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來，財政在促進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快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新時期又出現貧富差別拉大、環境污染加劇等問題，它們都需要通過改革財政體系來解決。財政改革，一方面要促進經濟效率提高，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要讓全體人民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要實現社會公平。
我國稅制的特徵
一是消費型稅收構成我國稅收的主體。增值稅是我國最大稅種，2014年，增值稅佔總稅收收入的25.9%，營業稅佔14.9%，國內消費稅（特殊商品）佔7.5%，凈進口消費稅和增值稅減去出口增值稅退稅佔2.6%。所有這些稅收加總，佔稅收總收入的50.9%。生産者和經銷商把這些稅收轉嫁到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上，高收入者混入低收入者，承受一樣的價格和稅收。所以，相對於收入，低收入者稅率就高於高收入者。
二是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在稅收中比重很小，不少直接稅種缺位。2014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僅佔總稅收收入的6.2%，企業所得稅佔總稅收收入的20.7%。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1年，美國個人所得稅佔總稅收收入的份額為48.1%，德國為37.4%，英國為34.6%，法國為29.3%，匈牙利為20.8%，俄羅斯為14.8%。我國沒有個人財産稅、資本利得稅、遺産稅、贈與稅等直接稅，財産稅存在於所有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美國財産稅收入佔總稅收收入和佔GDP的份額，分別為16.1%和3.1%，法國分別為17.2%和4.6%，英國分別為14.2%和4.2%。
許多研究表明，與個人所得稅相比，消費型稅收能刺激儲蓄和經濟增長，即所得等於消費加儲蓄，所得稅等同於向消費和儲蓄二者徵稅，消費稅使得儲蓄免於徵稅，結果將提高儲蓄。幾十年來，我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在不斷增高。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投資佔我國GDP的份額，在1980年為34.8%，1990年為34.0%，2000年為33.9%，2005年為40.5%，2010年為47.2%，2014年為45.9%。
在刺激儲蓄的同時，消費稅主導的稅收體系不鼓勵消費。我國的總消費（家庭和政府）支出規模呈現下降趨勢，消費總支出佔GDP的份額在1980年為65.5%，1990年為63.3%，2000年為63.7%，2005年為54.1%，2010年為49.1%，2014年為51.4%。
我國的稅收體系是經濟效率導向的，不利於收入再分配。某種意義上，我國現行稅制正是許多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建議該國進行稅改的方向，我們在提倡增加直接稅（如個人所得稅、財産稅）的比重，而他們在呼籲減少直接稅的比重，增加間接稅（如消費性稅收）。當然，我們的國情與西方不同，美國的儲蓄率很低，中國儲蓄率很高；美國所得稅佔比高，中國消費型稅收佔比高。
我國財政支出體系的特徵
一是財政支出偏向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就意識到，過去在經濟建設上支出太多，在人民生活方面欠了賬。這些年來，經濟建設開支的比例在降低，但相比其他國家仍然很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1年，中國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的支出規模為32.1%，法國為6.3%，德國為7.8%，美國為9.6%，日本為7.2%，新加坡為15.4%，波蘭為13.4%，捷克為16.9%。
政府經濟建設上的大量支出，促使許多大型的基礎設施建成，比如，近20年間，我國建成大量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地鐵、橋梁、機場和港口；最令人驚嘆的，莫過於高速公路的快速發展——1990~2011年，我國高速公路里程的年均增長率為24.5%。基礎設施建設無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
二是公共消費品提供不足，教育和醫療衛生投資不夠。多年來，我們的政府在醫療衛生、社區設施、娛樂、文化等方面的支出較少。據世界銀行統計，2014年，醫療健康方面政府支出（其中包括政府主導的醫療保險）佔政府總支出的比例，德國為19.6%，新加坡為14.1%，美國為21.3%，日本為20.3%，智利15.9%，捷克為14.9%，泰國23.2%，印度5%，中國為10.4%。近年來，我國政府的教育支出增長很快，2012年佔總支出的16.9%，佔GDP的4.1%，但仍然低於5%的世界平均水準。
三是公共資源分配有失公平。公共資源在地區間分配不均，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分佈不均，在不同人群之間也分佈不均。在城市化進程中，我們還沒有解決好人的城市化問題，大量農民工不能在城裏紮下根來，其子女不能正常享受城裏兒童一樣的義務教育，很多成了留守兒童，出現嚴重問題。
可見，我國的財政支出體系也是利於經濟增長的，而非利於再分配。經濟建設主導的財政支出體系，加上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我國投資增加、經濟快速增長。
我國財稅體系面臨的挑戰
一是發展經濟的任務仍很艱巨。我國經濟總量雖已列世界第二，但每人平均收入還不高，據世界銀行統計，2014年，我國每人平均GDP為7590美元，墨西哥為10325.6美元，俄羅斯為12735.9美元，美國為54629.5美元，新加坡為56284.3美元，挪威為97299.6美元——我國每人平均收入趕上發達國家還需很長時間，每人平均財富趕上富國需更長時間。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還遠遠不能滿足城市化的需要，這方麵包括城市道路、停車設施、燃氣管道、供水排水系統、健康運動設施、公共綠地等。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經濟建設仍然是中心，我們的財政體系必須有利於經濟發展。
二是貧富差別大。這些年來，我國的基尼系數在增加。據世界銀行統計，2010年，中國基尼系數為42.1% ，芬蘭為27.7%，日本為32.1%（2008年），印度為33.9%（2009年），波蘭為33.2%，印度尼西亞為35.6%，美國為40.5%，俄羅斯為40.9%，墨西哥為47.16%，阿根廷為44.5%。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我國基尼系數為46.9%。基尼系數越高，收入越不平等，收入差別過大，會影響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和發展，也會引發社會不穩定。收入再分配是財政的重要任務之一，發達國家的貧富差別問題都是依靠公共財政來解決的。
如何兼顧效率和公平
財政改革，一方面要促進經濟效率提高，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要讓全體人民享受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要實現社會公平。在稅制方面，應該加強個人所得稅徵管，使其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我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為45%，比美國的39%和英國的40%還高，所以，我們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總稅收中的份額，必須在擴大稅基上下功夫。另外，要增加資源稅率，保護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設立新的稅種，如財産稅和資本利得稅等。
稅制改革短期內很難改變我國稅制不累進的狀況，既然如此，降低貧富差別、扶助弱勢群體、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目標，還須通過政府支出體系的改革來完成，它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提供更多公共産品。我們應該改善公共交通工具和設施、公共衛生設施、公眾體育運動設施，增加公園，多植樹造林，增加公共綠地，降低環境污染。低收入者更需要公共品，他們大多沒有私家車，往往買不起降低和消除污染的用品和設施，買不起環保食品，而政府支出向民生傾斜，實際上是在幫助低收入群體。
二是增加初等教育支出，實行十二年義務教育。教育生産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對個人收入的提高、國家經濟的增長都很關鍵。增加政府教育投資，既有利於經濟效率，也有利於扶貧。接受初等教育在許多國家都是強制的，不少國家實行十二年義務教育。在美國，從小學到高中畢業，學生不用交學費，不用花書本費，午餐都是政府補助，每天校車接送。受國家十二年免費教育的恩惠後，民眾對社會的不滿會顯著減少。
三是增加醫療保險支出，減輕貧困家庭負擔。提高農村合作醫療和城市居民醫療的保險水準，是解決“看病貴”的途徑之一。國家應該相應地加大對城鄉醫療保險的補貼，幫助低收入者加入醫療保險；另外，應該為無保險的絕對貧困者免費治病。
四是增加社會福利支出，讓發展成果惠及弱勢群體。比如，可以考慮以現金或購物券形式，增加對低收入者的直接補助。增加一點社會福利，並不會馬上使我國變成“福利國家”，這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反而會提高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總之，我國目前的以消費性稅收為主體的稅制有利於投資和經濟增長，但不利於收入再分配，即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率，不利於公平。我國的財政支出也注重經濟建設，對民生重視不夠。目前，依靠增加稅收的累進程度來調節收入分配，難度較大，因為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已達45%。我們應該通過增加公共品的提供，增加政府在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來讓更多的人享受改革發展的成果，實現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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