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1日，日本九州電力公司正式重啟位於鹿兒島縣薩摩川內市的川內核電站1號機組反應堆，由此結束了1年11個月以來的“零核電”狀態。
2011年3月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日本國內的核電站反應堆因定期檢查等原因陸續停止運轉。2012年5月，日本全國進入“零核電”狀態。福島第一核電站在2011年“3·11”大地震和海嘯中遭受重創，引發了自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以來最嚴重的輻射泄漏事故。據報道，福島核事故發生後，當地16萬居民被迫撤離，日本全國48家運作核電站停機進行安全檢查，成為25年來全球最嚴重的一起核危機。目前，大約有60%的日本民眾反對核電站重啟，而且反對黨和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等自民黨內的一些政治家也表示反對。那麼，安倍政府究竟為何重啟核電站？
首先，“安倍經濟學”已經進入了深水期，但預期效果不明顯，日本經濟未見起色，對安倍的支援率也開始大幅下滑。7月中旬，日本眾議院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後”，安倍政府的反對率已打46%，而支援率也下滑至37%。日本財務省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日本2014年的貿易赤字為12萬億日元，出現連續三年刷新貿易赤字的狀況。由於停止運轉日本國內的核電站，火力發電所需的液化天然氣和化石燃料進口大增，加之日元貶值導致的進口價格飆升，是貿易赤字的主要原因。為了滿足國內能源需求，也要改善貿易赤字，重啟核電站是對安倍來講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
其次，眾所週知，日本是一個能源消耗大國，但本土資源匱乏。在2011年大地震之前，日本共有54座商業核反應爐，而且始終保持有30多座反應堆處於運轉狀態，全國電力供應約30％來自核電。按照日本政府既有的能源基本計劃，到2030年，核能佔能源結構比例將提升至50%以上。一旦這個空額無法填補，將導致企業加速搬離日本，令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這一系列連鎖反應可能給日本社會帶來很大的衝擊。因此，為了改善能源結構，也必然會選擇重啟核電站。
第三，此次日本政府決意推進重啟工作，最主要的是出於對財閥經濟利益的考慮。電力公司當初建設、維護核電站花費不菲，倘若徹底棄用將面臨巨大損失。實現核電重啟，不僅能率先讓製造業企業得到持續的電力保證，也能為日本幾大電力公司解憂。安倍上臺以來，一直積極推進核電站重啟。2013年6月正式通過了核電站新安全標準。吸取了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的教訓，加強了應對地震和海嘯的措施，于當年7月8日正式實施。2014年6月內閣會議通過《能源白皮書》，將核電定位為“為能源供求結構穩定做出貢獻的重要基荷電源”。
第四，安倍政權重啟核電站的另一個原因是為推動核電技術出口。福島核事故前，核電是日本出口的一個支柱産業。安倍就任後，向土耳其、沙特以及東南亞國家大力推銷核電。如果沒有國內市場的支撐，日本核電技術在海外的銷售就缺乏説服力。所以，安倍通過重啟核電站，先確保國內市場，然後試圖逐步向海外出口。
第五，核電站的重啟意味著日本國內其他核電站也將重啟。除川內核電站外，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根據新安全標準已經審查了15座核電站的25座反應堆，關西電力公司的高濱核電站3號和4號機組以及四國電力公司伊方核電站3號機組也已被正式批准合格重啟。今後，這些核電站將會陸續啟動，恢復新的“核電時代”
2014年2月，日本在重新修訂的《原子能基本法》中提出的“核能要為國家安全服務”條款。對此，一些媒體認為，此舉令周邊國家擔憂才是日本重啟核電站的真正原因。國家安全這個詞彙具有武裝保衛的意思，將這一詞彙引入核能利用目的之中，這必然引起鄰國的擔憂。報道認為，一旦日本下定決心，具備在數月內完成核武裝的實力。如果日本像朝鮮一樣進行核開發，南韓也必須推動擁核，那麼整個東北亞地區將陷入核連鎖和核戰爭的恐怖中。也就是説，如果日本不重啟核電站，今後長期內很難重啟，也無法確保和發展核技術。總而言之，安倍作為強硬的領導人來講，決定重啟核電站，是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結果。
第六，如何處理高放射性核廢料也是一個難題。現階段，日本大約有1.7萬噸核廢料分佈在各地臨時儲存池中，而重啟核反應爐無疑將産生更多廢料。據報道，部分儲存池最早將在3年內達到承載上限。安倍政府今年5月推出一項設想，建造一處位於地下超過300米的儲藏所，保存核廢料至多10萬年以降低放射值且對環境無害。但現在看來，選址工作進展並不順利。因此，雖然重啟核電站，但日本面臨的課題也很多，所以日本經濟的前景難以樂觀。
從目前的各種輿論調查結果來看，對重啟核電站的反對意見很高，而且此次川內核電站的重啟進一步使日本輿論惡化。加上，眾議院強行通過“安保法案”以後已經開始下跌的對安倍的支援率，此次舉動也給安倍又帶來另外一種惡果。這與8月的“安倍談話”、9月在參議院裏對安保法案的表決等聯動在一起，給安倍進一步造成困境，而且這種困境將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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