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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剛:中國崛起不是生吞活剝“拿來主義”

來源: 人大重陽 | 作者: 丁剛 | 時間: 2016-07-15 | 責編: 王琳_觀點

“很多發展中國家至今仍找不到自己的道路,非常糾結,原因之一是無法擺脫也無法複製在西方文明基礎上形成的‘既定標準’。”

4月28日,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丁剛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做了一場精彩的講座。同時作為環球時報前駐美國、瑞典、泰國、巴西記者,丁剛先生走訪過50個國家,在他看來,中國的崛起不是偶然,中國借鑒和參考過西方,但最重要的是選擇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根據中國的實際去創新,併發揮中國的文明優勢。本文根據28日講座記錄整理而成。

資本擴張推動西方文明傳播

去年年底在南美工作期間,我乘船去麥哲倫海峽。輪船駛入太平洋時,看似平靜的海面突然暗潮涌動,船體劇烈搖晃,我嘔吐不已。那一刻,我想起500年前麥哲倫的艱難探索。1520年,西班牙人麥哲倫率領探險船隊,找到大西洋通往太平洋的通道,完成人類第一次繞行地球的偉大航程。太平洋的名字就是麥哲倫給起的。

30多年前,我們的大門一打開,面對的就是一個標準化了的世界。所以我們一開始搞改革開放就講與世界接軌,這個“軌”從哪延伸而來?基本上就是麥哲倫的歐洲後代們一點一點“鋪設”而成的。人們往往把南美大陸最南端叫“世界盡頭”,這個標準就是500年前從世界盡頭開始的,是一場持續到現在的西方文明大傳播。這不只是對民族的征服、對土地和資源的掠奪,更是對語言、文化和思想的“殖民”。是什麼力量在推動著麥哲倫們走向世界?是對資本的貪婪追求與強烈的宗教傳播使命感。遍佈南美各地的黃金大教堂就是最好的象徵。

日本人上杉千年所著《鄭和下西洋》的封面上印著“我們發現了世界,還是世界發現了我們”。這句話暗示,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亞非拉國家其實是“被發現的”。

我2011年到泰國工作時,碰上紀念葡萄牙人發現亞洲500週年。葡萄牙人是1511年到的馬六甲,而在這之前差不多一百年的時候,鄭和與他的船隊也到了馬六甲。可當地的博物館裏只有幾個瓷盤子,卻給英國人、荷蘭人,甚至日本人豎雕像。這讓很多人慨嘆,中國當時錯過一個面向海洋的機會。

對比鄭和船隊和麥哲倫船隊的“動力”,就明白中國當時為什麼未能走向世界。很多歷史學家認為,西方的擴張也與七八世紀穆斯林在北非中東的擴張不同。一是傳播宗教的勁頭更足,要殖民地的民眾跟著他們信教,不信則亡。二是在殖民地推行西方法律、制度規範。

世界上有一些文明被打斷後整合,或被裹挾後整合。如印第安文明。在秘魯的庫斯科可以看到幾百噸重的巨石被切割成多角形,堆成高大石墻,嚴絲合縫,令人嘆為觀止,到現在都是謎。

還有今天我們食用的很多糧食、蔬菜、瓜果都是從印第安文明中來的,可這個文明被西方文明徹底打斷。我常駐過的另一個國家——泰國,雖然還保留著自己的一些文化傳統,但整體上,包括法律制度、經濟制度等都被裹挾進西方模式中。日本現在的憲法和政治制度等,更是戰後被美國人強制改造的産物。幸運的是,中國文明在與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與交融中,一直延續到今天,而且成為我們民族復興的基礎。

美國模式是資本力量的極端體現

推動今天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仍是資本,宗教傳播沒有停止,並引發衝突,“9·11”之後更明顯。我在紐約工作時報道了這起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我2000年到美,恰逢新世紀開始。3年後離開紐約時,我對資本的力量有了更深認識。紐約是一個用鋼鐵與巨石構建的城市,普通美國人大都不願意承認紐約代表美國。但在紐約生活得越久,我就越能體會到在那些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背後躁動著的慾望。沒有哪個美國城市能像紐約那樣,更集中而完美地展現出美國向世界擴張的力量。

在美國之前,我在歐洲工作多年,只能更多地參照歐洲來看美國。在西方的發展模式中,瑞典與美國似乎差異最大。

從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有120萬瑞典人移民美國,他們當時認為美國社會沒有等級劃分,個人有更多自由發展空間。一戰後,有兩個學者去美國做調研,結果發現美國貧富差距很大,種族矛盾很深,認為瑞典不能像美國那樣發展,要限制資本的力量。這兩人中有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繆爾達爾。他們的看法成為社民黨提出的“人民之家”模式的理論來源之一。

在社民黨支援下,工會與資方達成協定,勞資雙方通過法律程式解決問題,同時也將原來的集體工資談判納入法制軌道。社民黨在這個基礎上開始建立福利社會。一直到現在,瑞典社民黨開大會還要高唱《國際歌》,仍然提階級鬥爭,因為《共産黨宣言》中講過。但社民黨不提倡搞階級鬥爭,而是要限制資本的力量,管控資本主義,通過高稅收的二次分配讓社會更公平。很多人認為,這會形成一個鼓勵懶漢的機制,但事實上,瑞典目前仍是發展最好的歐洲國家之一。

當然,瑞典有獨特的宗教、文化,且以私有制為基礎,其他國家要學這個模式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大多數像瑞典這樣的歐洲國家和美國一樣,以及後來的日韓等國,都是通過工業化實現現代化,這個過程既強化了西方的價值觀,也出現了新價值觀,很多國家都建立了以福利保障為基礎的穩定社會。我從美國回來後就一直在思考,中國怎樣才能建立起一個穩定發展的現代化社會,也就是我們常説的小康社會。

當時我們的製造業在世界上已很厲害,國內發展也是蓄勢待發。但我們日常生活中,也出現太多美國化的東西,尤其是對資本的貪婪追求。我提出“脫美國化”(見丁剛著《脫美國化: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定位》——編者注),主要就是意識到中國不能走只靠資本推動的道路,而且我們需要更好地發揮中華文明的優勢。

對非西方文明的整合沒那麼容易

西方文明對非西方文明的整合,並非總是一帆風順。500年過去了,複製、反覆制和選擇性複製的博弈使非西方國家尋找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十分艱難。傳統的宗教和民族習慣仍然頑強地延續著,甚至使已經落地的西方文明産生了變異。

2008年去蒙古國,一下飛機就看到烏蘭巴托烏煙瘴氣,貧民窟從郊區一直伸展到市區。蒙古國當時有12萬輛汽車,近10萬輛集中在烏蘭巴托,幾乎全是日本二手車。全國250萬人,一半以上居住在烏蘭巴托,各地脫離農牧業的人口都來到首都,四處搭帳篷。

在西方媒體看來,蒙古國是一個“剛擺脫蘇聯的年輕民主國家”。民主了,多好啊!但更嚴峻的考驗可能是,在民主還沒有來得及成熟之前,這個人口膨脹、佈滿貧民窟的都市已被亢奮無序的城市化撕裂,它破壞了這個城市、這個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礎。問題的癥結不在於蒙古國民眾應怎樣做,是否應當有自己的模式,而是在資本力量捲起的狂風巨浪中,他們還有沒有獨立行舟的能力?

2010年和2013年我兩次去伊斯坦布爾。我們的土耳其導遊叫穆罕默德,染著像歐洲人一樣的金髮,言必稱“我們正在和歐洲接軌”。土耳其和西方的接軌,如果從主張脫亞入歐的凱末爾時代算起,快有一百年的歷史。但在我住的旅館附近,一些年輕人在大批武裝警察的嚴密注視下,以齋月聚餐方式進行抗議,要求有更廣泛的世俗化。一位女大學生告訴我,她希望土耳其婦女能像歐洲婦女一樣,享受更多的自由。近日我看到有報道説,土耳其議長説土需要伊斯蘭憲法,應當終結世俗化國家。從土耳其的反覆,我再次看到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建立適合自身並且穩定有序的體制是多麼困難。

2011年我去泰國常駐。儘管有日本人建的汽車製造廠,但泰國沒有形成産業工人階層,服務業對GDP的貢獻率接近60%。曼谷只要天一黑,全是點著小燈練攤的。靠練攤實現現代化還沒有先例。在我剛結束任期的巴西,也有同樣問題,服務業佔GDP近2/3!工業化沒完成,服務業卻像發達國家一樣,但全是低端的。我還去過阿根廷。有經濟學家稱阿是戰後唯一從“發達”變成“發展中”的國家,原因也是“去工業化”。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再加上沒有適應製造業發展的文化傳統,不可能形成穩定而有紀律並有共同訴求的中産。

堅守路徑選擇意味著中國必須創新

走了那麼多國家,最終感覺一個國家能不能實現工業化,文化傳統是個決定性因素。如瑞典工會和資方通過談判達成工資協議,如經濟不好時,工會就同意不漲工資,與資方攜手渡過難關。瑞典文化中有妥協的傳統。但南美國家不行,幾乎同樣的談判程式和法規,工人可不管企業前景,罷工成了既定程式,非得漲工資,有錢也從不存,入不敷出是常態。難想像這樣的工人能像中國打工者一樣,在流水線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幾年如一日。

文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觀:家庭觀、財富觀、工作觀和教育觀。戰後從發展進入發達之列的國家或地區,有日本、南韓、新加坡,以及中國的台灣,它們靠比較優勢完成了工業化。有體制的作用,更重要的還是這四個觀不同,體制為這四個觀的充分發揮提供了可能。

2014年底,中國製造的自拍桿在巴西成為最熱門商品。我們的記者做了個調查,一個自拍桿中國生産的成本價不到10元人民幣,批發價15元,在巴西要賣到20到40美元。一個自拍桿14個配件,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做齊,日本南韓可以,但成本肯定會很高。這就是全要素製造業。中國這些年為什麼能在全球産業鏈上佔據地位,就是因為我們建立起全要素體系。當然,我們為此付出很大代價,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欠債”很多。尤其是對資本力量的管控,仍在摸索中。

中國的發展還有一個不同——體制。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這個制度展現出巨大能量,使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的潛能得以發揮,形成了過去500年來非西方文明對西方文明最強有力衝擊。西方人因此發問:中國的發展模式會不會將西方的發展模式給“比”下去?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在學習和接軌的過程中不斷深化的,同時我們堅守了自己的路徑選擇。我們仍要學習和借鑒西方文明中的優秀東西,但現在我們遇到的一些問題與我們的路徑選擇相關,不是通過學習和接軌就可以解決的。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找不到可以借鑒的東西,或是借鑒了也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人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還有的時候,大框架可以參考,比如建立社保體制,但具體到中國,這麼多人再加上計劃經濟的影響,往往很難辦。我們要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走下去,就越來越需要根據中國的實際進行創新,更好地發揮我們文明中的優勢。中國體量很大,在改變自身的時候,其實也是在改變世界。我們説英國人教給了世界如何使用機器,美國人教給了世界如何使用電腦,那麼,接下來就要看我們中國人教給世界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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