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陳錦華
２０１２ 年９ 月２９ 日，我到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座談，建議研究院編撰一本《中國開放報告》，系統研究中國的開放問題。我當時設想的是這樣一本書：能夠及時反映中國開放的理念、制度、政策和舉措，能夠長期跟蹤分析中國開放的發展軌跡、成就和問題，能夠充分展示中國開放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創新性。
這樣一本書，最適合深圳來做，為什麼？現在我們要向世界宣傳中國，拿深圳來做樣板是最有説服力的。深圳幾十年以前是個“漁村”、邊陲小鎮，現在已經快速發展成為一個大都市，靠的是什麼？靠的是開放，靠的是以開放促改革。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是中國和平崛起、快速發展的前沿標兵城市。證明中國的和平崛起，證明開放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還有比深圳更好的例子嗎？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地處深圳，伴隨深圳開放而成長、壯大，最有條件也最應該研究開放問題。這一問題的研究不僅是深圳未來發展路徑選擇和文化、制度軟實力提升的現實需要，也對推動全國其他地區的開放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建議研究院把開放問題的研究作為一個品牌來打造，長期堅持下去。
２０１０ 年，我和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的專家合作撰寫了一本書，就是《開放與國家盛衰》。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我説過，通過研究世界各國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這就是凡是追求富國強兵的國家，適應世界潮流、實行對外開放，不斷調整和完善開放理念、政策和方法，制定相應的內政改革舉措，消除不適合本國國情的負面影響，這個國家就充滿生機和活力，經濟發展，國力昌盛，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即使國土疆域不大，也能登上世界舞臺，在全球博弈中建立強勢地位。相反地，只重個人統治、實行劣政治理，視對外開放為洪水猛獸，甚至閉關鎖國，就必定背離世界潮流，思想保守，國家機體喪失活力，不能與別國互通有無、互惠發展，經濟社會狀況每況愈下，人民生活難以改善，在世界格局中處於劣勢地位，直至被強國欺淩宰割。
回首中華民族的發展模式與開放史，自漢唐以來的歷代盛世，無不與對應朝代實行開明、開放政策呈正相關效應，而由封閉導致國家與社會逆勢而行、國策反動、積貧積弱的歷史教訓比比皆是。中國在晚清時期國力一落千丈，由世界首位大國敗落成為受西方列國侵略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根子並不完全是１９ 世紀中期以後百年間的荏弱無能，而應溯源到１８ 世紀後半葉的乾隆盛世。自１５ 世紀“世界地理大發現”以來的５００ 年間，中國因王朝更疊、體制和政策執行者的因循守舊，三次喪失了主動對外開放的戰略機遇，包括明代海禁首次錯失開放機遇，清代康乾時期再失開放機遇，晚清時期又失強國機遇。一而再，再而三地喪失開放機遇，錯過了與世界保持同步發展的時機，最終導致國運式微。了解歷史，就會發現開放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民族繁榮和人民福祉有多麼重要。
回到現實，開放對於中國的發展又起了怎樣的作用呢？我國改革開放３０多年，有幾個重要的節點。第一個重要節點是１９７８ 年的改革開放，第二個節點是１９９２ 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三個節點是２００１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在這幾個重要節點之間，中國經濟獲得了怎樣的發展？１９７８ 年中國經濟總量是３６００ 億元，到１９９２ 年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中國經濟總量是２ ７ 萬億元，由３０００ 多億元到接近３ 萬億元，大約用了１５ 年。２００１ 年加入ＷＴＯ，中國經濟總量是１１ 萬億元，到２０１２ 年，中國經濟總量達到５２ 萬億元。也就是説前２０ 多年總共增加了１０萬億元，後１０ 年增加了４０ 多萬億元。哪一階段發展得最快？顯然是加入ＷＴＯ 後的最近１０ 年。這説明什麼？説明開放尤其是對外開放，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和平崛起和跨越發展。中國開放發展，又不斷為地區和世界帶來新的機遇，多方位、多層次地實行互補、互惠，造福廣大合作夥伴國（地區），為人類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增添持續的動力。
因此，我認為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來看，開放對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福祉都十分重要，這也是我為什麼提出研究開放這個問題的根本原因。２００８ 年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３０ 週年的時候，我曾經講過一個觀點，就是“改革”講得多，“開放”沒怎麼講，講得不夠、不深、不透。實際上，改革和開放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兩個輪子，二者相互促進，缺一不可。沒有開放的改革不會走得太遠，沒有改革的開放將會失去底氣。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習近平同志２０１２ 年在廣東考察時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１００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他強調要做到“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改革開放也永無止境”，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開放是中國的長期任務，是國家的基本國策，是符合人類進步規律、符合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選擇。
以上是我為《中國開放報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所寫的序言的主要內容。現在，《中國開放褐皮書（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元年》已經撰寫完畢，即將公開出版。研究院的同志希望我將以前的“序言”略作修改，作為《中國開放報告》的“總序”。對於開放的內涵和開放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認識，我依然堅持此前的看法，沒有什麼改變。
我希望研究院要高度重視《中國開放報告》這個公共研究項目，不僅要堅持下去，而且要越做越好，既為推進國家的開放事業向縱深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又充分展示研究院作為中國特色現代智庫的研究水準和研究能力。
是為序。
二○一五年七月 前 言樊綱 郭萬達
從呈現給讀者的這本《中國開放褐皮書（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元年》中，我們可以欣喜地看到，十八大以後的中國，新一輪更廣更深對外開放的大幕已經拉開。這一進程不僅體現在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産業分工，深度參與全球經濟價值鏈，更體現在隨著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推進，中國對外開放水準更高、開放領域更寬、開放範圍更廣、開放力度更大。２０１４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第一次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出超元年的出現，是中國對外開放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標誌性事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積極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正在開創對外開放新格局。
中國正在研究和探索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新舉措和新路徑。全球經濟衰退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造成了十分嚴重的衝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治理機構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崛起中的大國，中國開始主動參與全球經濟合作並積極推動全球治理的變革，同時研究和探索融入全球經濟治理的新舉措與新路徑，展現大國風範和責任擔當。從２０１４ 年成功承辦ＡＰＥＣ 峰會，到簽署《烏法宣言》，再到２０１６ 年將主辦Ｇ２０ 峰會，中國正努力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金磚銀行在上海的成功開業以及有５７ 個創始成員國參加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將成為當代世界國與國之間經濟金融合作的新模式，並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趨於完善。在積極參與制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ＲＣＥＰ）、亞太自由貿易區（ＦＴＡＡＰ）等多邊規則的同時，中國還積極推動中韓、中澳等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而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則是積極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新嘗試。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的相互對接，不僅可以使亞洲、歐洲、非洲有關國家和地區的聯繫更加緊密，還能在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基礎上，形成一種獨具中國元素和中國特色的全球開放合作新方式和新模式。
中國提升對外開放標準和水準已經取得新成績形成新特點。當經歷金融海嘯劫掠後的世界經濟還在動蕩中徘徊，中國已經進入後危機時代的戰略機遇期。突出表現，就是積極推動高水準的引進來和大規模的走出去，主動佈局全球價值鏈、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較之以往，當前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優進優出”的新特點，表明中國的開放型經濟開始進入“結構優化”新階段。中國裝備走出去，國際産能合作，以“鄭新歐”“渝新歐”“漢新歐”等國際鐵路貨運班列開通為標誌的跨境物流的加快發展，以及跨境電商的迅速崛起，均表明中國開始從“産品輸出”向“産業輸出”轉變，正在提升“中國製造”“中國服務”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和水準。以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前海探索跨境金融創新發展、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ＱＦＩＩ）、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ＲＱＦＩＩ）及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ＱＤＩＩ）等為代表的資本市場的探索與創新，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的金融開放。人民幣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的新工具，其進程的穩步加快，有力推動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深度融合。
中國對外開放新政策正在催生內部新突破和新格局。中國主動提高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修訂或制定有利於對外開放的法律、法規，按照全面依法治國的要求，著力加強涉外法律體系建設，全力創造更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法律環境，對“外資三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進行修訂，即將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歷經十餘年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也已正式實施；中國主動全面深化改革，通過自由貿易區試驗，提升對外開放的標準，在全球貿易競爭加劇，美國及發達國家主導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議（ＴＰ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ＴＴＩＰ）、國際服務貿易協定（ＴＩＳＡ）等多邊貿易規則和標準不斷提升的背景下，中國主動通過自由貿易區試驗，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促改革，努力提升新一輪開放的尺度和標準；中國主動全面開放，在人員交流、行政、教育、醫療、文化傳媒等各個領域，構建更加開放包容的開放體系；中國主動實施區域全方位開放的戰略，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中部地區、邊境地區開放同步推進，區域協同開放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中國對外開放仍將面臨新問題和新挑戰。中國對外開放尤其是全面對外開放的推進，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新問題和新挑戰。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過程，就是妥善處理中國權利與全球責任的關係的過程。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如何承擔全球大國的責任，是人類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沒有先例的新事物，既需要大國責任，更需要大國智慧；中國對外“産業輸出”和“資本輸出”，需要與世界各國保持平衡的政治經濟關係，如何兼顧雙邊利益，追求共同利益，是中國對外開放進程中必須高度重視和妥善解決的問題；中國金融對外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面臨諸多風險防範和風險化解問題；此外，中國全面開放又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有著密切的關係。開放有開放的風險，全面開放有全面開放的風險。中國對外開放將與不斷涌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伴生，當然也與新問題和新挑戰的逐步化解乃至徹底解決伴生。
《中國開放褐皮書（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元年》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總論，是一個主題報告。聚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出超這一核心問題，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出超原因、戰略意義、潛在風險與問題，以及一帶一路與資本輸出的關係。
第二部分論述中國與世界的開放。包括２０１６ 年中國Ｇ２０ 峰會前瞻、金磚國家與新興市場開放、中國主導和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最新進展等內容。
第三部分分析中國經濟領域的開放。重點分析貨物貿易、服務貿易、ＦＤＩ、金融、人民幣國際化、物流、科技、海洋經濟等領域對外開放的新特點、新成績和新問題。
第四部分闡述中國社會文化領域的開放，梳理中國在人員國際流動、行政體系、教育、醫療、社會組織、文化和傳媒等領域開放的新動向、新突破和新挑戰。
第五部分介紹中國區域的開放，包括自由貿易試驗區、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內陸、邊境、特區和新區的開放，以及中國在推動區域協同開放發展所採取的新政策、新佈局和發展的新態勢。
此外，附錄部分梳理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統計資料。包括ＧＤＰ 總量、進出口總額、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外來投資、對外投資、外匯儲備、金融合作與發展等。今後我們會根據實際情況和現實需要對附錄的類別範圍適度調整，以便於加深對中國對外開放的認識。
《中國開放褐皮書（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元年》是中國對外開放報告的第二本。與《中國開放報告（２０１２—２０１３）》相比，框架基本不變，部分主題和領域有所調整，更多的主題和領域則延續下來。這一做法，將是我們今後研究和撰寫中國開放報告的基本原則之一。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的研究人員將一如既往地追蹤研究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理論、新制度、新政策、新措施以及實踐的新進展、新成績、新問題和新挑戰，以期能夠為中國在對外開放領域的重大戰略決策、政策制定、問題的解決、風險的防範提供決策支援，充分發揮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重要一員應有的功能和作用。
二○一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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