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多年前，古希臘曾爆發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雅典的日益強大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斯巴達必須回應這種威脅，因此引發了這場戰爭。這種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必有一戰的邏輯，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從國際關係理論來説，“修昔底德陷阱”表明瞭一種安全困境，即在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情境下，每個國際行為者都擔心被其他行為者侵害、佔領或消滅，因此為了安全就要增加權力；但對方也會增加權力以應對威脅，若兩個行為者無法調控分歧，那麼只有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今天，因中國迅速崛起而引發的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恐懼，讓一些人認為中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也有可能掉進這個“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這是對中國大國關係的一種誤讀。2000多年前發生在愛琴海邊上的城邦國家故事不會是主導今日國際關係的魔咒，而戰爭、霸權轉移更不會是未來中國與其他大國關係的主旋律。從時代條件、全球化體系、國家屬性等層面來分析，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原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
邁向新型大國關係是時代潮流
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就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達成共識。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內涵逐漸明確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共同努力構建的新型大國關係是建立21世紀新型國際關係的關鍵環節。因為世界無法承擔中美交惡的代價，時代呼喚中美邁向新型大國關係。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與最大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對世界秩序和人類未來共具擔當，需要合作引領人類可持續發展。這關係到21世紀的世界是重復戰爭悲劇還是開創世界格局新未來。
這種新型大國關係包含以下一些要素。一是不衝突、不對抗。這是指不發生軍事衝突、戰略對抗。以中美關係為例，中美都極力避免衝突局面。否則，美國的盟國將憂心忡忡，其他國家也會無所適從。世界需要中美關係穩定、合作。二是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是大國關係平穩健康發展的關鍵。對美國而言，儘管美國對中國仍有所保留，害怕影響其國內政治生態和對盟友保護的能力，但在工作層面仍然要遵循這一原則。三是合作共贏。美國等國家需要以更加清醒、理性的目光觀察中國。中美許多衝突點可轉化為合作點，零和博弈事務領域也可轉化為共贏事務領域。
相互依存度持續加深是大國合作的不竭動力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程度愈益加深，各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與其他大國同處在經濟全球化體系之中，相互依存，根本不同於2000多年前雅典與斯巴達的關係。就中美雙邊關係而言，中美相互依存度還在增加，未來隨著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達成，中美利益共同體將更加穩固。從國際層面講，世界日益增長的對公共産品的期待是中美合作的不竭動力。不存在中美合作達到極限一説。世界性問題與挑戰有多大，中美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合作的空間就有多大。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可行、可期。世界不僅無法承擔中美衝突、對抗的代價，甚至無法承擔中美不合作的後果，中美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條件。比如，在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若沒有中美氣候共識，會議便無法取得進展。世界要實現和平穩定發展，中美必須合作。中美合作是互補發展、相互依存的必然結果，也是超越雙邊、利好世界的客觀要求。面對世界日益增多且複雜的問題與挑戰，中美作為大國，對促進全球經濟增長以及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肩負著重大責任。中美合作可以提供國際公共産品、維護國際與地區秩序穩定。中美兩國是全球公共領域的利益攸關方。維繫全球穩定與安全，兩國可謂責無旁貸。
建設性管控分歧是實現合作的前提
當今世界，中國與其他大國之間不具備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客觀條件，但這並不意味著主觀上可以不重視大國關係的構建。大國關係始終是合作與博弈的辯證統一，大國之間要實現合作共贏，還需各國共同努力，建設性管控分歧，將衝突點轉化為合作點。
仍以中美關係為例。由於歷史因素和現實境況，美國對中國仍有不少憂慮。美國國內一些人士習慣性地對中國産生戰略猜疑。如今，中美之間有眾多潛在衝突點，比如南海問題、網路安全問題、金融問題、臺海問題等。然而，中美有一百個理由衝突，更有一千個理由合作。習近平主席強調：“看待中美關係，要看大局，不能只盯著兩國之間的分歧，正所謂‘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有著廣泛共同利益，能夠以合作化解衝突，建設性管控分歧，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共同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不僅有利於雙方發揮各自優勢、加強合作，也有利於雙方合作推動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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