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特點，而這是對新自由主義發展觀的重大超越。新自由主義認為阻礙發展的關鍵是國家的政策，其他因素比如地理條件卻被忽略了。進入21世紀以後，許多經濟學家意識到，地理障礙是束縛許多後發國家發展的核心障礙之一，基礎設施對於幫助這些國家發展經濟以及進入全球生産網路，都具有重要意義。
世界並不是“平”的，而是存在很多坑坑洼洼。歷史上，亞洲大陸一直缺乏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許多國家直到二戰後才開始工業化進程。在二戰後因為有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歐洲地區完成了基礎設施的重建。隨後，雖然美國提出了“十四點計劃”支援發展中國家的建設，但是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幫助完成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在新自由主義發展觀的指引下，發達國家、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也沒有能力和意願組織國際合作和資源。這種發展觀有意貶低政府的作用，也不鼓勵國際合作。亞洲各國都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是本國的事，但是僅僅靠私人投資又無法實現大型特別是跨國甚至跨洲際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
基礎設施的缺乏已經成為亞洲地區的突出特點，而這是束縛經濟發展以及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的關鍵因素之一。大量研究都表明，完整的地區聯繫通道的缺失是影響亞洲地區貿易、增長和一體化進程的重要因素。特別是亞洲的內陸國家，基礎設施較差的國家，可能會因為不能從全球化中受益，導致發展水準較低。除了非洲地區以外，南亞和東亞地區一直都是世界上貧困人口規模最大和最為集中的地區。
中國基於自身的發展經驗，一直強調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這與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宣傳推廣“華盛頓共識”教條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在2007年就已經指出，當西方國家還高高在上地教育非洲國家的官員如何發展經濟的時候，中國人卻在非洲與他們平等務實地幫助推進基礎設施建設。二者究竟孰優孰劣，現實中已經有清楚的答案。
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並建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正好響應了亞洲地區發展基礎設施合作的強烈需求。因此，許多發展中國家代表在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上由衷地表示：他們參與亞投行，並不是要跟中國選邊站，而是選擇了正確的發展潮流。
“一帶一路”倡議突出基礎設施建設在發展議程中的重要性，而且對平等、包容、市場主導等原則的強調，無疑將為全球發展理念帶來更加豐富的內容。美國經濟學家曾經指出，“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政策比如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自由貿易和放鬆管制等，也並非完全錯誤。但是僅僅強調這些因素對於理解經濟發展卻是顯得過於片面。真理多向前走一步就成了謬誤。“一帶一路”強調開放性和包容性，強調一國一策。它所代表的發展觀認為，全球發展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需要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這種態度也是它超越新自由主義發展觀的高明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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