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經濟處在比較艱難的時候，提供了大破大立的機會。經濟增速趨緩，體制深層次的問題凸顯出來，社會改革共識也已經形成，進行大破大立改革的阻力減少。
上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頻出，包括鋼鐵、煤炭等去産能，不少省份跟進了減稅清費、降低社保繳費、降低電費成本等改革，另外房地産銷售火爆帶動房地産庫存減少。
但結構性改革也出現一些新的問題。比如，6月份數據顯示，鋼材産量同比增長3.2%；國企還在加大基建領域的投資，杠桿率還在進一步上升；房地産一二線城市庫存去化明顯，且帶來持續一年多時間房價的上漲，而去庫存重點區域的三四線城市似乎並未好轉。
上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如何，如何評價？結合上半年經濟運作，後續又該如何有重點地推進結構性改革？為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
下半年迎改革最佳窗口
《21世紀》：請綜合評價一下上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劉元春：從目前的數據來看，進展還是不錯的。比如煤炭産量下降，房地産庫存也在下降，工業企業每百元成本費用也在下降，但是這些對當前經濟發展究竟帶來了什麼效果，對於盤活整體經濟內生活力有多大的作用，還需要繼續觀察。現在只能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剛剛開始，下半年推動改革變得更為迫切。
《21世紀》：為何説下半年推動改革的緊迫性越來越強？
劉元春：三去一降一補，從目前來看，實施的難度比想像的要大。
雖然當前經濟穩增長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中國經濟內在的扭曲在進一步的加劇，內生性下滑趨勢抬頭，風險在進一步上揚，不平衡、不持續的一些問題遠遠沒有結束。
穩增長取得階段性的、超預期的成效，這為下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空間。下半年要想穩增長，要想從根本上達到經濟調整的目標，就必須要動真格、大規模實施改革。
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是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佳的窗口期，錯過了這個時機，再要想尋找這樣的改革機會就很困難。
《21世紀》：為何説下半年是最佳窗口期？
劉元春：首先，我們已經做好了很多改革前期準備工作，比如推進反腐實現對政治生態的凈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初步出臺。
再者，目前中國經濟處在比較艱難的時候，提供了大破大立的機會。經濟增速趨緩，體制深層次的問題凸顯出來，社會改革共識也已經形成，進行大破大立改革的阻力減少。
第三，現在全球所有國家都在推進國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結構性改革的成敗，決定了未來各國在世界競爭力的強弱。中國有體制的優勢，有改革的空間，現在也積累了很多推動改革的力量。
如果錯失目前大破大立的時間點，前期很多準備工作會被浪費，同時還有可能喪失國際競爭力。
防國企杠桿率過快上升
《21世紀》：上半年經濟數據出爐，在您看來，經濟運作的主要風險點是什麼？
劉元春：首先，政府政策驅動力難以從根本上彌補市場需求缺口。突出的如投資，政府持續出臺政策穩投資，仍然難以彌補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的缺口。
再者，中國企業債務在持續上揚。中國當前經濟，從投資-出口驅動型，轉為借貸投資驅動型。這會導致經濟在高負債運轉下，負債越來越沉重，借新還舊的需求越來越大，內生增長動力不斷被銷蝕。
三是，資金脫實就虛的狀況在進一步加劇，大量資源難以真正回歸實體經濟。
四是，基礎性的産出指標在惡化。例如勞動生産率、潛在增長率等指標，在今年出現了大幅回落，這些基礎指標沒有出現根本改觀，經濟要擺脫當前困局比較難。
《21世紀》：投資驅動型經濟，導致國企杠桿率在不斷上升。後續該如何去杠桿，國企杠桿持續飆升有何風險？
劉元春：去杠桿的目標並不是降低債務絕對規模，也不能單純理解為杠桿率的下降。去杠桿的目的是，為實現債務的可持續性、提高債務效率，這是核心。
杠桿率增長太快和我國金融體制，也和經濟增長較低迷、國企預算軟約束等都有關係。政府的保護、銀行的偏愛，以及目前對投資項目審查趨嚴等，導致資金寧願給沒有效率的國企，也不願意給有效率的民營企業。這就導致國有企業杠桿率不僅沒有降，反而出現一些膨脹，這是最頭疼的問題。因為國企效率在下降，債務率又在快速上揚，會更容易導致一些系統性問題。
下一步，應通過多種途徑來防止國企杠桿率過快上升。具體而言，第一要防止地方政府過度救助國有企業；第二就是要防止金融體系過度貸款給國有企業；第三是國有企業必須要進行自我的改革和戰略性的重組，需要按照市場的規律來進行大幅度的調整。
國企改革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核心的問題。怎樣在政府與市場，國企與民企，銀行和其他的金融部門之間，尋找到平衡，進而在效率與公平、效率與穩定之間尋找一個新的動態平衡——這是進入一個新的模式的關鍵。
房地産市場整體風險不大
《21世紀》：上半年國企在土地市場上爭搶突出，貢獻了很多“地王”，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劉元春：當前國企行為出現一定異化。“僵屍企業”還沒有開始整治，但大量高負債國企大規模進入到房地産行業，還有大規模進入海外並購市場，和金融投資市場，反映國企希望通過資金“脫實向虛”來獲得短期收益，企業投資行為發生重大變異。
國企通過舉債方式，進軍上述市場時，資産負債率進一步攀升，意味著中國金融風險進一步上揚。
《21世紀》：有人説，當前一二線城市房地産市場，有點像去年6月份的股市，存在泡沫破滅的風險。您怎麼看？
劉元春：從全國來看，房地産系統性的風險不存在，因為房地産各類參數能夠支撐起當前局面。一線、部分二線城市由於土地供應大幅度下滑，供需缺口太大，導致大量“地王”出現。
目前來講，房地産整體杠桿率並不高，個人購房杠桿率不高、房貸不良率也不高，無論是投資杠桿率還是消費杠桿率都很低。
房價上漲，主要會産生民生方面的問題，以及城市後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城市房價、租金過高，整個城市發展成本過高，不利於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是地方政府從城市或産業發展角度，需要考慮的問題。
後續的話，一線城市需要加大土地供應，而三四線城市則需要繼續去庫存。
《21世紀》：下半年經濟運作，需要關注什麼風險？
劉元春：人民幣匯率波動，引發資本外逃等，需要尤其關注。
很多系統性問題，會通過匯率這個途徑進行綜合暴露。問題一旦暴露出來，導致的衝擊可能比其他金融參數帶來的衝擊更劇烈。
目前來説，外部環境的動蕩還在持續，特別是最近脫歐事件出現之後，各國匯率關係和各種商品的比價，出現新一輪跳躍式的變化，這個變化肯定會出現回調，進而又産生新一輪震蕩。匯率震蕩，如果疊加上國內一些其他問題，可能會引發一些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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