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網：章百家、張維為、房寧談中國道路

環球網：章百家、張維為、房寧談中國道路

編者按： 改革開放30年，中國實現發展奇跡。“中國道路”“中國模式”被國內外眾多政界、學界人士津津樂道。中國的發展有怎樣的特色？我們又有何經驗和教訓？在當前中國內部面臨轉型壓力、外部國際環境並不樂觀的情況下，未來中國道路又該如何探索？7月22日，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章百家、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在山東威海舉行的“中華復興與中國道路學術研討會”上，為中國崛起指點迷津。

章百家：中國進入安全瓶頸

中國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已經不是改革開放之初的老問題，而是改革開放進入更高級階段才能遇到的問題，只能靠進一步改革發展解決。 現在國際環境中一個最重要的變化，就是中國已經成為國際形勢發展中最重要、最引人矚目的力量。這就要求我們改變過去的思維習慣。現在外國判斷國際形勢，先要看中國怎麼樣。這種變化是一個好事，説明中國強大了。但這也對我們的思維提出了新要求。這就要求我們在採取行動時，要預估外界會有怎樣的反應，要有更多對於互動的考慮。

中國跟所有傳統大國相比，是唯一一個周邊有眾多鄰國的國家。中國從傳統上來講，不是靠對外征服，而是靠“改變自己、影響世界”。我們要對自己要有實事求是的評估。我們現在是一個新興大國，距離一個成熟的大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現代化還沒有完成、每人平均GDP很低，作為新興大國參與博弈的經驗還不足，這些都使我們在考慮國際問題時，要注意目標、能力、手段之間的平衡。 當前國際形勢有兩個突出表現，一是世界經濟低迷復蘇尚需時日，二是國際政治前景難以預料、世界有失序的危險。

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究竟應該起到什麼作用，受到周邊諸多國家的注意。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安全瓶頸。一方面，中國內部改革進入深水區，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實力增長，外部世界會對你會進行重新評估。內外兩層因素，再加上資訊時代的到來，讓中國與世界關係處於敏感時期。 但我們有充分的應對挑戰的經驗和實力。

這要求我們一是要集中精力踏踏實實處理好國內的事情。二是既要樹立中央權威，又要通過集思廣益，形成新的改革共識。三是中央、地方基層之間的良性互動。四是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國和世界的聯繫已經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這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特別是在當前世界有可能陷入動蕩時，如果中國能在維護和平穩定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確立大國地位、展現大國風采。這既是一個考驗，也是一個機會。

張維為：借鑒西方，中國沒有失去自我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核心是找到一條正確發展道路。中國通過長期的努力，找到了這條道路。中國道路的核心就是處理好三種關係：現代化與本國政治制度的關係、本國與西方世界和西方模式的關係、現代化與本國文化傳統的關係。可以説，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在這三方面做的是比較成功的。 1988年5月，一位發展中國家的總統來北京，希望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經驗，鄧小平回答説：“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這位總統又詢問鄧小平應該如何與西方打交道，鄧的回答是四個字“趨利避害”。

中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從西方借鑒了很多經驗，但更為可貴的是，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經驗的過程中，中國沒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博採眾長、趨利避害、推陳出新。相比之下，西方顯然太故步自封了。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探索，中國人已經看到，自己的文化傳統其實是中國現代化事業最為寶貴的資源，我們可以自信地堅持中國文明本位，同時也汲取他人之長，與時俱進，最終實現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可以用中國文字為例來説明這個問題。

應該説，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脈，是民族認同的利器。保持了漢語，就保持了中國文化的根。現在看來，漢語在今天一點也不落伍，它十分傳統又非常時尚，它能夠翻譯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學的著作，能夠與現代科技完全相容，在網際網路為標誌的高科技新媒體時代，它甚至展示出很多獨特的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的文化和信仰就隱藏在文字中。

房寧：中國經驗：對沖和混合

從中國的經驗出發，我們發現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層面上存在“對沖和混合”的現象。

政治上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調動了人民群眾積極性，給中國30年來工業化提供了巨大動力。可以説，在工業化階段，我們提供生産性激勵而防止了分配性激勵。人們通過努力，進行經濟活動、創造性活動追求自己的財富和地位，而不是通過集體行動、政黨行動通過獲得政治權力而改變利益分配格局。這樣的體制有利於能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反過來講，“雙開放”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一選就亂”的原因。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個新現象。它本身涵蓋了內在的矛盾、張力，也是一個混合和對衝。這其中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有大型國有企業，也有中小微;有宏觀調控，也有市場的基礎作用，進而形成了聚合效應。

在08年以後，我們經濟面臨雙重壓力，但“滯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避免。當時中國的物價有很大的上升壓力，煤價漲了三倍，但電價只漲了20%。這是怎麼實現的呢？這是由於中國的電力企業基本是國有的，這些國企通過內部消化、技術革新等方式，讓通貨膨脹壓力得到緩解，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故事。

從文化上來看，儘管現在傳統文化、所謂“紅色文化”、市場經濟帶來的“金色文化”之間存在矛盾，但也恰恰形成一種張力，對社會文化價值觀、道德水準形成緩解和對衝。我們一方面有利他的、超越型的價值，比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也存在市場本身的價值觀，比如從牛身上擠奶、從人身上賺錢。

無論是權力的開放還是權力的集中，無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論是唱紅歌還是賺錢，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沖和混合”的模式。這樣一個制度，在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階段，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時期，推動、保障了我們百年復興夢想的實現。

中華復興與中國道路學術研討會由山東大學(威海)、山東威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山東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威海市劉公島管理委員會承辦。會上，來自中國社科院、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等單位、機構的專家共同參與“中國道路：理論與實踐”“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中國的復興戰略”“大國崛起的道路比較”等議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