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在華盛頓閉幕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春季會議，在會後發佈的《公報》中，重新定義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結構性改革的關係，並劃分了其適用範圍。
《公報》稱“我們重申我們的承諾，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增強信心和促進增長”，並分述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結構性改革的職能。這是今年2月27日G20財長和央行行長上海會議之後，再次在會後發佈的《公報》中強調這一內容。然而，可以看到，相比于2月27日將“結構性改革”與“宏觀政策”並列的表述，這次則將“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表述。語義上分析，這也可以理解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將不再被包含于結構性改革之下。這種並列是有其深刻意義的。
發達國家主要利用貨幣政策和財政來實現對經濟的調整，由於多數發達國家政府負債率比較高，它們更重視貨幣政策的作用。比如説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從2007年底至2008年9月，美聯儲進行了七次降息，並且在2008年12月16日，美聯儲宣佈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零至0．25％，正式步入零利率時代。即便如此，仍不足以應對當時嚴峻的金融和經濟形勢。雷曼兄弟銀行倒閉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急劇下跌，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演變為席捲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
在降息仍然無法控制危機的蔓延後，美聯儲隨後採取了購買債券等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開啟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2008年底至2014年10月，美聯儲先後出臺三輪量化寬鬆政策，總共購買資産約3．9萬億美元。美聯儲的資産負債表擴張到前所未有的水準，至此，美國經濟才出現緩和跡象。
隨著美國在2015年年底開始了加息進程，美元開始回流美國，引起了新一輪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以及流動性枯竭，巴西、哈薩克等國家經濟發展陷於困境，有的國家還發生了社會危機。由此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雖然可以緩和本國的經濟危機，同時，往往會把危機轉嫁到其他發展中國家。
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不再有效。日本從2月16日起實施負利率政策，但是在實行兩個月後，日元對美元卻不降反升，今年以來日元兌美元已上漲了11％，因此，安倍經濟學面臨失敗的風險。
而對於中國來説，在經濟政策中，一直把結構性改革置於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就提出：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也正是我們提早進行了結構性改革，在全球經濟仍然低迷的情況下，我國經濟的發展仍然取得亮麗的成績。G20正是吸收了我國的發展經驗，才把結構性改革寫入了公報。
當然，不同國家，結構性改革的內容也不一樣。對於發達國家來説，首要的是解決龐大的政府債務，降低財政赤字。過去相當時間內，一些發達國家大肆借貸，形成龐大的政府赤字，忽視了其中的風險所在。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也使得信貸高歌猛進，並催生了人們對高收益金融産品和金融衍生品的需求。因此，發達國家要減少借貸，增加積蓄，從而降低財政赤字。
另一方面，對於發達國家來説，如何對就業進行結構性改革也非常重要。失業率高企可是説是一些發達國家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國際勞工組織發佈的報告《2016年世界就業和社會展望》中指出，2015年儘管部分歐盟國家和美國的失業人數在下降，但發達國家仍有太多的人沒有工作。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主要原因在於發達國家工會勢力太強大，社會福利太高，從而使得企業不敢雇用太多工人有關。
而對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説，結構性改革主要在於增加創新能力，加快産業升級，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對資源的依賴。並且要提高國民收入水準，做大內需市場，儘快從出口驅動轉變為內需驅動。根據今年第一季度的數字，消費對經濟的貢獻超過了60%，這也説明我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今年9月，新一屆G20峰會將在我國杭州召開，這也是我國對外展示發展成就的重要機會。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關注、借鑒我國的發展經驗，中國模式也獲得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其中也不乏發達國家。本次G20公報中吸納中國經驗，也印證了習主席提出的三個自信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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