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中原大亂，北方諸侯一面應戰于內，一面加強城防，抵禦外族入侵。説這“外敵”，倒也別有一番來頭。在中原部族眼裏，這“外敵”被稱做“葷粥”，在商朝，這“外敵”又得名“鬼方”，周時則得名“獫狁”，再後來，他們與氐羌被合稱“戎狄”，戎狄戎狄，來到戰國時期，再得一名，就是如今眾人皆知的“匈奴”。
為防著匈奴趁火打劫，戰國時期北方諸侯於是想用一面高大的城墻將其擋在門外。就這樣，隨著秦王朝崛起，中原復為一統，只見那位既做了不少壞事、又做了不少好事的秦始皇一道指令，79萬軍民齊心協力，將那北方諸侯先前鑄造的城墻徹底補了起來，連成一條西起臨洮（今甘肅岷縣），東至遼東（今朝鮮平壤西北海濱）的宏偉防線，西方人將它稱之為“THE GREAT WALL”，我們則將它稱之為“萬里長城”。
萬里長城之建，自然是為了抵禦外族入侵。但諷刺的是，這“外族”究竟是哪一族？卻在中國歷史上始終沒有個明確的定義。早期的夏族人，又自稱華族，“華夏”一詞，由此而生。華族也好，夏族也罷，本是為了區別周圍的“蠻夷戎狄”，結果隨著那歷史的發展和變遷，“華夏”的概念，竟成了泛泛之談，所謂“華夏子孫”，也早就擴充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竟然囊括了56個不同的民族種落。漢朝以來，中原民族，又自稱“漢族”，漢武帝的部隊連年征戰，聲勢浩大，頗顯威嚴。現代的許多歷史愛好者們，談及“種族”問題時，頗多感慨。為證明“漢族”血統的優越，甚至有人還列舉了歷史上的朝代，比如繁榮者如唐、衰落者如清。然而他們卻忘了，若單以血統而論，唐朝開國皇帝李淵、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都不是純種的漢人，而是鮮卑與漢族的“混血”。中國文明之衰落，也絕非從清朝開始，而是從明朝便已有所表現。“資本主義萌芽”並沒能帶來對全新社會體系的需求，社會意識沉醉於對現有制度下、個人等級地位的尊崇。這一切促使後世著名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忍不住提出了那個以他自己命名的“李約瑟難題”。（工業革命為何未發生於領先世界的中國社會。）
殊不知，當一個社會的信仰被局限于一個具體的形象、或是一種具體的標準中時，它向前行走的步伐，也就自然受到了拖累。世界各國無不如此。然而一個社會的形成，卻又總是需要這樣一種信仰的撮合，這一信仰或者是一種血統，或者是一種規則、一種宗教、一種共識，甚至有可能是為擊敗共同的敵人、發起共同的戰爭等等等等。社會團體的形成，為生産提供了一定的條件和基礎，但隨著不同社會團體的相遇，隨著對掠奪資源、土地、人口等等事物的慾望不斷膨脹，在兩個社會激烈的肉體衝突過後，又難以避免的會發生同樣激烈的文化衝突。在不同環境下所誕生出的不同生活標準和文化信仰，彼此間互不相讓，試圖佔領“道德高地”。衝突的結果，有時是一方的信仰徹底消滅另一方，有時是在激烈對抗中相互退步，相互妥協，選擇一條“中間線”，但從本質上來説，都一定程度上偏離了自己的價值核心，又或者在表面上保留了對方的信仰模式，卻將它至於自身信仰之下。諸如此類。
然而中國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如果按照哲學家馮友蘭先生所認為的那樣，任何文化的誕生都與其地緣密切相關，那麼也許正是我們的地緣因素，促使我們的文化在早期發展中逐步具備了與眾不同的特性。
這一特性的表現，從春秋戰國之後開始逐步強烈起來。老子《道德經》中更是以一段精妙的話語，描述了中國人對於宇宙的某種信仰觀念：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曰‘道’，強為知名曰‘大’。”
一個“道”字，囊括的竟是宇宙萬物。更重要的是，這“道”究竟為何物？老子不知，他人亦不知。然而與其他民族所不同的是，中國人似乎並不喜歡強行探討這深奧的宇宙形態，只是為他“勉強地”取了一個抽象的名字而已。這抽象的名字看似毫無意義，卻是中國人思考方式真正獨特的地方。
在狹義的現實社會中，中國人信奉的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個字的概念，卻並非獨尊于某位神仙、或者某種社會體系。在美國作家威廉·麥克尼爾的著作《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中，他提到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趣的“統一”，就是“政治制度與道德的統一”。而他對這種“統一”進一步的解釋則無奈地表現出了一種美國式的單薄。
在不同社會客觀歷史因素之中，用以維護道德的手段自然也不相同。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在誕生之初，正是用以代表社會道德訴求、維護其基本利益的政治實體。對於古代“君臣”之設，管仲就曾有過這樣一段描述：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配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徵。於是智者詐愚，強者淩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
可見在那時，將一個團體的絕對領導力交給某個大多數人都可信奉的“共主”，任其充分調動整個集體，則可將對抗自然的力量做到極致，能夠最大程度的滿足於族人的需求。事實上，在早期的氏族部落中，這位“共主”一定程度上也是源自於“選舉”的。而大概是由於生産力的發展促進了階級的誕生等等因素，為避免在繼承權更疊時為爭奪利益而造成又一次社會動蕩，人們才逐步確立了相對固定的、以前任領導者“優良”血統為核心的“家族繼承制度”。也就是説，這種如今看似落後的家族統治，它的出現和發展，在古代的社會條件下，其實出發點都是用以維護社會安定和滿足社會道德需求的。
將繼任者定於“血統”這個窄小的範圍內，自然有它的局限性。家族血統內部的競爭並不廣泛，時常會有一位“昏君”或“暴君”坐上權力的寶座，使權力集團自然而然地與社會道德訴求相悖，也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從而導致改朝換代的發生。
但不論如何，對一個朝代、一種制度的遵循，其實都是用以維護不同社會背景下文化訴求的一種手段，但本質上來説，對於中國人而言，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種行政方式、任何一個皇帝、一尊神像或是一個學派，都不是其文化訴求的最高信仰。為了一方神明，消滅異教徒的做法，在中國也絕不適用，對宇宙抽象的認知，使中國人形成了一種思想的“多元性”。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深深地破壞了整個社會這種逐步形成的文化特性，為秦王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漢武帝“獨尊儒術”，只因儒家學派適用於“守成”，其中許多思想及政治手段，適用於當時的政治體系，但儒家終歸只是被推向了前臺，當做了一種必要的“方法論”，而絕非全民獨一無二的“精神圖騰”，所以在後世漢宣帝當政時，亦提出“王霸雜行”，從未“獨尊儒術”的觀念。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西方社會的絕對“信仰”，來到中國，卻僅僅變成了一種“方法論”。“道”的抽象性，使中國人既認為宇宙的主宰可以是元始天尊，又認為這宇宙的主宰似乎也可以是釋迦牟尼，又或者是唐朝時傳入中國的“耶穌”和“安拉”，在中國人眼裏，似乎上帝並沒有意願和真主爭奪天庭，因為上帝大概本身就是真主，真主本身也就是安拉。結果，當本土的“道”碰上了外來的“佛”，就有了“儒釋道同行”的模樣，外來的景教（基督教一派）、碰到了勁敵“回回教”（伊斯蘭教），卻也沒有發生什麼“宗教衝突”。百家爭鳴可共融，不同宗教可共融，只不過，誰被推向前臺，要看誰更適合當下的社會環境罷了。
正如前所述，中國社會似乎對於不同信仰、不同制度、不同規則、不同標準、以及不同種族本身都並不感到排斥，在西方社會以信仰不同為依據，發動“十字軍東征”、消滅“異教徒”之前，中國人早已在絲綢之路上以尊重的態度，開始了與不同文化的廣泛交流。
然而，包容的中國人，卻也有其自身的底線，那就是“我不可犯”。通俗來説，外來民族的不同文化認知，我們予以接受，但倘若對方欲以其單一的文化信仰強行更改中國社會現行規則，且其行政方式遠不能駕馭中國時下社會現狀時，這強行的入侵，則會遭到嚴重的抵制，但這種抵制的後果，卻又往往不以消滅對方現行文化信仰為代價。就如明太祖之反蒙，雖在軍事、政治兩方面抑制其再度入侵，但對其信仰等文化因素均予以保全。
五代十國時，契丹人建立了廣闊的疆域，定國號為“遼”，在漫長的歲月中，與宋對峙。契丹人就這樣被“漢化”了。在對如何入主中原這個問題長久的思索中，他們發現，漢人並無心改造其自身文化信仰，只要尊重了漢人的社會訴求，對方自然會反過來，保護契丹的文化信仰。於是，遼太宗耶律德光創造性地提出了“以國制待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最早的“一國兩制”思想。只可惜隨著北部少數民族的崛起，契丹被摧毀了，其文字被破壞、文化信仰被粉碎，最終以四分五裂的形式散落在各個地方。
然而，如果回過頭去，想一想那些昔日憑藉一腔熱情，想要在富庶的中原豪搶一番的匈奴，想一想他們昔日的威風，再想一想萬里長城那時所起到的作用，就不難發現，這道堅固的屏障，事實上並沒有真正阻擋中華民族的逐步擴大，卻在一定程度上，擋住了塞外民族的傲慢與偏見，延緩了域外敵人的進攻步伐，讓他們從激情變作理性，迫其能夠冷靜下來，在思考如何寇邊的過程中，也思考一下，這“敵人”的文化究竟是怎樣的。
事實上，這萬里長城，並非僅橫跨于地面，更橫跨于華夏子孫的靈魂。《三國演義》中所講過的“空城計”，諸葛亮高坐城上，城門大開，司馬懿雖兵強馬壯而不敢入內。有一種解釋很有趣，説司馬懿根本就清楚城中無兵，諸葛亮亦能猜出司馬懿的心境，明白他早已料到城中無兵，然而，諸葛亮漫不經心地彈奏一曲，打開城門，從而促司馬懿平靜下來，停一停、想一想。於是，司馬懿忽然意識到，眼前的諸葛亮，正是他司馬懿能夠被重用的主要原因，若此時此地將其捕獲，自己同樣官位不保。
“空城計”當然是虛構的故事，但卻充滿了中國式的智慧。一個冷靜的敵人，遠比一個不明事理的莽夫更有機會被我們“化敵為友”。生於現代，當西方社會以其所謂“普世價值”為人類標準時，當産自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看上去又要發生在我們這個新興崛起的大國時，當恐懼感和敵對心理壟斷了他們的認知時，對我們的“圍堵”，於是開始了。
兩天以前，一紙不具法律效應的“仲裁案”被大洋彼岸的美國炒作得沸沸颺颺，轉瞬之間，似乎成了他們用以表明中國——這個假想敵何等“罪惡”的宣傳單，他們傲慢地以各種手段壓制我們、貶低我們，甚至討論著怎樣能夠摧毀我們。他們的意識形態，在伊拉克受到了重創、在利比亞受到了重創、在埃及受到了重創，但他們依然不願善罷甘休，面對5000年文明的我們，他們依然滿腔熱情地準備著“顛覆”。
那麼，今天的我們，怎樣才能夠促其冷靜？今天的我們，又該建設一條怎樣的“萬里長城”？這就成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明朝以後，當中國文化褪去其“多元”的屬性，逐步迷信一家、獨尊一家、熱捧一家，當我們所發明的火槍傳入西方，當我們所創造的科學技術傳入西方，幫助他們敲碎了宗教信仰的枷鎖，建立了另一個符合其社會需求的、全新的文化信仰時，我們自己去並陷入了一場可怕的沉默。當儒家不再是百家中的一家，當“道”，不再是抽象的宇宙萬物之母，當無拘無束的文化認知，被緊緊套牢在封建制度本身的規則中時，李約瑟所提出的那個怪現象於是發生了。
也許，當今天的我們，重新理解我們祖宗所留下的文化精神時，我們新時代的“長城”，也就自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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