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的本質是權力關係
《國際先驅導報》：為什麼您認為，崛起國的成功不在於其經濟實力的增強、而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于現行世界主導國？
閻學通：我想先談一下研究的背景。蘇聯解體後，在中國出現了“綜合實力”的概念，並認為綜合實力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直到今天，這個觀點仍是主流。人們對國家地位和國際事件，都從物質力量和物質利益角度去理解，特別是從經濟力量和經濟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然而，這樣的認識解釋不了今天國際社會的許多現象，所以需要創造新理論去解釋原因。
比如，人們認為物質力量是決定性的。那麼為什麼反恐戰爭中，北約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在阿富汗、伊拉克或敘利亞都無法全面贏得戰爭呢？物質力量為什麼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美國的物質力量比中國強大得多，為什麼兩國實力差距在縮小？此外，中國外交面臨一個特別現實的問題。人們一直認為經濟是決定性的，採取以經促政策略：通過發展兩國經濟關係來促進政治合作。結果是與中國經濟合作最多的美日卻是和中國政治關係極不好的國家；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南非、俄羅斯與中國經濟合作不多卻關係不錯。
如果物質力量的大小不能解釋眼前的國際關係現象，就應到物質力量之外尋找能解釋的因素。
中國哲學思想中有二元論，認為物質和精神可以對立，而不必然統一。我認為，人與人的關係不僅有物質關係和精神關係，也不只有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而是多種性質的。事務的不同性質決定哪種關係具有主導地位。比如僱主和僱員是經濟關係；政府和百姓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教授和學生是教育和被教育的關係……不同領域裏的核心關係的性質是不同的。用“物質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來解釋所有社會關係不符合客觀世界。
Q：道義現實主義是從什麼角度分析國際關係的呢？
A：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的本質是權力關係，所以從權力關係的政治角度去理解。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認為，權力是國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例如主權，因此它是國家外交政策要實現的目標。國家利益的內容可分為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四類，這四類利益都會涉及權力。
如何實現國家利益？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實力既是界定國家利益的基礎，也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實力是指一個國家所擁有的物質和非物質力量，其構成要素可分為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四類。其中政治是操作性實力，後三者是資源性實力。政治實力是其他實力要素能否發揮作用的基礎。道義現實主義強調，國家政治領導力的差別決定一國綜合實力能否持續增長及其增長的快慢。
政治領導能力的核心是改革能力
Q：那麼“道義”與“政治領導”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A：政治領導類型與道義相關，而道義所發揮的作用又是以實力為基礎的。
受荀子政治思想的影響，在國際體系層面，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將“道義”作為劃分政治領導類型的標準，把體系主導者的類型分為“王、霸、強”三類。
在決策者個人層面，結合對政治領導的現代認識，將政治領導劃分為無為、守成、進取和爭鬥四種類型。
Q：我們有時會把某個國家某位領導人稱為“政治強人”，但這個國家可能發展的速度並不快。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A：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政治領導的道義在國內社會體現為二：一是要給國家制定一個正確的方向；二是制定方向後，推動政府制定策略去實施。有正確方向沒能力實行和有錯誤方向沒有能力實行的結果是一樣的，都一事無成。如果有能力又有正確方向，將是一個好結果；如果有能力方向卻錯誤，就會得到一個壞結果。
政治領導提供正確的方向並有能力推進，可歸納為改革能力。改革是褒義詞，是指向正確方向前進，倒退的變化不是改革。“文革”結束後，中國的改革速度比其他國家都要快，包括本屆政府。比如執行了幾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終結了，戶口制度要弱化了，文藝兵要取消了，軍隊搞兵種主建、軍區主戰了。改革能力是政治領導能力的核心。
因此，評判政治領導的道義水準的操作化標準可看兩點，一看有無出臺利民政策？二看新政策出臺後需要多長時間落實？
Q：按照道義現實主義的分類，中國的政治領導應該屬於進取型，目標是建立一個王權國家？
A：中國政府是屬於進取型的。進取型領導在國際上重視國際戰略信譽並努力建立公平正義的國際規範，在國內則主動進行社會改革，以建立民富國強的公平正義社會。中國只有在公平、正義、文明、富強四個方面都超越了美國，才能成為一個王權國家。現代的王權國家應是一個在平等、民主、自由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的國家。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公平、正義、文明是高於平等、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觀的，前者並不排斥後者，而是包括了後者。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的“仁、義、禮”是建立這種價值觀的文化基礎。
進取型的政府有一個特點就是經常防範好大喜功。唐太宗政府創造了貞觀之治，被認為是中國古代典型的進取型政府。根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元年至18年間，唐太宗44次承認決策中的不當，其中25次做了政策調整。
要培育中國的國際權威
Q：根據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在成為王權國家之前，中國如何在國際格局中爭取和自身實力地位相匹配的權利？
A：我認為有兩件事要做。一、中國得承擔和世界第二實力地位相應的國際責任。中國已經提出要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産品；二、中國提供的國際責任中應包括國際安全責任。在國際社會這個無政府體系中，中小國家的最大需求或核心利益就是國家安全。如果我們對他們的這一核心利益關照不夠，就不可能得到多數國家支援。
但是，做這兩件事時需要防止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超越中國的國力。
此外，在尋求增加國際權力的時候，要關注我國的權威。我們不僅要爭取不斷上升的國際權力，更要培育中國的國際權威。
權力建立在實力基礎上，主要在軍事實力基礎上，是靠強制力進行領導的力量。權威則建立在成功和道德行為基礎上。中國在提高實力的同時要更關注權威的提升，即怎麼讓國際社會自願地接受中國的領導。做到這一點才能與美國不同。道義現實主義中的“道義”指的是權威，不是權力，提倡權威型領導，而不是權力型領導。“權威”是指靠他人的信任進行領導的力量。如醫生對患者的治療指導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人們自願接受醫生的建議，是建立在信任醫生醫學知識的基礎上。一個醫生治好的病人多，即成功的多，那麼來找他看病的就多。
鋻於權威建立在不斷成功的基礎上。中國要提升國際權威，第一是做好自己的事，國內的各項改革要成功，社會的發展要成功。國內成功了，別人就會認為中國做的是對的，就會效倣，中國就有權威性。第二是在國際上做大家認為是成功和正義的事。這樣才能建立起國際權威。也就是説，在國際上不僅要成功，還得是正義性的成功。
應當減少經援，加大軍援
Q：中國如何承擔與自己實力地位相應的國際責任？
A：一國能力可以承擔什麼樣的國際責任，是相對客觀的。例如，聯合國規定，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援助應為其國民生産總值的0.7％。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沒達到這個標準。即使按這個標準，在中國GDP為10萬億美元的情況下，年度承諾的援助額度應不超如過700億美元。政府明確定位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因此援助應遠低於700億。2015年我國外匯儲備為3.5萬億，我認為對外援助為外匯儲備的1%比較合理，也就是350億美元。 中國對外援助佔GDP的比重超過發達國家，經濟上超越了實力基礎，政治上會加劇國際社會對我國發展中國家定位的質疑。
Q：您是主張現在責任別攬太多、往回收一點？
A：我主張，國家對外承擔的國際責任要和自己的國際實力地位一致。如果每個領域我們的實力都不如美國，那我們在任何一個領域承擔的責任都不應當超過美國。
Q：在這個基礎上怎麼發揮正義？
A：不援助是一種沒有國際道義的行為，無節制的援助缺乏國家責任行為。中國對外應該提供合理的、適當的援助。
比如應當減少經濟援助，增加軍事援助。對中小國家來説，無力自行解決外部安全威脅問題。安全是它們的核心利益。中國應該在它們的核心利益上給予幫助。經濟發展是財富多少的問題，能否發展不是別人幫助能解決的。世界上有個現象，接受援助越多和時間越長，國家就越不發展。所以中國應減少經援，加大軍援。
Q：加大軍事援助，那麼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會不會更明顯了？“修昔底德陷阱”中的預言更易到來？
A：中美之間有沒有“修昔底德陷阱”不取決於中國是否提供軍援，而取決於中美之間是否發生戰爭。在當前核武器條約下，中美之間發生直接戰爭可能性很小。我不認為中美之間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發生擦槍走火也難引發雙邊直接戰爭。擦槍走火會引發戰爭是人們的假設，現實是土耳其打下俄羅斯的戰機雙方都沒發生戰爭。世界上以擦槍走火為名發動戰爭的事件很多。比如日本説“七七事變”是擦槍走火，但誰都知道，侵華戰爭是日本蓄意發動的戰爭。我不認為需要防止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結構性矛盾是指兩國之間不可避免的戰略競爭，這與“修昔底德陷阱”不同，因為“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兩國之間發生直接戰爭。中美間的結構性矛盾是不可能消除的，但中美間發生直接戰爭的可能性卻不大。
Q：您對過去一年的南海局勢緊張怎麼看？
A：到目前為止，中美沒有在南海發生戰爭的危險。我認為，今後發生大規模海戰的可能性也很低。
南海局勢緊張是符合規律的，反映了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深化。在南海，美國的做法是提前一個月告之，然後派軍艦靠近中國南沙島嶼12海裏，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中國外交應從回避衝突轉向直面衝突
Q：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給當前的中國對外戰略哪些建議？
A：中國對外戰略已經實現向奮發有為的轉變。奮發有為是根據自身實力發揮主觀能動性。在量力而為的基礎上，中國需要明確以下基本原則：
第一，外交應從回避衝突轉向直面衝突，即衝突來了要利用衝突。中國越接近實現民族復興的成功，所面臨的外部困難就越大，因此中國只有克服困難才能實現最終崛起，回避矛盾是無法實現民族復興的。利用好衝突才能有效擴大國家利益。第二，從維護“戰略機遇期”轉向創造戰略機遇。能把困難環境轉化為有利條件的國家才會有機遇。民族復興的機遇只能靠中國政府自己創造。第三，應從融入國際體系轉向塑造國際環境。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提高，中國與其他大國的結構性矛盾也將深化，因此需要不斷地塑造有利於民族復興的外部環境。第四，應從堅持不結盟轉向建設周邊命運共同體。民族復興需要擴大國際友好關係，特別是周邊國家的支援。第五，應從堅持平等互利轉向推行公平正義。孟子説“以大事以小仁”。未來十年中國將成為一個超級大國，要廣泛建立友好關係，就不能與中小國家計較物質利益，這是王道戰略的基本原則。不計較物質利益不等於大規模援助，而是説在經濟合作中雙方都受益的條件下，可讓對方的成本收益比例高一點。
Q：您一直強調減少經援、加大軍援，其實您還是主張結盟的。
A：是的。進取型領導傾向於實施睦鄰結盟戰略。進取型領導依據國力增長的程度尋求增加本國的國際權力，這將導致崛起國與主導國的結構性矛盾加劇。主導國對崛起國的防範也將增強。由於崛起國在其影響力擴展的過程中必然是從周邊國家向外部延伸，因此為了突破主導國的防範，進取型領導傾向於採取與周邊國家結盟從而獲得國際支援的策略。
Q：會不會我們認為自己是進取型的，而別的國家認為我們是爭鬥型？
A：國際社會就是雙重標準，維護本國利益叫愛國，他國維護其利益叫民族主義。我以為最重要是我們自己如何判斷自己。結盟不是軍事擴張，結盟是進取行為，因為結盟的基礎是共同安全利益，結盟的可靠性也取決於共同利益的大小。我國結盟當然有與美國競爭的原因，但和美國競爭也包括和和美國的盟友結盟，巴基斯坦也是美國盟友，我們還是與其建立了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這是我國唯一的全天候夥伴。
不過因為“結盟”二字已經被貼上了“冷戰思維”的標簽，因此很多結盟的國家都採取口頭否定結盟、實際加強同盟的策略。比如普京一方面對媒體講“同盟體系”已經過時，一方面卻努力鞏固以俄羅斯為首的集體安全組織。甚至提出與法國建立打擊IS的軍事同盟。中國應加快與周邊國家的“命運共同體”建設，即以軍事合作為核心的全面戰略合作。為防止“命運共同體”因泛化而失去戰略意義，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應限定於有軍事合作的國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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