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一 中國城市化的國情特點
李津逵表示，中國的城市化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在發展。城市化對於中國猶如雙刃劍。中國是在非常大的人口基數、非常低的每人平均資源水準、非常快的發展速度下進入加速城市化的。
那麼，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在加速城市化階段有哪些國情特點呢？什麼是中國城市化的特殊性？比起歐美國家來，中國更加嚴峻的難題是什麼？
特點一、遠多於歐美的人口
李津逵直言，中國城市化最大的國情特點就是人口，並形象地將之比喻為民族“大搬家”。他説：“中國總人口已達13億，而美國人口是2.8億，西歐16國人口是3.8億，全球高收入國家人口總和也只有9.6億。中國人口規模超過了美國三倍、西歐四倍。如果將中國城市化比喻為一個民族的‘搬家’，按照中科院何傳啟教授（2006）的演算法，則相當於把一個西歐人口從農村搬進城市，再把一個西歐的人口從城市搬到郊區。”
他認為中國正處在“移山填海”的城市化大背景下。“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上約60%的人生活在距海岸線100公里的沿海地帶，而在中國，只有43%的人口生活在沿海省份。這説明中國人口的分佈總體上還是一個亞洲大陸國家，距離一個太平洋國家還有相當的路。目前中國大陸人口重心正在向東部沿海移動。”
統計顯示，90年代的10年間，中國西部地區人口增長速度低於全國平均水準1.33個百分點。但是，西部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卻比全國平均數還高出兩三個千分點。而在東部沿海省份和京、津、滬等直轄市，人口增長速度均為兩位數，但上海市的戶籍人口從1993年以來，已經連續8年自然負增長。在許多中西部省份，幾乎是絕大部分剩餘勞動力將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作為流向地，目前沿海一些地區來自外省區勞動力的比例一般達到20%左右，有的佔到30%。這表明，流動人口正在從西向東大遷徙。
在他看來，中國的城市化將在如何為當前數以億計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在城市創造出足夠的就業崗位，讓未來8.5億左右的農村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等方面，面臨世界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各級政府一定要在充分借鑒世界經驗的同時創造出中國的解決方案。
特點二、遠少於歐美的每人平均資源
“中國的人口占全世界總人口的21%，但煤炭、石油、天然氣這些礦藏的儲量是遠低於全世界每人平均儲量的，沒有一項能超過這個比例。所以，資源水準是中國與歐美在高速城市化中的另一個巨大差別。”
他尖銳地提出：“今天，當中國‘搬家’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當年英國利用全世界的資源支撐她的加速城市化的條件？中國的資源能否支撐這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搬家’呢？”
他還指出一個嚴峻的現實：中國“搬家”恰逢國民經濟處在一個“土木鋼鐵經濟時代”，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房車時代，與80、90年代吃穿時代截然不同的是，這一時代的經濟是一個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的經濟，這一歷史發展階段需要大量的生産資料和能源産品，一句話，土木鋼鐵經濟是靠大量的鋼鐵、水泥、有色金屬、木材、煤炭、石油等礦産資源堆起來的。據了解，2003年，中國水泥、鋼材、煤炭消耗佔世界總量的百分比，分別為54%、34%、30%，這還僅僅是加速城市化剛剛起步的階段。
那麼，未來二十年，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將需要多少鋼鐵、水泥等等資源呢？李津逵算了一筆帳：按照新增城市人口4億、每人居住面積30平米、每平米用鋼0.1噸來計算，僅此一項就需要鋼材12億噸！而住宅僅僅是城市建築的一部分，城市中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廠房、商店、辦公樓的新增面積也會相應耗費大量的鋼材。與此同時，農村居民的住房條件改善、村落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的改善也需要大量的鋼材。
特點三、比日本還要緊缺的城市用地
中國人多地少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中國的城市化將面臨著比日本還要緊缺的城市用地！
“日本以緊湊的城市空間而著稱。無論是每人平均建設用地的水準，還是建築中的節能省地，日本的城市都是以突破極限般的努力創造紀錄。即便如此，90年代初期，日本的每人平均城市和道路佔地約為160平米。而中國在未來25年中可繼續用於城市化的佔地最多1.5億畝，按12億城市人口計算，中國到2030年每人平均佔地只有125平米。在城市化基本完成的時候，中國城市每人平均建設用地的平均水準比日本還要緊缺。”李津逵説。
因此，他認為，中國在城市化中一定要走比日本更集約化的道路。“中共十六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而‘中國特色’首先就是指中國巨量人口造成城鎮化中的資源約束。中國需要節能省地型的城市化。像美國洛杉磯那樣由幾十成百的中小城市組成的無中心的城市網路的模式，中國承受不起。我們只能走日本南韓這些東亞國家緊湊型城市化的道路。甚至要準備接受比日本和南韓更為逼仄的每人平均佔地標準。在中國至少在中國沿海地區，我們需要更多的大城市。既使在中西部地區，緊湊型的城市也會創造出更多的人氣，創造出更加富有多樣性的城市空間。”
特點四、脆弱的生態環境
“今天，中國的城市生態處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如何在加速城市化的進程中保護好城市生態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課題。”他以河流為例，介紹了城市在農業文明時代與工業化時代與河流的關係。“農業社會，人類從河流得到生活用水、交通之利；名河與名城之間的血肉關係源遠流長，並且城市與河流的關係也有一系列的風水研判。但是，工業化時代的初期，效率優先，人類開始背對著河流在發展。人們用自來水洗菜、用洗衣機‘浣紗’，坐長途大巴遠行，野生魚類的捕撈也被池塘精養所取代。幾十年來，中國濱江城市上海、重慶都是將工業沿江佈局，深圳的每一條河都成了臭水溝，珠江口的沙灘已佈滿垃圾……”
在他看來，廣東、深圳的環境畢竟在治理，也正在産生治理的成效。比起東部的環境污染，西部的生態惡化更加令人擔憂。“這主要是因為江河上游地帶的生態容量比起下游要小得多。雖然今天青藏高原三江源地區的人口密度低於每平方公里2人，只是深圳人口密度的四千分之一，但2003年這一地區的人口比1949年增長了近5倍。同樣的人口增長，在東部影響不大，在西部可能就會引發生態危機。”
“比起河流入海口的城市，處在江河源頭的牧場的生態是多麼脆弱，每平方公里增加一個人，沙化便不可遏止。”他感慨。篇章二 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模式
據了解，中國城市化比率已經從1997年的30%上升至2006年的43.9%。目前中國人口數量在100萬以上的城市已達到102個，人口數量在20萬以上的城市已達到274個。
在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模式上，李津逵堅信，中國將邁向大城市與大城市群時代。
大城市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因
這一論斷來源於他多年對於城市化的潛心研究。他發現，中國經濟的增長是由一些大都市帶動的，而不是全國各地都均勻發展。他認同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2004）的判斷：“中國正在利用城市郊區和農村人口推動城市的發展，使得城市成為世界資本、技術和金融中心。中國的繁榮是建立在大城市區的基礎上的。這些大城市擁有300－500萬的人口，在國際上也有知名度，資本、技術、公司都樂意進入這些地區。因此，中國政府給予這些地方一定的經濟自主權，是中國經濟成功發展最重要的原因。”
另外，他還表示，從宏觀經濟的視角，經濟城市化是中國經濟巨大的推動力：2003年城市經濟對中國GDP的貢獻率已超過70%，城市化水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約為1300萬，將會帶動經濟增長1.5%左右。
在李津逵看來，“尤其重要的是，由於農村生活方式與城市存在較大差別，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正在促進中國的消費結構和産業結構的快速轉變，而結構變化正是經濟增長的基本源泉。毫不誇張地説，城市化將是中國經濟在‘十一五’計劃期間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他直言：“前一輪小城鎮建設中出現的問題，説明瞭産業的集聚才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在遠離大城市的地方建設小城鎮，最大的困難在於産業的發展。即使是一些專業鎮，由於人氣有限，服務業也很難做大。因此，相關數據表明，我國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鎮，比起200萬以上人口大城市，每人平均土地佔用面積高6倍;地均GDP只是大城市的四分之一。”
三大城市群——中國經濟積聚的戰略性載體
據李津逵介紹，目前，中國經濟將越來越向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三大城市群集聚，而且這三大城市群將在不久的將來成長為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經濟空間。這是中國市長協會組織近百名專家共同完成的《（2002－2003）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的重要結論。
報告顯示，中國的城市化發展軌跡與世界相似，只是中國目前的三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的國內生産總值只佔到全國的38%，説明其聚集和創造財富的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還應採取適當的對策加以推動。
李津逵認為，“其實按照CDI漳州城市化戰略中的研究，如果海峽兩岸經濟整合，中國沿海也將出現一個相當於瀨戶內海的城市帶。”
據了解，全世界範圍內，目前美國三大城市群（大紐約區、五大湖區、大洛杉磯區）的GDP佔全美國的份額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東京區、坂神區、名古屋區，若按“三灣一海”四大城市群，則包括了瀨戶內海城市群）是世界第三大城市帶，面積約5萬平方公里，不足日本國土七分之一，卻集中了日本70%以上的國民總産值和一半以上的人口，遠遠高於中國三大城市群的貢獻率。
中國科學院牛文元曾表示，到2020年，中國會在3%的國土面積上，産生出佔國家總財富三分之二的GDP，真正形成世界大國中具有全球意義的三大組團式城市群和中國財富積聚的戰略性載體。
“兩江一海”的命運與夢想
李津逵認為，一個城市、一個大城市群的形成，都是“命中註定”的。這個“命”就是這個城市或者這個地區在全球化的城市競爭格局中所處的位置。今天中國的城市化在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出現了大城市群，是有其必然性的現象。
他向記者介紹，大城市群的概念是法國地理學家戈特曼在1958年提出的。按照戈特曼所界定的標準，這些“大城市帶”以一個或幾個超級城市為核心，人口下限為2500萬，人口密度至少為250人/平方公里，政治影響力舉足輕重。他發現當時的世界具有六大城市群：美國東北部以紐約、費城為中心的城市群，從多倫多到芝加哥的北美五大湖區的城市群，日本以東京、福岡為中心的城市群，法國巴黎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歐洲大陸城市群，英國倫敦到曼徹斯特的城市群，以及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城市群。
世界級的城市群無一例外都處在沿海地帶。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説“地中海是昨天的海，大西洋是今天的海，太平洋是明天的海。”世界級的大城市群就是在這三個海的沿海地帶接力。
今天，全世界全部經濟産出大約為44萬億美元，其中61%來自海岸線100公里範圍內的地區。人口越過800萬的特大城市中，70%位於沿海地區。全球人口的38%居住在狹窄的沿海地帶，而這種地帶僅僅佔地球全部陸地面積的7.6%（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06 年10月北京）。在中國，數以億計的人口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從西向東流動，中國的人口分佈特點從一個亞歐大陸國家向著太平洋國家轉型。
“中國的城市化歸根到底是全球化推動的城市化，城市、沿海城市、沿海大城市群中的首位城市扮演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它們在國際競爭中懷著怎樣的夢想，關係到一個國家能否取得全球化的入場券。” 篇章三 當代中國的城市經營
近幾年，城市經營的理念已在我國普遍流行，成為各地城市化建設的基礎理論。李津逵認為，這是由於承擔提供城市化中大部分公共物品責任的是中國各地的城市政府，使得最近五年來中國各地市長，幾乎無一例外地講著一個概念——城市經營。
為什麼“經營城市”？
李津逵向記者列舉了經營城市的五大原因：
一、中國城市成為全球化中的競爭主體，城市政府成為提升競爭力的組織者。自從90年代中期消費品市場結束了短缺時代，自從外向型的工業融入了全球虛擬製造，中國的城市特別是沿海城市，就更多地參與到全球城市體系的分工、合作與競爭中來。
二、中國城市基礎設施長期欠賬，政府第一要務是組織公共産品的提供。90年代中後期中國近2/3的城市不同程度供水不足；約70%的城市尚未形成城市幹道網；城市排水管網普及率僅60%左右，城市污水集中處理率不足10%。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80年代中期基礎設施投資佔GDP的4.4%，90年代中期達到7.5%。下一個十年中國基礎設施投資佔GDP的比重將達到8%－9%。
三、城市政府財政拮據——中央地方財權事責不對稱。1994年分稅制改革上收了財權但沒有調整事責，地方政府預算壓力日漸沉重。城市化所形成的基礎設施完善與擴充的壓力集中在城市政府，但城市政府不可能依靠稅收履行這項沉重的使命。
四、傳統的管理造成公共産品中的效益損失，公共産品需要引入私人供給。中國的城市公用事業如供水、污水處理一直是政府投資和營運的，政府投資生成了龐大的存量國有資産，而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在公共産品提供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五、城市資源未能資産化而造成的浪費。過去，中國城市中長期實行無償、無限期、無流動的“三無”土地使用制度，這種制度否定了土地的商品性，土地的價格信號失靈，用地者無需核算用地成本，又不能自己把土地處置給其他使用者，土地資源配置上就出現了嚴重的浪費。
城市經營，經營什麼？
“城市經營就是市場化配置公共資源、市場化安排公益物品和收費物品的生産與提供，形成更為高效的公共經濟。”對於城市經營的內容，李津逵給出了李氏定義。按照物品使用的排他性和競爭性，他用一個簡單的矩陣將所有物品在邏輯上劃入四個象限）。
在這四個象限中，地方政府應該採取何種方式參與市場呢？李津逵的回答是：
第一象限：競爭領域“國退民進”。政府資産從與民爭利的競爭領域中退出來。通過員工持股、MBO、國有股權轉讓等方式，政府資産從競爭性行業退出，一改運動員的角色為真正的裁判員。
第二象限：公共事業市場化。2003年1月國家建設部正式行文提倡在城市公用事業中引進市場機制，通過BOT、TOT等等方式吸引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此前這種實踐在全國各地已經展開。例如根據《深圳市投融資體制改革實施意見》，深圳市政府鼓勵通過多種形式和其他經濟成份對能源、交通運輸、供排水等領域投資參股；對港口、機場、電力、交通、公路、污水處理等領域的新建基礎設施項目實行投資開放政策。
第三象限：城市資源價值顯化。政府按照市場的取向對土地資源進行再配置。大連1992到1999年7年間公共收入與支出新增了268個億，新增的資金主要是城市土地價值顯化的結果。當前，一些市、縣、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佔到財政收入的35%左右，有的甚至高達60%。
第四象限：優化支出推進公共財政體制建設。城市清潔衛生、道路綠化等可採用承包方式，如漳州市每平米街道保潔從以前的0.3元降到0.18元。另外，南寧市“威寧公司”經過市國資機關的授權，將全市行政事業單位辦公用房集中起來，再按行政配置標準向這些機關出租。使原來的“非經營性國有資産”，因為有了穩定長期的租金回報而成為優良的“經營性資産”，創造出新的融資平臺。
城市經營的成效、問題與對策
對於近年來中國在城市經營中取得的成效，李津逵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稱道：首先，中國城市競爭力得到改善。世界銀行曾在《改善中國的投資環境》中高度評價中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稱“中國在宏觀經濟與政治穩定性、在全球市場一體化以及基礎設施方面相對出色”。其次，絕大多數城市市政公用設施的服務能力增長了一倍以上，城市基礎設施“欠帳”局面開始緩解。
第三、城市公共空間品質迅速提升。戶外群眾文化活動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居民特別是中老年生活方式。
但他同時也指出了城市經營提法之下暴露的眾多問題。“這其中有些是體制問題，有些則是特定的條件決定的城市經營本身的局限，比如由於城市的價值和財富無法列進資産負債表所帶來的資産經營的局限性；以物為本的局限性造成城市出現許多大而無當的廣場、過於寬闊的街道、午夜裏依然運作的噴泉……；重視效率輕視公平的經營，讓一些城市公用事業民營化；失控的透支行為等等。”
李津逵認為，未來城市在經營上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中國政府提出了“五個統籌”，並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從增長到發展，對於高速城市化的中國，意味著我們不僅將建設物質的城市，還將建設精神的城市，意味著對城市化的評價從單純的GDP增長，走向全方位的人的發展。
其次，改革治理結構。在地方官員的遴選方式、地方政府的任期考核標準、政府與各部門的關係等等治理結構方面要有所改革，“因為這會直接決定城市政府的行為方式”。
第三，從資産經營轉向價值經營。此前的城市經營都還是圍繞著資産，未來應圍繞價值，才不致出現資産增加、價值降低的事情。
他意味深長地説：“城市是手段，不是目的，城市化的目的是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幸福的生活。這樣的認識已開始成為中國各地政府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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