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國內外機構紛紛調低了今年及未來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中國經濟增速正在回歸正常”。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院長樊綱近日在北京、廈門兩地參加經濟會議時表示，經過幾年調整，中國經濟基本實現了軟著陸，他預測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在7.4%左右，並直言目前中國在處理的問題，都是過去10年中，兩次經濟過熱造成的後遺症，“可以預見，中國不會再出現新一輪的過熱。”
1、兩位數的增長 對中國來説從來都是過熱的增長
對於中國近年來出現的經濟增速放緩，一個通常説法是中國經濟告別了兩位數的高增長時代，進入一個高中增長、中低增長，比較低的增長時代。在北京“中國經濟50人論壇長安講壇”上，樊綱對此表示不認同。他説，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絕大多數時候不是兩位數增長，過去十年有兩個時期出現了兩位數增長，分別在2004年～2007年和2009年～2010年。而且過去二十年經濟發展顯示，經濟增速超過9%一定出現通貨膨脹，超過10%，一定既通貨膨脹又資産價格膨脹。
隨後受邀參加在廈門召開的第六屆今日經濟大會時，樊綱發言指出，“兩位數的增長，對中國來説從來都是過熱的增長。一超過10%，要麼是股市泡沫要麼是樓市泡沫，2007年我們的增長速度到了14%，結果股市樓市都泡沫。”樊綱認為，目前中國在處理的問題，都是“過去10年中，兩次經濟過熱造成的後遺症。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非常過熱。之後的2008年，經歷過一輪調整，沒想到當年底美國爆發金融危機，20國會議大家一致同意採取刺激政策，要拖住經濟。”中國政府採取了措施，“現在回過頭看，刺激政策大了點，4萬億還是小事，最關鍵的在於地方債務。這直接導致了2009年、2010年的第二次過熱。”
樊綱表示，目前的産能過剩、銀行壞賬等問題，都是這兩輪過熱的後遺症，現在正慢慢消化。“不過慶倖的是，中國比較早就‘退出’了刺激政策，因此泡沫還不是特別大。”“而現在的增速，就屬於正常水準，由此可預見，將來中國不會再出現新一輪的過熱，政府也不會再刺激經濟。”
樊綱對比數據稱，經過幾年調整，中國經濟基本實現了軟著陸，房地産市場也是軟著陸，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許多産業都在逐步恢復。硬著陸就是崩盤危機，大面積倒閉破産，血本無歸；軟著陸的話，如果早早兼併重組，還能收回本，這就要求做調整。他預測，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在7.4%左右，並直言“我們已經回到了正常增長，可以預見，中國不會再出現新一輪的過熱，政府也不會再刺激經濟”。
2、“十三五” 中國的潛在增長率為7%-7.5%
樊綱認為，好的正常增長是實際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基本吻合，即充分利用了潛力，沒有通貨通脹，也沒有産能過剩。“現在發展經濟學歸納四個大的要素：勞動、資本、知識、制度”，樊綱從這四個方面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
樊綱不同意勞動力短缺和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看法。他認為，客觀來説，在老齡化逐步提高的過程中，勞動力總量還能延續5～6年的增長。但有兩個因素會抵消勞動力總量增長放緩的趨勢。首先，中國還有30%甚至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可以轉化。其次，最近這幾十年計算經濟增長模型時必須用人力資本的概念替代勞動力的概念。目前雖然勞動力少一些，把人力資本加進去，綜合起來對經濟增長仍有貢獻。這些年中國教育有長足進步，我們把今後幾年退出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再計算新進入的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據估算産生出潛在增長率是7.1%。
對於資本，樊綱表示樂觀：“我們不缺資本。從儲蓄率看有點資本過剩，但並不是説我們富裕了。每年佔GDP50%的儲蓄主要不是家庭儲蓄，而是政府和企業。”他表示，如果這些儲蓄不投資就會變成外匯儲備，所以國家近年來鼓勵企業“走出去”進行對外投資。今年是中國對外投資進順差元年，我們對外投資，直接投資稱ODI，比外國人對我們的直接投資FDI要多。今後要改革降低儲蓄率。假定“十三五”規劃能夠提高居民收入，改革社保體制，大概一年降低一個百分點的儲蓄率，預計6～7年後中國還能保持30～40%的儲蓄率。
樊綱認為，四個因素中最關鍵的問題是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他分析，中國經濟發展最初二三十年就是學習、引進、消化、吸收、模倣、山寨。但是現經過二三十年，中國企業越來越多走進前沿，接近前沿了。教育的發展也達到一定程度，因此創新這一因素可能在未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會比過去要大。
樊綱認為，創新不僅僅是技術進步，還包括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阿里巴巴就是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創新例子。今後這些創新一定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做出更大的貢獻。“我不同意一些媒體、學者天天唱衰中國企業，説中國企業不行。中國民營企業天生在夾縫中生存，本身就弱小，走到今天很了不起了，現在仍在壯大。今後的發展潛力也還在，可以預測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會提升。”
他總結，勞動力因素和制度改革對經濟增長仍有貢獻，但貢獻率有所降低，而知識進步和資本兩項因素的貢獻率會比過去大。綜合各項因素的出的基本結論是，2016年到2020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為7%～7.5%。這個數比起國際組織的估算值是比較低的，經合組織2013年發佈的數據是2012年～2017年中國潛在增長率為8.9%。匯豐銀行今年上半年預測，中國2018年到2022年潛在增長率會在7.5%～8%。
3、當追趕指數達20%時 要小心繞過中等收入陷阱
樊綱指出，中國每人平均GDP今年大概7400美元左右，接近中等國家收入，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美國、日本每人平均5萬美元左右。按照去年的經濟數據測算，中國對美國的追趕指數大約是13%，即中國每人平均GDP為美國每人平均GDP的13%。
差距大的時候潛力也比較大，潛在增長率也比較高。如果中國經濟按照每年7%的速度增長，到2020年，追趕指數大約在26%多一點。如果按照8%的增速則追趕指數接近30%。趕超指數還取決於美國的增長率。如果美國經濟增速為3%，中國增長7%，到2020年追趕指數只是25%。假定美國增長2.5%，中國增長8%，追趕指數才能接近30%。30%是世界經濟學界普遍認為比較難的一個坎。
當追趕指數達到20%的時候可能就是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時候，經濟容易停滯就過不去這個坎。美國一般預期有3%的增長。所以今後五年到十年是中國能不能越過30%這個坎的重要一個時期。“我們現在正處在這個坎上，從百分之十幾走向百分之三十的過程當中。不僅僅是‘十三五’期間，可能再多一些時間。那些坎不是絕對的，都是相對的概念。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還是落後國家，中等收入不是絕對，中等收入永遠是相對概念。”他説。
樊綱特別提到，實現潛在增長率，保持穩定增長要做很多正確的事情。“保持社會穩定，建立社會保障，緩解收入差距，反腐，努力發展教育，調整結構，減少污染等。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不能過熱，別出大的危機。不要像拉美那樣，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再加上政治動亂，一次一次打斷增長，失去一個十年，又失去一個十年” 。
4、我們不需要 再回到兩位數增長
樊綱透露，“受國家發改委委託，去年我們做了‘十二五’規劃的中期報告，今年我們做了‘十三五’規劃前期研究。對中國長期增長的很多問題做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因素和挑戰包括各種風險。最近報告基本完成，還在不斷地深化。‘十三五’指的是2016年到2020年，不光局限在這五年，要看看中國以後長期的發展。”
樊綱認為，“十三五”宏觀調控面臨的挑戰是化解金融風險、避免經濟波動。他指出，過去十年當中兩次過熱遺留下大量的後遺症——産能過剩、債務問題、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問題。要認真應對這些風險，看到過熱産生的惡果，今後實現穩定增長。“十三五”期間如果把這些問題基本清理乾淨，又實現穩定高增長，如果經濟增速保持在7%，到了2020年基本達到每人平均GDP11000多美元，接近120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標準，跟美國的比例大概為26%、27%了，“我們又上一台階了。所以不需要再回到兩位數增長了”。
樊綱還提出，“十三五”期間中國需要進一步國際化。他指出，中國需要世界的市場，需要世界的技術，要思考如何適應新的世界發展。“美國人在倡導TPP協議（《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在搞新的全球化動作，我們怎麼去應對，怎麼去實現自己的目標？”他舉例。
對於如何改進政府？樊綱坦陳，過去的規劃把國家發展目標和任務分解到各個部門，往往導致規劃和其實施的“部門化”、“碎片化”，一些需要協同使國家總體戰略目標不能在政府各個部門的工作中得以體現。如工信部不想就業的事，成了社保部的事。專家組建議，不要把國家規劃分解成各個部門的任務，各個部門去貫徹所有的戰略目標，所有的戰略目標都要體現在部門工作當中。很多部門跟其他部門的工作是相關的，應特別要強調部門協同，打破部門格局導致政府工作碎片化部門化的情況。同時，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體系中一員，對私營經濟，政府不能去規劃，只能去引導。
“現在經濟這麼低，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只廉潔不奉公，不跟企業吃飯也不給企業辦事了。如何改進政府治理能力也是不能忽視的問題。”樊綱直言。
5、未來最大挑戰 仍是經濟結構産業結構轉型
樊綱對“十三五”期間面臨的各種挑戰和問題包括風險進行了分析。他首先提出，“十三五”最大挑戰仍是經濟結構、産業結構要轉型。需要思考的是，政府如何做規劃，如何制定産業政策，還要不要産業政策？“十二五”一個重大教訓是政府的産業政策非常大的負面效果。目前我國光伏、LED嚴重過剩。這些産業發展方向是對的，但中央政府五年規劃提出來，28個省都將這兩個産業列為戰略新型産業，各級政府給補貼。全國第二大光伏企業，50億，最後政府給不起了，直接破産。“政府鼓勵發展但是不需要用這種方式，而且其他産業也有發展的機會，應該更多讓市場選擇而不是讓政府來選擇。”他説。
樊綱建議，實施普惠制産業升級政策。採取激勵措施或者對中小企業減稅，來鼓勵各行各業應用新技術來改造生産力，提升競爭力。“競爭力提高了，不用放棄原來産業轉産。現在一説‘轉型’就是轉産。結果就是浪費了大量資源，弄出一些過剩生産力，産生了巨大的金融風險。一個企業破産欠200多億，壞賬怎麼處理？讓市場去選擇。政府做一些市場還不能做、做不起的有公共服務、公共産品。這不包括政府做的軍工、航太等具有高尖端科技、需要保密，也是民營企業無法承擔鉅額資金投入的産業。我們説的是一般的中國市場發展的産品。”
其次，如何進行創新驅動和科技發展。“十二五”的科技發展政策不成功。巨大的投入沒有産出多少真正的新技術。大量的投入加上大量的補貼，扭曲了人們的動機。教授、企業為了申請政府補貼用的，浪費資源，扭曲動機。
樊綱説：“我們建議，政府的資源集中在基礎科研，對於受市場青睞的創新項目以風險投資方式來鼓勵。風投不是政府自己搞，可以搭風投基金的便車跟投。” 我們今後確實更多要依賴創新來增長。
樊綱提出，在“十三五”期間，新型城市化一定要大力提上日程，推進這方面的事情。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民進城城市化的進程。增進人力資本，提高教育水準，提高競爭力為了高收入階段創造條件。“目前我國70%的人沒有受過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十三五’期間能否開始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制度。這樣使我們基礎勞動力水準能夠提高，基礎的人力資本水準能夠提高，生産力可以提高，我們就真正進入高收入階段。
“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十三五’期間是關鍵時刻，從現在開始到‘十三五’期間也是一個好的窗口。”樊綱説。他分析，現在是能源轉型的關鍵時刻。最好要發展新型可再生能源、清潔可再生能源，水利和太陽能、風能等。即能源結構要發生變化，如何在需求方採取政策，鼓勵使用消費，而且通過需求方傳導到供給方的方式發展新能源産業。我們有過教訓，發展很多光伏，結果光鼓勵生産者沒有鼓勵使用，結果生産出來的東西過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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