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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國:供給側是改革,需求側是調控

來源: 北京大學國家開發研究院 | 作者: 徐建國 | 時間: 2016-07-21 | 責編: 王琳_觀點

初聞“供給側改革”,是2015年10月10日,中財辦主任劉鶴在廣東調研,首次談及要重視“供給側”調整。劉鶴繼續談及,要“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産能,提升産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産率”。這些,是當時劉鶴心中的“供給側調整”的大意。

一個月以後(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在次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産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總理對於“供給側改革”加入了“消費升級”、“擴大內需”等概念。此後,中財辦主任劉鶴、副主任楊偉民,以及部委領導人也均在不同場合強調“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此後至今,“供給側改革”成為2016年度的首要財經詞彙。

初聞這個詞,筆者是有些驚詫的。教了這麼多年的書,也沒鬧明白什麼是“供給側改革”。難道這世界上還有“需求側改革”嗎?了解基本經濟原理的人都知道,長期的經濟增長由供給側決定,短期的經濟波動由需求側決定。所謂改革,針對的是長期的增長潛力,永遠都是“供給側”的問題。換句話説,所有的改革都是“供給側改革”。

那麼需求側有什麼?需求側是消費、投資、出口這些東西。這些,是家庭、企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國居民在給定的制度環境和經濟激勵下的選擇。對於這些萬千經濟個體的微觀選擇,用“改革”一詞是不合適的。試想,你怎樣“改革”千家萬戶的購房需求?可以壓抑它,卻無法改變它。對於需求,用“管理”“調控”這樣的詞彙,是可以的。簡言之,供給側是改革,需求側是調控。

説到這裡,大致也就清楚了,之所以強調“供給側改革”,是對改革的進程不太滿意,用一個新的統領性概念來進一步推動。

供給側改革的最經典案例,當數1978年開始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通過把土地的使用權賦予農民,提高了農民生産的積極性,大幅提高了農業生産率和産出。到了1984年,糧食産量增加40%多,從吃不飽到賣糧難,也就是幾年的工夫。供給側改革的魔力,由此可見一斑。

在此基礎上,後來的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民營企業的大發展,也是在中央的允許、鼓勵下取得的成就,是供給側改革的大手筆。不斷調整生産關係,適應生産力的發展,釋放生産力,是“供給側改革”的本質含義。所有這些,在經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有表述。

回顧歷史,比較接近的大規模的供給側改革,可能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通過關停並轉低效的國企,釋放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企業的整體微觀經營績效大為改觀。同時,借著加入WTO,理順了很多經濟管理關係,減少了經濟運作的摩擦,也大幅提高了經濟效率。這一次大規模的“供給側改革”,是奠定了新世紀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的改革和制度基礎的。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之前改革的制度紅利趨於耗盡,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客觀上呼喚新一輪改革。可惜新一輪大規模改革遲遲沒有出臺,是近年來經濟下行的根本原因。2009年出臺的大規模財政刺激,穩住了短期的總需求,但是對於提高供給側績效,不但沒有幫助,還適得其反。直到今天,我們還在消化其負面影響。

下一輪的供給側改革路在何方?不妨從劉鶴的話談起。去年10月劉鶴説,要“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産能,提升産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和劉鶴表達的意思差不多。

這“三去一降一補”,其實就是兩個字,一個是“去”,一個是“補”。去掉低效的供給,釋放勞動力、資金、土地等資源,用以補充高效的“供給”。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其實就這麼簡單。

而要想做到這“一去一補”,在於三個方面:(一)推動國企改革,釋放國企體系中大量的管理人才和員工;(二)推動土地和戶籍改革,進一步釋放農村勞動力資源,提高城市管理水準,建設高效、宜居城市;(三)推動教育醫療改革,提高人口身心健康。

這些是大的方面。至於特定時期的工作重點、先後順序,那就要具體分析了。筆者沒本事做深入研究,還是就此打住吧。一定要説一句的話,就是政府職能一定要轉變,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政策一定會走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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