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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學通教授:中國應增加對外軍事援助,減少對外經濟援助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 王琳互動 | 時間: 2016-07-25 | 責編: 王琳_觀點

2015年是中國國際影響提升、外交佈局推進、發展戰略對接的一年,世界權力的轉移似乎在加快,全球競爭也呈現出許多新的變化。

回顧2015,中國在國際格局中的角色發生了哪些變化?展望2016,中國要解決好哪些外交問題?為此,《第一財經日報》專訪了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教授。

閻學通于2015年10月出版了新書《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全面闡述了道義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並建議中國選擇“王道”的崛起戰略。

閻學通解釋稱,從道義現實主義的角度講,崛起大國與當前主導國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美兩國結構性矛盾日益深化,但雙方發生直接戰爭的概率下降。

閻學通認為,儘管美國的資源性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文化實力等)比中國強大,但美國政府沒有很好地運用資源性實力,産生的效率不高,因為美國的領導力弱。而中國領導力較美國強,帶來的結果就是兩國實力差距縮小。

展望2016年,閻學通認為,過去三年裏中國外交取得豐碩成果,國家海外利益拓展速度快,對外關係有較大變化。2016年需要鞏固過去三年已經取得的外交成果,為2017年拓展我國海外國家利益奠定基礎。

國際格局兩極化趨勢明顯

第一財經日報:2015年國際格局呈現出哪些變化?預計2016年會有哪些趨勢?從道義現實主義的角度,可以如何理解這些變化與趨勢?

閻學通:2015年政治上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的全球地位上升速度加快。中國的政治地位在上升,政治影響力在上升,這一變化使得國際格局兩極化趨勢明顯。如果説2014年外界普遍對兩極化趨勢不太認可,2015年則在美歐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

2015年中國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人民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籃子貨幣,以及美國國會通過IMF改革方案,中國在IMF的投票權增加等一系列事件,都是兩極化趨勢的內容,是中國國際權力上升的表現,國際制度的權力分配結構向兩極化發展。

經濟上,世界經濟將進入長期低速增長已成為目前大多數人的普遍認識。也就是説,大家對2016年經濟轉好不抱期待,對今後很長時間也不抱樂觀態度。

安全上,2015年對恐怖主義的認識發生了變化。2015年恐怖主義對全球安全的威脅明顯加劇。由此引發反思:為什麼邪惡的、不道德的力量得以如此迅速的發展?武力反恐能否奏效?過去認為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就能打敗恐怖主義,目前持此觀點的人有所減少,單靠軍事力量打敗恐怖主義是不可行的。普遍觀點是,中東地區反恐需要依靠當地國家的力量,而非外部軍事力量。

思想觀念上,全球重新反思民主是否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良藥。正如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發表文章《民主已死?》,他開始認識到民主的效率很低。政治學者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一書中也否定了美國的政治制度,並重新反思市場經濟能否保證經濟從衰退中回升?重新反思以武力輸出民主的做法是否能夠帶來安全?

中美實力縮小源於兩國領導力不同

日報:從道義現實主義的角度如何理解這些變化趨勢?

閻學通:當國際媒體,特別是西方學界和戰略界都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品質、科技創新能力、教育水準和軍事力量都不如美國的情況下,為何能出現中美兩國實力差距縮小的現狀?道義現實主義針對這個理論困惑給出這樣的解釋:中美綜合國力縮小源於兩國政治領導力的不同。

儘管美國資源性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文化實力等)比中國強大,但美國政府不能很好地運用資源性實力,産生的效率不高,因為美國的領導力弱。而中國領導力較美國強,帶來的結果就是兩國實力差距縮小。

日報:道義現實主義為理解中美關係的衝突、競爭與合作提供了怎樣的理論基礎?

閻學通:從道義現實主義的角度講,崛起大國與當前主導國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歷史時代可以用不同的戰略方法展開競爭。過去常常以戰爭的方式競爭,在今天的核時代,由於雙方都擔心核戰爭,從而通過和平競爭的方式進行。所以,中美兩國結構性矛盾日益深化,但雙方發生直接戰爭的概率卻下降了。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這種狀態下雙方競爭的是戰略友好關係、戰略夥伴變得尤為重要。爭取到更多的戰略夥伴和國際支援需要講道義,所謂得道多助,其具體體現就是發展更多盟友。

日報:2016年中國外交應處理好哪些問題?

閻學通:過去三年裏中國的奮發有為外交取得很大進展,國家海外利益拓展速度快,對外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2016年需要鞏固過去的外交成果,發展戰略合作關係是長期的工作,不是一鼓作氣能完成的。2016年以鞏固為主可為2017年進一步拓展我國海外國家利益奠定堅實基礎。

網際網路治理要平衡自由與秩序

日報:網際網路安全成為大國博弈制衡的新場域。根據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中國應該採取怎樣的網際網路安全觀?

閻學通:在網際網路領域建立國際規範,關鍵是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間維持平衡。從某種程度上,兩者關係具有內生的矛盾,具有零和性。自由度越高,秩序越不穩定。秩序越穩定,自由度就越低。所以,需要在兩者之間維持平衡。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自由多,秩序必然受傷害。秩序強,自由必然受傷害。因此,中國應該建立自由與秩序平衡的規範,保證最基本的自由,同時保證最基本的秩序。不可片面強調一方。

日報:您如何評價當前中國的網際網路安全觀?

閻學通:我認為,中國提出的推進全球網際網路治理體系變革的四項原則(即尊重網路主權、維護和平安全、促進開放合作、構建良好秩序),是有意義的。至少這四項原則為國際社會在缺少規範的條件下進行討論如何制定國際規範提供了基礎,這是最大的貢獻。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提出網際網路國際規範的原則。原則是指導性的,如果連制定網際網路規範的原則都沒有,就不可制定出具體的規範。

建立國際秩序要量力而行

日報:根據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中國應該如何參與重塑國際規則、世界秩序與全球治理?

閻學通:道義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是:以實力界定國家利益,以道義界定國家戰略。

對於中國如何參與重塑國際秩序,道義現實主義認為:第一,中國在參與國際秩序建立過程中推行的戰略要符合自身能力,不能採取超越能力的做法。比如,在國際援助方面,聯合國規定發達國家的援助標準是本國GDP的0.7%,如果中國自己仍定位於發展中國家,那麼中國的對外援助標準不應超過0.7%。如果中國的年度援助超過了GDP的1%甚至更多,這就缺乏合理性。我們建立國際秩序需量力而行。量力的標準應是國內需要和國際標準的結合,國內經濟增長速度高低,國際上通行的標準是什麼。例如,在非戰爭的下,大國的年度國防開支佔GDP的1%~2%。年度對外援助應低於國防開支的50%。

第二,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大國推行建立國際規則,一定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政府是人民的代表,首先要服務於本國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須把本國人民的利益放在對外政策的首位,然後兼顧他國利益。不把本國利益放在首要考慮的對外政策是對本國人民的不負責任,因此是不道義的政策。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做到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就是有道義的,不要做損己不利人的事。

日報:中國在對外宣傳自身外交戰略和外交方式時,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閻學通:我們常忽略先賢對我們的告誡。老子講,“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意思是説,好聽的話不可信,可信的話多數都不悅耳。外交政策的對外宣示重在講“可信的”而不是講“好聽的”。如果外宣的目的在於讓別人相信,就不能説得太好聽。太好聽的話必然引起別人的懷疑。國際社會是一個無序體系,沒有中央政府。在無序社會裏,任何一國説他的外交政策是為了給世界作貢獻都容易引起他人警惕,擔心口號背後另有所圖。而如果將對外政策説成是為了本國的利益,他國就會堅信不疑。

因此,中國的對外宣傳工作應以宣傳效果為引導,而非以宣傳原則為引導。對外宣傳的目的在於讓別人相信中國是好國家。如果宣傳的結果適得其反,這種宣傳就是破壞國家利益的行為。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所有的宣傳應該是結果引導型,而非原則引導型。原則引導型的外宣容易導致負面結果,使國家政治利益受損。

日報:從道義現實主義出發,中國對外經濟合作中應秉持什麼原則?採取什麼方法?

閻學通:我們提出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原則是互助互利。我認為這一原則應當細分。道義現實主義認為,經濟互助互利應該在實力相當的國家之間,是與發達國家合作的原則。對於實力弱于我們的國家,互助互利應不局限于經濟領域。在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我們從政治上獲利,他們從經濟上互利,這樣是可行的。但與發達國家的合作一定是經濟層面的互助互利。道義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實力界定國家利益的區別。因此,大國的戰略利益比經濟利益更重要,大國要為戰略利益做出一些經濟利益的犧牲,小國需要更多的是經濟利益。這樣雙方就能達成合作互惠。

日報:您提到,“一帶一路”戰略只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戰略,不應成為外交戰略,能否具體闡釋?

閻學通: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中的內容,“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並與實施“一帶一路”戰略和國家外交戰略緊密銜接”。我認為這一定位非常好。外交戰略是解決政治關係的,“一帶一路”是解決經濟合作的。“一帶一路”戰略的項目必須從經濟合作中獲得經濟利益。

應該區分“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外交戰略。中央的文件已經對“一帶一路”戰略和國家外交政策做了區分。前者是對外經濟合作戰略,因此相關項目是以經濟效益為目標,也是以經濟效益為成敗檢驗標準。國家外交戰略更多是實現國家的安全和政治需要,因此相關項目不能以經濟效益為目標。當一個項目不能明確定位屬於哪個戰略的,就可能出現嚴重損害國家經濟利益的現象。

日報:從“一帶一路”的首個戰略項目是“中巴經濟走廊”來看,中巴經濟走廊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合作項目,您怎麼看?

閻學通:如果“中巴經濟走廊”在經濟上不能獲利,那麼它就不應納入“一帶一路”。如果是外交戰略,就需要重新評估其戰略收益。嚴格區分“一帶一路”戰略和國家外交戰略應成為一項重要的對外政策原則。“一帶一路”是對外經濟合作,不是外交戰略,定位明確後才能明確其具體目標、具體方針、具體內容。

日報:有言論説外交應包括經濟外交,對外經濟合作也是一種外交策略,您怎麼看?

閻學通:作為崛起大國,我國當然需要進行經濟外交。然而,在對外援助方面,我國需要制定對外援助法。這也是依法治國的重要方面。對外援助法應該包括對外援助的原則和指導思想,也應包括援助的上限標準。現在有關對外援助缺少法律依據,援助多少也缺乏科學依據。

日報:當前中國領導人外訪最受關注的就是雙方會達成多少美元的合作,給予多少資金支援,“不簽單,無外訪”。最近幾年,中國外交的影響力似乎大多來自於經濟實力。從道義現實主義的角度,根據“王道”的思想,中國應該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經濟實力來實現國家利益和長遠戰略?

閻學通:對於外交成果的評估是離不開成本收效比較的。當外交成本小于外交收益時,這被認為是外交成果;而當外交成本大於外交收益時,則被認為外交損失。這幾年我國外交成果是明顯的,但外交投入也很大,因此客觀的評價應是如何比較成本與收益。

日報:從道義現實主義看,中國作為目前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如何運用經濟實力實現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

閻學通:簡單來説,中國應增加對外軍事援助,相應減少對外經濟援助。因為軍事援助可以直接增進兩國戰略關係,而經濟援助則不能。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間最重要的關係是戰略關係而不是經濟關係。例如,我國與美國和日本都有非常大的經濟關係,但雙邊戰略關係卻很差。相反,我與俄羅斯的經濟關係無法與中日或中美經濟關係相比,但中俄戰略關係卻遠好于我國與美國或是日本的戰略關係。這也是為什麼道義現實主義以軍事合作關係為衡量國家戰略關係好壞的標準。

日報:軍事援助具體怎樣進行?

閻學通:軍事援助形式多樣,包括培訓軍隊、出口武器、提供軍事技術,聯合研製武器、聯合軍事演習、建立軍事基地等。軍事的援助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領域,在這方面我國有很多的利益可以拓展。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都是以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為目標的,任何一項援助如果缺乏了所要維護的具體利益,這項援助就很可能是一個無效援助,是對國家資源的浪費。

避免外交概念泛化

日報:您此前提到概念泛化的危害正影響著中國提出的外交戰略,包括新型大國關係、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概念的泛化。為什麼會出現外交概念的泛化?應該如何避免?

閻學通:外交概念泛化可能是不自覺産生的現象。當一個概念産生較好效果後,就想將其推而廣之,忽視了當其泛化後,這一概念將失去作用。比如當前“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新型關係是相對於舊型關係而言的,如果我們與某國建立了新型關係,就意味著有些關係是舊型的。當我們説與所有國家的關係都是新型的,於是任何舊型關係都沒有了,於是新型關係就變得沒有意義了。任何概念的適用範圍必須適度。只有適度才能發揮概念的最大效率。

日報:道義現實主義的誠信原則與概念泛化是否不一致?

閻學通:道義現實主義特別強調戰略信譽。戰略信譽指別的國家認為你是可靠的,一國的戰略信譽建立在“做什麼”而非“説什麼”之上。道義現實主義強調對外要“少説少承諾”,“多做能做到的事情”。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崛起大國要建立起國際戰略新興,最重要的方面是為周邊國家提供安全保障,使其相信崛起國是可靠的國家。當崛起國的周邊國家認為其在戰略上是不可信賴的時,崛起國就很難在全球範圍建立起國際戰略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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