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推進亞洲文明對話。這不僅是中國內部發展所需，更關乎中國在區域內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儘管亞洲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國家之間的互相依賴不亞於甚至超過其他很多區域，但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經常被很多歷史和現實問題所困擾。中國因此倡議建立“亞洲命運共同體”。問題是如何建設?這離不開亞洲文明對話。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時代，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文明，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文明對話因此不僅是中國文明和亞洲其他文明的對話，更是中國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的對話。
文明對話對中國來説尤其重要。中國文明就其本質來説就是一個對話文明。這個對話文明表現出的特點是開放、包容和進步。很多基於宗教之上的文明一方面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等特點，另一方面又具有使命感和擴張性，即把自己的價值觀擴張甚至強加給其他文明，“轉化”其他文明。和宗教文明不同，中國文明是世俗文明，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來對待其他文明，通過和其他文明的對話，學習其他文明來實現自己的進步。因此，人們也可以稱之為“學習文明”。對話文明的主體是自己，是把其他文明的長處吸納進來，而不是簡單地照抄照搬其他文明，更不是把自己“轉化”成其他文明。
如同所有其他文明，中國文明也有興衰;但和所有其他文明不同，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數千年沒有中斷和消失的文明。沒有中斷並不是説中國文明沒有斷裂過，而是説斷裂之後，又重新連接上了。斷裂之後能夠重新連接上，這是中國文明的特點，是其生生不息的根源。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文明中斷之後還會再次復興?中國文明的這個特徵最吸引學術界的注意，也是學術界一直試圖要回答的問題。不同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主要是因為中國文明是一種“對話”文明。
中國文明的四個不同階段
中國文明從古代到近代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形成階段，從約西元前11世紀至西元2世紀。在這個古典階段，中國發展出了其基本觀念和制度，後來成為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古典遺産的一部分。第二階段是佛教時期(西元3世紀至10世紀)，其間在東亞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力量是大乘佛教，而各種本土的傳統則存活在社會層面。第三階段為新儒學時期，從西元11世紀至19世紀，其中新儒學在新的社會與文化中佔有領導地位，而佛教則在當時的群體基層中力求生存。第四階段為近代以來，在這一時期，擴張中的西方文明衝擊著東亞國家，到今天這種衝擊還沒有中止。
從“對話”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很有意思。在第一個階段，對話主要是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間進行。應當強調的是，這些都是中國本土所産生的思想。在第二個階段，對話主要發生在佛教、儒家和其他東亞國家的本土傳統之間。在這個階段，佛教成為主體，但本土思想並沒有消失。佛教和本土的各種思想處於互相調適時期。在第三個階段，對話主要發生在新儒家和佛家之間。在這個階段，本土文明尤其是儒學再次成為主體，這是新儒學的功勞。新儒學成功地把佛教中國化，使之成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在第四個階段，對話主要是在新儒家與西方文明之間。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文明衝擊東方，東亞國家對西方文明做出了不同的反應。
在中國，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中國內部對話的與其説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之間，倒不如説是在不同西方思想之間進行。正如在第二個階段，佛教成為主導話語，近代以來，西方文明一直主導中國。所不同的是，佛教時代仍然存在佛教和本土文明的對話，但近代以來的中國，主要是中國人所接受的不同西方思想之間的對話。在很多方面，使用“對話”這個詞也並不確切，因為中國所面對的只是簡單的選擇，在西方所提供的各種思想或者主義中間進行選擇，或者説不同的西方思想在競爭中國人的選擇。這種情況直到中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之後，才發生些許改變。
中國本土文明和外來文明之間的互動必然經過一個複雜的過程。在外來文明來到中國的早期，人們對此的態度更多的是反應性的。每一次外來文明來到中國，總是中國王朝處於低潮甚至社會政治秩序處於混亂時期。佛教來到中國是這樣，近代西方文明來到中國時也是這樣。正因為這樣，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力量來抵制外國文明的到來。在外來文明到達中國之後，起初人們總是抱著懷疑、不信任的態度，經常發生衝突，甚至極具暴力的衝突。但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中國文明就逐漸變得自信起來，自信到一定程度，就主動去吸收消化。在這後一個階段，中國文明改革被動的局面，再次變為主體。這典型表現在佛教和中國本土文明的融合過程。佛教傳進中國，早期也發生了諸多衝突，滅佛的事情也有發生，但最終通過互相調適，合為一體。到了宋朝，新儒學崛起，再次確立了中國文明的主體地位，並且有機地把佛教融合到中國文明中來，形成了儒、道、釋三教合一的局面。
在近代西方文明進入中國之後，中國文明到底是如何反應的，是被動的反應，還是主動的反應，這是學術界一直在爭論的問題。不過，以中國直到今天所流行的話語來看，中國的反應不僅是被動的，而且並沒有看到西方文明和本土文明之間的對話，也就是説，本土文明仍然被排擠在西方文明之外。
從文明角度看中國尚未崛起
這種情況正是今天很多人所深刻擔心的。西方文明的進入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斷裂了中國傳統的文明。如果不能再次連接上，中國文明就很難真正復興。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之後，儘管執政黨及其政府或者中國社會不再像“五四運動”之後那樣，激進地對待中國本土文明，並且各種傳統的思想也開始復活，但且不説傳統文明能否通過類似當代被稱之為“國學”的方法真正得到復活，在中國的文明對話，基本上仍然是在各種進口的西方思想之間展開的，中國本土文明還是處於“另類”狀態，被視為和西方文明格格不入。
人們希望在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進行對話，而不是看到是不同西方文明繼續在中國大地上的對話。對中國來説，這不是公平的對話，而只是簡單的選擇，甚至是一種被動的選擇。清朝解體之後，經過數十年的革命，中國終於再次統一，在1949年建立了獨立的政權。在經濟數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崛起。但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還未真正崛起，中華文明還未真正復興。正因為如此，直到今天人們仍然強調文明的復興。
不過，即使在整個東亞社會發展的情況來看，這種復興並非容易。除中國之外，在其他東亞社會，傳統文明並非因為西方文明的到來而中斷。人們可以假定，這些社會發生了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對話。但即使如此，傳統文化也並沒有成為主流話語，主流話語仍是西方話語，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傳統文化以各種方式生存下來了，但只是作為生活方式而得以生存。學者們所説的新儒家和西方文明的對話，可能只發生在學者中間，而沒有發生在政治領域。即使是在學者中間，大多數也只是用西方的方法來解讀和闡述傳統文化。正因為這樣，在1980年代，中國學者李澤厚先生就在中國提倡“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李澤厚用這八個字概括了傳統文明在其他東亞社會的狀況，也認同這種狀況。在80年代之後，東亞社會無一不是深受西方影響，政治、經濟和社會各種制度都主動或者被動地西方化。或者説，這些社會都變革成為“類西方”社會。不過，這些社會都面臨巨大的挑戰，主要表現在西方制度和本土文化之間的顯性的和隱形的衝突。
在1970年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繼續。當時，史學家錢穆先生就強調：“中國千萬不應該想要用那種從根拔起並摧毀過去遺産的文化革命的方式來得到解放;它只能透過中國文化本身，不管它的好壞都要面對它，認為中國人的未來實植根中國文化這種方式才能獲得。雖然有些中國人可能寄寓異國，並且吸收不同文化;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畢竟是生活在由共同的歷史所形成的條件與外觀之下。對他們來説，移民異域當然是不可能的。”
錢穆先生指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激進主義。不過，這一告誡也適用於東亞一些社會的激進(西方式)民主化方面。對中國來説，在中華文明復興的道路上，必然要步其他東亞社會的後塵嗎?如果中國拒絕類似于其他東亞社會的“西方化”民主，中國本身又能産生怎樣的政治制度呢?歷史經驗表明，中華文明的復興並非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要在和其他文明的對話中再次復興。今天的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應該進行怎樣的對話呢?如果不想進行李澤厚先生所説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對話，又如何追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對話呢?儘管回答這些問題需要時間，但從中國對話文明的本質來看，中華文明的復興來自於在以自己為主體的基礎上來包容其他文明，而不是簡單地拒絕其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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