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流傳著一個説法，説之所以把經濟增長的目標定在6.5%~7%，是因為6.5%的增速是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經濟翻番任務的最低要求。
是這樣的，2010~2020年十年間GDP要翻一倍，年均的增速應該等於2開十次方，也就是年均7.2%。2011~2015年的增速分別為9.5%、7.7%、7.7%、7.3%、6.9%，5年累計增長45.9%。這樣，為了實現翻番的任務，餘下五年還要累計增長2/1.459=1.373。5年增長37.3%，每年增長等於1.373開5次方，這樣就得到了6.5%的增長下限。
上面的計算，沒有超過小學算術的水準。小學生沒學過開方運算，但是現在的孩子聰明，奧數都不在話下，用試錯的辦法很容易算出這些數來。
據説，現在我們死守6.5%的GDP增速，與上述邏輯多少有點關係。治大國如烹小鮮，上面的小學算術雖然簡單，卻沒有錯。只不過，年均增速6.5%和每年都要達到6.5%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簡單説，這一年增長6%，下一年增長7%。平均起來就是6.5%，為什麼每年都要達到6.5%呢?
波動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徵，沒有哪個經濟是直線前進的。河流總是蜿蜒向前，心電圖也呈曲線。經濟形勢不好的時候，讓低效企業破産出清，釋放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等資源，進行資産重組，是修復和提高經濟體系活力的基本機制。這個機制，不但不可怕，而且還是經濟體自我修復的基本動力。
現實世界充滿不確定性，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個試錯的過程，出錯是正常現象，成功是偶然現象，成功之後再出錯，也是正常現象。企業的破産出清重組，是糾錯的過程，是市場經濟的治療師，這也是經濟週期的基本原理。從直線到曲線，不過是小學算術往前走了一小步，並沒那麼難吧?
死保6.5%有沒有道理?仔細想，還是有的。死保6.5%背後的邏輯，可能是經濟增速已經下行，今年都保不住，明後年恐怕就更難保住，不如今年加把勁，多增長一點，為實現翻番目標打好基礎。
可是，這又是簡單線性思維了。上面的小學算術是對的，這裡的線性邏輯卻是不自洽的。其一，倘若經濟增速下行，實際上保不住6.5%，那為什麼要定一個實現不了的目標呢?上世紀80年代時我們的經濟基礎雖然很差，但是看形勢不好就治理整頓，反而為後來的增長打下了基礎。其二，倘若，儘管經濟下行但實際依然可以實現年均6.5%的增長，那為什麼還要擔心呢?二者中間，必居其一。無論如何，擔心是於事無補的。
筆者以為，倘若政策得當，年均6.5%的增速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畢竟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增長的空間還很大。關鍵是怎麼做。
倘若不做實質性的改革，以現在的經濟增長方式，實現6.5%的年均增速，不是不可以，代價會很大。投資還是得快速增長，在民間投資下行的情況下，國有部門和企業的投資還得扛大梁，“票子”還得發，杠桿率還得上。討論了十多年的“不可持續”的增長方式，還是得持續下去。
能持續多久?以目前態勢，持續到2020年可能有點難，以後的日子會比較難過。窮兇極惡的增長，必然帶來不良後果，是為下下策。
另一方面，倘若改革推進順利，實現6.5%的增速也不是難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並不遙遠的1998年，我國推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輪國有企業改革，6000多家國企倒閉，3000多萬國企職工下崗，可謂慘烈。慘烈歸慘烈，此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下崗的國企職工重新就業，反而找到了一碗飯吃。留在國企裏面的，反而面臨再就業的困難。
仔細看那一輪改革，其實為後面的增長打下了基礎。3000多萬下崗職工，其實是釋放了3000多萬優質勞動力。因為比農民工早接觸工業文明和城市生活，這些人其實比農民工更加能幹，是後來快速經濟增長的骨幹力量。要知道，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時候，也是從國企請老師傅的。
歷史只有一條軌跡，關鍵是怎麼看。如果説鄉鎮企業是中國工農的第一次握手，1998年的國企改革就是中國工農的第二次握手。兩次握手，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跡。
那一輪國企改革，還減少了6000多家瀕臨破産的國企，減少了財政的負擔。由於低效國企的退出，企業總體的效率提高，為其後的高增長奠定了微觀績效的基礎。只可惜，這樣一舉數得的事情，後來再也沒幹過。
為什麼再也沒幹過?可能還是思路決定的。1998年的國企改革之前，在理論上已經取得了重大突破。1997年9月的十五大報告，提出“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含義”，“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體現在公有資産在社會總資産中佔優勢，“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産業可以有所差別”。
在這些理論突破的基礎上，不要求各地各行業都搞國有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總比例可以減少，國企工人可以下崗，這就為當時的“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以及大規模的職工下崗，澄清了理論基礎。報告進一步指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後來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這些理論突破，為1998年那一輪的國企改革鋪平了道路，指出了方向。將近20年過去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新問題，要求進行新一輪的國企改革。據筆者的粗淺觀察，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抓手，應該是進一步理順人事制度、決策機制、權責關係。
歷史經驗表明，重大的變革之前要有重大的理論突破和創新。此時，小學算術就不夠用了，考驗的是領導者的政治算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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