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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中國式創新,可對德國和美國模式兼收並蓄

來源: 北京大學國家開發研究院 | 作者: 王琳互動 | 時間: 2016-07-21 | 責編: 王琳_觀點

我今天下午給大家分享一下有關於創新的想法。事實上在蘇州特別是在創業周,在企業家面前談創新有點班門弄斧,因為我們這些企業家才是創新的主體。但是話又説回來,蘇州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蘇州是中國經濟裏頭為數不多亮點的地方,我們在很多其他地方包括原來做的比較好的地方,現在政府連工資都發不出來,有些地方還不得不到銀行借錢發工資。實際上整個中國經濟現在是處在非常低速運作的狀況。

前面姚景源先生已經講了我們換檔的重要性,下一步一定是要走向創新,那怎麼去創新這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們現在面臨著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是大家到國外去幹,現在到國外的人越來越多,包括我們的企業家都意識到了我們應該到矽谷去、到德國去,看看人家是怎麼創新的。帶回來的消息,其實對我們都是巨大的衝擊,因為那些地方都在發生顛覆性的科技創新,中國反觀來看倒沒有那麼快,我們感覺到這種世界的壓力。同時國內BAT三大網際網路企業,使得我們覺得如果你企業不觸網、不搞點網際網路就沒法生存下去,又有一種網際網路焦慮,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焦慮。我首先要説的是,可能這些焦慮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比較的尺度出問題了。如果按照世界進步的速度來看,中國的速度絕對是快的,即使是今天我們這個速度降下來了仍然是快的。中國創新的優勢是別的國家不可比擬的,關於中國創新有三方面的優勢。

第一方面的優勢,我們的老百姓非常勤勞、非常聰明。今天是星期天,在美國、在歐洲絕對不可能在週末開會,那是不可能的。我在柏林住過一段時間,到週末的時候街上全是空的,特別是禮拜天沒有幾家商店開門,我們的人民是勤勞又聰明的。然後又有非常強烈的企業家精神,特別是在江浙一帶,歷史上就有很強烈的企業家衝動,到今天仍然如此。

第二方面的優勢,我們有海量的資金。十年前我們還在擔心資金不夠,今天我們要擔心的問題正好是反過來的,資金太多了、項目太少了。中國的儲蓄在過去15年到今天,儲蓄佔到全世界儲蓄存量的40%。大家想一想,我們是世界儲蓄存量的40%,光居民儲蓄都要接近一年的GDP了,我們的居民儲蓄將近50萬億,GDP也就60多萬億,資金非常多。在換檔期間,我們可以把資金轉換出去。

第三方面的優勢,就是不斷改善的軟硬體環境。我們的軟體環境在改善,我們的硬體環境絕對是世界一流的。我們從酒店走到這邊來看,蘇州園區的硬體絕對是世界超一流的,包括這個大廳是世界超一流的。

有了這些東西,我覺得中國不可能沒有創新。怎麼去創新?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看一下他們,我覺得對我們國家選擇創新的道路是非常有幫助的。

首先看美國模式,每一個創新都是顛覆性的,一個創新出來其他相似的行業都要死掉,這是美國人的創新。美國的這種創新是和他的文化高度相關的,因為美國是高度個人化的文化,就是個人主義,崇尚個人主義、崇尚贏者通吃。美國最近剛發生一個持槍事件,有人把五個警察給打死了,全民持槍對美國是有危害的。但是你想要禁槍是極其困難的,因為美國人認為持槍是我的自由,是完全個人主義的社會,是贏者通吃的社會。整個社會充斥著牛仔精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正能量,大家可能看過最近的電影叫《瘋狂動物城》,這個電影裏面的小兔子而且是個女兔子,她要成為警察,充滿著正能量。

我自己的導師一開始到美國去讀書時,也不比我大幾歲,他原來教書的學校是很差的學校,有一個學生非常笨,但是(老師)每次都鼓勵他,説:You can do it——鼓勵他,這就是美國的文化,每個人都在想著創新,他能做的是零到一的創新。美國這種創新的東西問題也很大,他自己會製造週期,起伏非常非常大,創新高漲的時候整個經濟跑得快。

90年代網際網路興起之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可以達到4%甚至5%,但是當這一波創新完成之後,就一下子進入了衰退,而且制度就變得極其的殘酷。我有好多在外國讀書的校友他們都到公司裏面去工作,很好的公司是醫藥公司。美國的醫藥公司裏頭,一個小組就搞一種藥,搞成功了大家接著幹,搞失敗了對不起,整個小組都裁掉了。我有一個朋友被裁好幾次然後回國工作,最後又回到美國政府當部員。

德國的創新是1到N的創新,是搞中間技術,知道跟美國拼“零到一拼”不過,就搞一些中間的技術,一些機器、設備、製造業,牢牢的掌握中間這一部分。他不去搞網際網路,他搞“工業4.0”,把網際網路為我所用而不是大家網際網路化。這種創新也跟他的文化相關,德國人崇尚所謂的秩序自由主義,也崇尚自由,每個人都要自由,但是自由要以秩序為前提,失去了秩序,自由是不允許的,所以德國人有非常強烈的團隊精神。美國工會主席和董事長完全是對立的,但是在德國大眾的董事長和大眾的工會主席就可以坐在一張臺子上看足球比賽,這是一種團隊精神。另一方面又是非常腳踏實地,從一些小事做起,重視人才培養,重視很小很小的改進。它的優勢就是起伏很小,小步快跑,在自己的領域裏頭一步一個腳印往上走。

我這裡想給大家舉的例子是默克公司,默克既是醫藥公司同時又是化學品公司,最重要的産品是LED,LED技術還是很早很早把這個專利買過來,實際上是20世紀初就買了,幾十年不知道怎麼用,到了70年代日本人用LED屏做電子玩具,發現這個有用就開始大規模生産LED,因為可以做電視螢幕。但是默克公司牢牢守住,就是生産LED,不去生産螢幕。它現在在世界的LED市場上佔有70%的市場份額,下一步技術是什麼呢?是OLED就更高層次的,他們説可以做成超薄而且可以把螢幕做成任何形狀、可以彎曲,現在OLED的電視已經出來了,三星造了這樣的電視,一個電視是一萬多美元,技術路徑沿著自己擅長的地方一直走下去。回過頭來再説中國,我們中國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呢?

中國的文化要好好想想,中國到底是集體主義文化還是個體主義文化?我們老説我們是集體主義文化,我們服從領導、聽老師的,從小就教説你在學校必須聽老師的,在家裏要聽家長的。但是你和日本人相比,恐怕集體主義還不夠。有一個日本人説:“説錯了,你們中國文化完全是個體主義的”。問:為什麼呢?他説在日本踢足球特別講究團隊精神,都要配合互相傳球。我現在在北大踢球沒有一個同學傳給我球,都要自己往門裏頭帶,你們是個人主義。的的確確,馬雲、馬化騰這樣的人我們是非常崇拜的,這跟歐洲不一樣,歐洲很少會去崇拜財富的創造,但是馬雲是絕對的英雄,馬化騰是絕對的英雄,這是個人主義文化的一面,怎麼結合起來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哲學家,但是據我的觀察我們是既有強烈的個人主義也有強烈的集體主義。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我們能不能把德國的和美國的結合起來。我們回顧一下歷史,計劃經濟的30年我們是在學德國模式,因為我們早期的工業體系、我們早期的學術從哪來呢?是從日本來的,日本是學德國的,後期我們搞計劃經濟學蘇聯,蘇聯的這套東西也是從德國來的,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們計劃經濟時代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德國的。但是改革開放之後,我們把德國的這些東西全給扔掉了,我們一門心思向東看學美國,徹頭徹尾的學美國,經過這30年的學習我們應該停下腳步好好思考一下,就是:中國到底該怎麼樣。

我覺得中國足夠大,中國人的心胸足夠寬廣,我們的地域差距又很大,我們應該可以既學德國又學美國,我們既可以做顛覆性的創新像BAT一樣。馬雲是最孤獨的人,因為他沒得學了,不知道下一步的路在哪,他們就要做顛覆性創新,這是他們的責任。對於我們絕大多數企業來説,恐怕我們還要向德國學習,做一些連續性的東西,就是1到N的改進,牢牢的佔領中間技術。我聽説蘇州的定位其實也是這兩個,一方面是要創新,另一方面要在先進設備製造業方面佔領世界的高地,和我這裡所説的顛覆性創新和延續性創新相結合是一致的。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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