政治人物敢於“依法治國”。
所以僅就形式而言,台灣是一個法治社會,但在骨子裏,仍然是一個人情社會。我一到台灣就有強烈的體會,後來在離開時又體驗了一回:當旅館得知我第二天一早去機場,就主動提出幫我預定車。結果第二天早上一看並不是運營的計程車,而是私家車!這就是台灣,一個具有鮮明中華文化特色的地方。
第四個改變,就是對日本在臺勢力的認知。日本對台灣有特殊利益和影響世人皆知。但究竟到了什麼程度過去體會不深,這一次通過參觀桃園神社——被稱為日本之外保存最好的神社和得到日本支援的“台灣民政府”而深有感觸。不僅綠營親日、媚日,就是一般百姓也哈日。馬英九提出的外交政策居然是:親美、友日、和中。從中可見美日的影響力。
在台灣還巧遇一件事,也可體會日本的影響力。12月11日是日本天皇生日,日本在臺文化協會(作用和性質類同大使館)遍邀台灣精英參加祝壽晚會。年年如此,被邀請人也視之為榮耀。日本也通過這種方式從台灣精英中培養親日派。幾十年如一日,足可想像其功效。大陸要統一台灣,屆時和日本的衝突也將不可避免。
最後就是台灣的內部分裂超乎想像,幾乎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共識。或許唯一有共識的就是不管是誰都接受投票的結果。大陸對臺政策公開宣示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一個沒有共識、四分五裂的“台灣人民”如何去寄予厚望呢?意識到這一點,兩岸統一恐怕還是要寄希望於大陸的強大。我曾問綠營學者一個問題:獨立有可能嗎?他的回答也很坦率:還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一是大陸民主化,承認台灣的民族自決權。二是大陸崛起失敗。不管他説得哪種可能性,一切都還是取決於大陸,台灣自己實是做不了什麼。僅就這一點而言,我還是贊同的。
今天的台灣已經演變的非常複雜,就是執政的國民黨和在野的民進黨也無法跟蹤把握民意。這次選舉固然國民黨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民進黨也一樣。桃園和新竹,民進黨做的民調都是落後對手10到20個百分點,過去只要差距到這個程度,一定是敗選,結果卻逆轉獲勝。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我的一個體會是台灣百姓熱衷於通過選票表達意見,而不是口頭的抱怨,更不是法國式的動不動就走向街頭。所以,表面看這個社會很平靜,很和諧,百姓也善良溫順,似乎沒有什麼不滿。結果一開票,立即令人感受到火山般的怒火撲面而來。在到台灣的最初幾天,統派的學者告訴我,台灣不要看表面平靜,實際下面暗流涌動,隨時都可能爆發。這一年來連續發生的洪仲丘事件和太陽花運動就是例證。自己當時還感覺是不是有些誇大,然而震驚世人的選舉結果卻驗證了他們的分析。
如果從台灣經驗反觀大陸,民眾的普遍抱怨未必是真的民意。否則何以美國皮尤公司獨立做的調查,對政府的滿意度和支援度都高達80%以上呢?或者當所有的人都閉口不言時,才意味著真正的危機。
本文是九合一觀選的最後一篇。借這個機會還是要讚美一下這個寶島的優點。一是市政府任人自由出入,沒有警衛。大陸確實做不到。如果這件事被某些群體上升到制度層面的話,那我只能説大陸和法國的制度都有問題,因為法國也做不到。當然,如此疏于防範也容易出意外。這次大選期間,有一位候選人不滿陳菊,就載著汽油開著競選車衝進高雄市政府,險些釀成悲劇。
二是買火車不需要身份證,隨便買,進站自然也不核對票和身份證是否一致。僅從我一名普通乘客的角度講,十分方便。只不過大陸過去也是如此,但被批評落後,是為腐敗創造條件。還説印度都做得到,何以中國就做不到,最後就成了今天的實名制。以大陸為標桿,該説台灣是進步還是落後呢?
三是什麼政治性網站都能看。不過我的觀察是這些網站沒有一個是專門針對台灣、批評台灣的。放開了,對台灣也不構成什麼不利影響。再者,台灣社會幾乎沒有人關心島外的情況,這些網站也沒有多少人去看。這種既無害、又沒有多少人看的網站何必要封掉呢?這當然也是理解大陸網路政策的角度。
我還想説的是,實際而論,大陸的制度模式雖然已經被西方視為對它們模式最大的威脅,但大陸在意識形態上仍然是處於守勢。西方強,中國弱,對特定政治目的境外網站進行過濾是自然的選擇。冷戰初期西方處於意識形態博弈的下風,美國不也是禁止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嗎?這就如同歷史上英國工業強大時就推自由貿易,遇到強有力的挑戰者時就改搞貿易保護主義沒有什麼區別。中國實在沒有什麼好指責的。
觀選台灣,只不過又多了一個理解大陸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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