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以來，中國的海外資産與人員頻頻遭遇恐怖襲擊、排華事件等重大風險，並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人員與財産的損失。這些看似孤立的現象，其實是中國日益融入全球化體系之中的必然結果，它也要求崛起的中國必須加快自己的海外利益保護體系建設，實現自身安保能力與海外利益佈局的匹配。
一般來説，如果不考慮因為市場波動帶來的經濟風險與不可抗的自然災害，中國海外利益所面臨的風險大致可以分為四類：1）戰爭、地區衝突與社會動亂，比如利比亞衝突、葉門內戰就嚴重威脅了所在國家與地區的中國企業與人員的安全，儘管中國政府盡最大可能成功保障了人員安全，但中方企業仍然遭到了巨大的財産損失。2）所在國家政局動蕩與政策變化，比如斯里蘭卡政局變化帶來的科倫坡港項目中止（目前已重新啟動）、委內瑞拉政局動蕩對中資鐵路項目造成的不利影響以及緬甸吳登盛政府突然變更政策導緻密松水電項目中止（目前項目是否重新啟動還有待觀察）、辛巴威政府近來對部分中資公司進行的國有化，都對中國企業的海外經營生産以及中國的海外利益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影響。3）社會治安犯罪與排華騷亂問題，比如阿根廷、巴西、非洲、中東乃至東南亞等國家頻頻發生的對中國商人敲詐勒索甚至搶劫、綁票的犯罪行為，以及在哥倫比亞、西班牙等國多次發生的，對中國商鋪的哄搶行為。4）恐怖主義、傳染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比如近段時間發生在巴基斯坦的對於中資公司的襲擊、發生在馬利的對中國維和部隊營地的襲擊以及非洲、拉丁美洲等國家的惡性疾病，都對中國的海外利益構成了較大的影響。
相比于幾十年前較為風平浪靜的局面，今天中國的海外安全狀況之所以會出現這樣一些較為嚴峻的情況，並不是偶然的結果，而主要是由於三方面的因素導致：
其一，隨著中國的國家崛起，中國與世界的聯繫相比于幾十年前已經空前緊密，一方面，大量人員、企業的走出去，讓中國人在世界的影響力空前增加，也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國門之外越來越多的風險。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從以前主要面對西方發達國家，向面向所有國家的全方位開放轉變。一些以前在經貿人員往來上聯繫較少的不發達、不穩定、安全風險較高的國家，正在與中國變得關係緊密，尤其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南蘇丹一些安全風險較高的國家正在成為我國的投資重點。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讓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與人員在富貴險中求的同時面臨更大的風險。此外必須指出的是，隨著中國的外交政策逐漸從韜光養晦走向積極有為，隨著中國越來越多地在引領全球治理當中，發揮大國的影響，中國在廣交朋友的同時，也會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勢力的敵意甚至是敵對的行為。比如在巴基斯坦出現的針對中方企業的爆炸行為，就是其地方反政府勢力，出於破壞中國-巴基斯坦政府良好關係的目的，而策劃的恐怖襲擊。
其二，在近10年來，全球秩序正處於重構的過程當中，不安全、不穩定因素正在增多，全球安全風險正處於顯著的上升期。一方面，以美國霸權為基礎的西方中心的世界安全體系正在逐步瓦解。一些地區出現了明顯的權力真空，各種極端勢力正在利用這種真空，快速發展壯大自身。最典型的就是肆虐于中東，並造成歐洲、中亞、東南亞、非洲地區重大安全風險的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另一方面，一些國家的政治衰朽跡象明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激化，政局動蕩不安、法律秩序難以得到有效維護，其社會安全風險快速上升。在十幾年間，除緬甸的國家轉型較為穩定之外，阿拉伯諸國、烏克蘭、南美等國家的國家政局危機，無不帶來了騷亂、潰敗乃至分裂與內戰的重大社會風險。在這種情況之下走出去，就很難避免承受池魚之禍、無妄之災。
其三，由於我國的國家崛起速度過快，大量企業與人員的走出去呈現出爆炸性的增長，而我國海外安保力量的增長則處於相對滯後的狀態，這導致了大量企業與人員的安保狀況存在較大的隱患。一方面，相當多數的我國海外企業與人員的安保意識還相當淡薄，相應的經費通常是能省就省，這直接導致了大量公司企業與海外人員的安保力度不足以應付真正意義上的風險。另一方面，我國安保行業雖然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國際化程度仍然較低，難以有效承擔複雜情況下的海外安保。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大多數的企業與人員還是將海外安全寄託于我國外交部門的領事保護之上，但坦率而言，由於我國走出去的企業與人員規模太大，除了國家重點工程之外，我國的領事保護往往在人員、經費上已經難以充分滿足出國企業與人員的安全需求。
在目前的條件下，指望中國如同西方國家一樣，採取“霸道”的方式來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是不現實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對於全球高風險地區還缺乏治理經驗與深厚人脈，而且也是因為中國對於帝國主義的全球拓展方式，本身就秉持著反對態度。除了如利比亞、葉門戰爭等極端狀況下，中國的海外利益保護責任主要還是應該依靠政府間合作、安保市場購買服務與華人華僑社區合作自保這三個方面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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