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學教授劉元春認為，國企改革過程中，避免國有資産流失需要有健全的資本市場。
劉元春 42歲，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科研處處長、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目前主要研究領域：開放宏觀經濟學，如匯率政策、貨幣體系、貿易不平衡等問題；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分析；經濟增長。
核心觀點
從2012年到今年，宏觀經濟的微刺激已經實施了三輪。今年的刺激時間比此前都有所提前，但見效期比之前兩輪都要長。從這個可以推斷，當國家實施微刺激常態化之後，已經出現政策效果遞減的現象。因此，本輪的微刺激所帶來的增長慣性可能不比前兩輪那麼好。
“微刺激”邊際效應遞減
新京報：我們看到二季度的GDP增速為7.5%，比一季度有所提升，你怎麼看待這種回升？
劉元春：這個回升是微刺激的産物。今年整個貨幣和財政政策相對寬鬆，而且從三月下旬以來，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民生等方面加大投資，並帶來這種短期的反彈。這次反彈有幾個特徵比較明顯。
從結構上看，政策類的數據變化較大。比如説基礎設施建設，以及一些中央和地方項目的反彈比較明顯。但是其他類都處在一直相對低迷的狀態，內生型、市場型的增長還缺乏動力。
微刺激的時點越來越提前，但反彈幅度並不大。從2012年到今年，以微調為主體的微刺激已經實施了三輪，2012年是在8、9月份啟動微刺激，2013年是5、6月份，今年就提前到3、4月份，而且刺激力度比較大。
但今年的這輪刺激過後，六月份才看到了一些效果，比之前兩輪的見效期都要長。從這個可以推斷，當國家實施微刺激常態化之後，已經出現政策效果遞減的現象。因此，我們認為，本輪的微刺激所帶來的增長慣性可能不比前兩輪那麼好。
此外，內外環境都不好。從外部來看，目前外貿的狀況略有改善，三季度可能還會有所持續。但是全球宏觀形勢並不看好，甚至有些擔憂。國內來看，企業的盈利狀態、投資意願以及經營環境等，也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今年整體經濟形勢可能不像往年那樣出現“前低後高”的狀態，四季度下行的壓力還會進一步增大。
新京報：下行壓力增大，跟房地産市場的調整週期有沒有關係？
劉元春：很有關係。從中國的房地産週期本身來看，2008年的調整和2012年的調整沒有形成一個市場性的調整。這一輪調整週期已經啟動，持續的時間和幅度跟往年都不一樣。這也是經濟下行壓力大的一個核心問題。
當然，房地産業的這輪調整是必需的。如果沒有一個成功、平緩的調整，而是在政策的干預下還出現了放緩，甚至反彈，則可能會使得中國經濟面臨的中長期問題更加嚴峻。
此外，今年反腐倡廉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它帶來了經濟上的一些破局效應。目前很多地方的投資出現了持續下滑，在這個階段是很正常的。
四季度需做三項預案
新京報：你説到今年的國際環境也不好，具體怎麼不好？
劉元春：首先看美國，美國經濟不錯。但是它的經濟越不錯，它的貨幣政策就愈加常規化。美國已經宣佈十月份全面退出QE，對於新興經濟體是個不好的信號。因為去年已經證明了，小幅度退出QE對新興市場的影響很大。同時，如果美國的實體經濟的參數進一步變好，還會進行加息，帶來的震動會超出大家的想像。
再看日本。“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已經射出，結構性增稅改革開始推出，這對日本經濟下一步的變化會帶來極大的考驗。
最後看歐洲的債務危機。最近西班牙銀行出現危機，證明歐洲的金融體系比想像的脆弱，隨時可能會出現問題。
就目前的這種狀況來説，如果美國、歐洲、日本的經濟狀況在四季度都會有所變化，就可能對中國四季度的外貿形勢、資本流動性帶來很大的衝擊。所以説，真正的考驗就在那個時候。
新京報：既然能夠預測到四季度經濟形勢不太好，那麼我們是否需要做一些預案？
劉元春：很有必要。至少要做三個方面的預案。第一個在房地産領域。房地産市場調整的深度和廣度，目前來看具有一定的未知數。但是房地産跟整個金融體系緊密相連。在房地産市場調整的過程中，怎樣在不觸發金融危機的同時，實現房地産的軟著陸？是考驗決策者智慧的。在這個過程中，一旦出現市場的異動，或者局部的重大變化，一定要有所預案。
第二個預案是針對美國經濟的快速復蘇，以及QE政策的退出等等。如何通過對匯率的調整，來對衝外部環境的壓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預案。
第三個預案在於就業。隨著經濟增速的緩慢回落，就業的參數其實會發生變化。現在我們官方的就業參數可信度較低，與宏觀經濟的匹配性較差，所以必須要進行大量的抽樣調查和定點調查，觀察就業數據。同時還需要做一些相匹配的社會保障工程，維持就業的穩定，以及社會的安定。
服務業繁榮是“假像”
新京報：回到半年數據，你剛才提到了結構，我們看到第三産業的增長速度比第二産業要高，這樣的狀況在下半年會持續嗎？
劉元春：目前社會上都會講我們第三産業增長不錯，這可能不是一個科學的結論。從增加值來看，金融危機前（第三産業比重）是百分之十一點幾，現在只有百分之八點幾。因此，這個下降的幅度是非常大的，甚至超過第二産業。
目前我們發現很多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還不錯，需求量也在上揚。很重要的一點原因，是我國收入水準出現變化所致。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東部很多區域每人平均GDP已經超過一萬美元，進入後工業化社會，後工業化社會的消費主體是以服務業為支撐。
這兩年我們看到很多服務業的價格在上升，很多服務業招工難，很多服務業的供給出現了瓶頸，特別是一些公共服務，比如説醫療、教育、衛生，包括一些家教等等，都出現了短缺的現象。
但這造成了一些假像，讓人覺得服務業很繁榮。但實際上，我們服務業的很多主體，比如説物流、倉儲、法律、金融、諮詢、智慧財産權、技術專利等方面的表現並不是很好。生産性的服務業對於製造業的依存度還是很大，同時還有很多的服務業是遇到瓶頸之後增速在下降。
所以從下半年來看，服務業的增速可能會維持上半年的狀況，但是明年會有下行的壓力。原因就是民眾的收入如果老跟不上，收入的低迷必定會傳遞到消費端，從而使服務類的消費受到一定的影響。
新京報：提高服務業的比重，其實也是“調結構”的一部分，具體需要在哪些層面加力呢？
劉元春：對生産型服務業的支援要全面地進行，包括一系列的減稅等，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對於中高端的消費服務業要進行培育。消費稅該減免的應該減免，基礎設施的建設該強化的要強化，尤其是我們經常講的一些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衛生等等，應該進行全面的強化。
另外，國家還應該進行一些投入，來釋放需求。主要包括一些新興消費，比如對網購進行有序的管理。再比如，養老消費應該更加進一步地凸顯；同時還有一些生産性的服務，比如技術專利、金融等，要真正地向民間資本放開，使它形成良好的競爭格局。
新京報：“調結構”過程中最大的難點是什麼？
劉元春：最大的難點還是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定位問題。國家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因為總理已經講了，改革核心是政府要進行自我革命。如果沒有政府定位的革命性調整，市場空間是很難釋放出來的。沒有市場空間的釋放，就會出現過剩與短缺並存、結構不合理的狀況。
現在不是民資進入最好時機
新京報：國企改革也是比較熱的話題，最近國資委公佈了六家參與“四項改革”的央企，您怎麼看這幾家企業改革的前景？
劉元春：如果對於國有企業的定位不明確，只是簡單地採取混合所有制，簡單地對一些人事制度進行調整，那麼下一步的前景還不是很好。
目前來看，大家希望混合所有制能夠改變國企的獨大現象。但是實際上，如果我們行政性的管制不消除，行政性的壟斷還廣泛存在，國有企業與各級政府之間的關係還是捋不清楚，混合所有制的作用也就有限。就像你簡單地往裏面加一點水，調一些面，稀釋一下，並不會改變國企內部資源配置的一些基本規則。
新京報：國企改革一直是難啃的骨頭，你覺得裏面最大的阻力在哪兒？
劉元春：在國企周圍，這些年出現了“新國企”現象。也就是説，國企成為了一些權貴的尋租通道，圍繞國企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是改革最大、最直接的阻礙。
新京報：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民間資本有哪些機會？
劉元春：民間資本是有機會的。但首先有一個前提，即國有企業必須讓出一些控制權給民營資本，這就要求國資委和中組部對於相應的人事權和支配權進行全面的重構，否則簡單的股權讓步沒有多少意義。如果沒有控制權的讓步，民間資本進入就沒有真正的價值。
第二個前提是，國有企業利潤的分配，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分紅機制。目前國企在利潤分配上基本都是糊塗賬，國企的資本經營預算、賬戶題目構建也很不完善。這裡面就要求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機制有一個科學化、明細化的調整。否則所有的資本進來，既沒有控制權，又不能每年進行分紅，自然就沒有動力。
對於民間資本來講，最好是率先進入到盈利狀況好的一些領域，這樣可駕馭性更強一些。但是國企改革的邏輯往往是“先改壞的後改好的”，所以現在還不是民間資本進入的最好時機。
新京報：在國企改革過程中，怎樣避免國有資産的流失？
劉元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如果很多國有資産變相流失，不僅不利於我們綜合國力的提升，同時還會導致出現比行政性壟斷還要嚴重的“財閥壟斷”現象。
怎樣防止國有資産流失？一個健全的資本市場是很重要的。只有一個健全的資本市場，才能夠對國有資産進行相應的科學定價。否則就是人為定價，就很難排除內部控制的嫌疑。
還要有一個完善的考核體系。我們經常對國有企業的保值增值提出很多要求，但是所謂的“保值增值”，未必就是要求國企每年都要盈利。在一個相對良性的競爭市場中，國有企業需要有一套完善的考核體系，對其實施分類治理。
樓市低迷期至少持續一年
新京報：過去一年來，房地産投資的增速一直是低於固定資産投資增速的，説明房地産業在宏觀經濟裏面的作用有所放緩，你覺得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現象？
劉元春：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房地産處在一個週期性調整的階段。在這個週期中，首先看到的是整體市場的需求開始有所趨緩。主要體現在我們的人口結構中，第四次“嬰兒潮”帶來的住房需求在2013年達到了高點，今年開始有一個趨緩的過程。
其次，由於之前的漲價預期已經持續了很多年，導致很多剛需和改善性需求提前釋放，因此也使得目前的市場需求處在一個相對低迷的狀態。
在前幾年積累了很多的土地儲備之後，住宅的庫存量也比較大，進而導致供求發生逆轉。在這個逆轉的過程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銷售下降。如果這種狀況還不能緩解的話，接下來就會接連出現企業資金來源下降、企業購買土地量下降、企業投資水準下降，最後是房價全面下降。現在我們看到的僅僅是第一階段。
新京報：之前你説過，房地産業出現了拐點性的變化，這個判斷是怎麼來的？
劉元春：主要的依據還是銷售參數和投資參數，這兩個指標都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另外，一些中長期指標，如人口、每人平均居住面積和收入水準的變化，都比較契合“拐點”的判斷。
新京報：你如何判斷未來一段時間房價的走勢？
劉元春：如果政府沒有對宏觀經濟政策和房地産市場進行顛覆性調整的話，房地産價格還會出現緩慢回落，而不是斷崖式下跌。
原因有三。第一，雖然目前中小房地産商財務狀況有所緊張，但是很多大的房企，其財務指標並沒有出現極度惡化的狀態。第二，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房地産市場的杠桿率並不是很高，建立在房地産市場上的金融衍生品也不是很多，因此樓市調整對於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衝擊也比較小。第三，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能力還是很強的，完全有可能在市場出現崩潰性變化的前期進行風險的控制。
新京報：從去年年底持續到現在的房地産市場相對低迷的狀態，還會持續多久？
劉元春：假設的前提政府沒有出臺對衝的整體政策的話，應該至少會持續一年時間。但是如果政府一調，就不好説了。
■ 同題問答
Q：你對2014年經濟社會運作最大的擔憂是什麼？
A：最擔心政府缺少定力，在面對經濟下滑和波動的時候過度地採取一些刺激措施。
Q：你個人最尊敬哪位經濟學家？
A：老一代經濟學家孫冶方，有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又有中國社會的現實感，同時又前瞻性地看到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核心關鍵點。
Q：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300多項改革中，你個人最關心的是哪一項？
A：最關心財稅體制改革。我們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而政府改革的核心在於財稅改革。
Q：未來兩年最有希望推進的一項改革是什麼？
A：第一是金融改革；第二是簡政放權。
Q：未來十年你認為哪一個行業最具有投資前景？
A：技術服務和高端的服務業。
【人物】
知識分子需要回歸
劉元春目前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戰略與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1999年，他畢業于這所大學的經濟學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他在人民大學明德樓的辦公室佈置保持著學者的簡樸和素凈，衣著、談吐亦如是。
3年前，劉元春曾在學校圖書館與學生就“60後大學生和90後大學生”的話題進行對話，感慨：大家對“大學生活必需品”的理解不一樣。
他提到，一位同學因家中貧困接受補助，卻表示手機、電腦什麼都要買。劉元春當時不解，“你幹嗎一定要手機？”那位同學解釋，手機上網、聊天，是年輕人的生活方式。
學生的答案讓劉元春感慨，大家對“必需品”的理解不同了，但他仍建議學生們：“大學生的消費要與大學生生活和主業相匹配，大學生要力求提高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志向高遠。”
劉元春稱，近年有關知識分子的話題興起，表明社會的自覺在提升。知識分子獨立性、良知需要社會體系保障。有了物質條件，社會、政治地位，才能有更多空間。
但劉元春堅持認為，“物質條件之外，知識分子需要能夠拋棄眼前的利益，關注人類社會最核心的功能。這是一種回歸，某種程度上是進步。”他欽佩老一代經濟學家，有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又有中國社會的現實感。
近8年來，他專注于“中國宏觀經濟預測與分析”項目。聊起對宏觀經濟的分析判斷，劉元春條分縷析，衝口而出。讓人覺得這所有問題在他頭腦中思考盤桓已久。
同時，他也十分重視宏觀經濟理論的大眾傳播層面。近年擔任CCTV和鳳凰衛視等多家電視臺和媒體的財經特約專家，以及《經濟研究》、《世界經濟》等雜誌匿名審稿人。
對話中，劉元春數度提及牽頭組織的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頗感自豪。2011年舉行的“宏觀經濟論壇”上，他曾提出“房地産整體價格回落不會超過25%”的觀點引發軒然大波，被斥為“胡猜”。劉元春並未對此做出正面回應。但即使在如今的市場調整期，房價走勢也沒有超出他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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