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與不變
歷史上，深圳和香港都曾是珠三角地區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漁村，但經歷一個半世紀的風風雨雨，兩地面貌各自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之下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深圳先是跟內地其他城市一樣閉塞，然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為經濟特區，並迎來騰飛。因為發展得較晚，深圳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仍然不得不仰視它的近鄰。不過，這種姿態正在發生潛移默化的轉變。“10年前，深圳GDP剛剛超過香港的20%，而如今，已經達到香港的80%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深圳與香港的關係就是變與不變的邏輯。
簡而言之，這就是一套辯證的邏輯，其實不變就意味著變，因為外力會變，而變也意味著不變，因為相對自身而言，不斷向上發展，內部的矛盾則會相對平和。在這個邏輯之上，深圳與香港各自走了交叉的路——前者選擇變，後者選擇不變。
深圳的變化很明顯地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是城市功能，深圳從一個區域性的金融中心逐漸成長為全國性金融中心。2014年深圳金融産值佔GDP的比重已經達到14%，雖然規模還比不過北京、上海，但已經能排到第三。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深圳也排到第二十五，儘管仍與排名第三的香港有較大差距，但這種提升有目共睹，並且是不易的。
第二是産業結構，除了佔比超過10%的金融業，製造業為深圳創造了大部分的經濟增加值，並且並沒有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租金成本的上升而衰落，反而發生了較大的結構上提升。這種提升包括創新能力提高。有一組數據很能説明問題：深圳去年R&D，既研發投入佔整個GDP的比重達到4%，已經接近科技強國以色列、南韓水準。而全國平均比重是2%。
同時在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後，原本外向型，以OEM為主的工業製造業逐步走向內銷，一個顯著的特徵是大多數純代工企業開始蜂擁做山寨機。短期而言雖然産生了泡沫，但從長期來看，則為深圳産業鏈的進一步轉型夯實了基礎。
第三是在全國經濟中功能定位，尤其是在最近5年，深圳已然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和創新城市。
反觀香港，則選擇不變，例如城市功能定位不變，仍然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它也一直能保住其在全球金融中心第三的排位，然而隨著整個社會生産成本的上升，香港經濟賴以支撐的産業大部分已經空心化了。先是早年的製造業北移，近年來隨著香港與內地珠三角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推進，高端服務行業也有北上的跡象。這意味著香港在國際榜單中的排名沒變，但實際的競爭力呈下降趨勢。
另外香港擁有眾多國際排名靠前的高校，例如排名在內地一流學府北大、清華之上的港大，但每年花在R&D上的資金佔GDP的比重僅為0.6%－0.7%。郭萬達表示，這説明這麼多高校根本沒有太多研發。
長期研究珠三角經濟的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亞洲四小龍中的新加坡，也是香港長期的競爭者，科研主要靠政府推動，而另一條小龍台灣則靠機構推動，而香港社會上到政府，下到企業均沒有什麼長遠眼光，不願意去推動科研創新。
儘管港府下面設有創新科技署，有一個總額30億港元的科研基金，每年都撥款3億－4億元，在今年的《特區政府施政報告》中，特首梁振英甚至表示要加到50億，但實際上效率低下，政府審批非常謹慎，真正發放的基金並不多。據了解，之前的30億港元本身還有七八億盈餘。
2003年經濟遭到“非典”毀滅性打擊的香港向中央求援，要求放開內地居民自由行。十幾年來，自由行帶動香港旅遊、餐飲、住宿、零售等多個行業的增長，為香港經濟持續復蘇貢獻了不可忽視的力量。不過反過來説，香港對自由行的依賴越來越重，難道是安於現狀，“有錢搵”似乎磨滅了香港轉型的鬥志嗎？原因並非這麼簡單。
在今年香港立法會的幾場辯論中，已經有議員建議香港旅遊發展局（以下簡稱旅發局）加大在海外的宣傳力度，多元化旅遊市場，逐步降低對內地市場的依賴，然而在陳文鴻看來，這麼做是徒勞。
“實際上旅發局在海外的活動力度一直都很大，反倒是在自由行上沒做什麼宣傳。另外香港是成熟的國際化大都市，本身來去無阻，想來的海外遊客恐怕早十年就已經來過了。增量上做不了太多文章。”他説。 郭萬達去年接受官方的邀請，曾去香港演講，中間提醒香港政府做結構性改革，然而對方的反應讓他啞然失笑，“他們提都不敢提”。近年來，香港整個社會泛政治化轉向對港府形成掣肘，想有作為也使不上勁。而深圳乃至內地的整體節奏是不畏懼轉型。
融合與離心
在改革開放初期，港資企業充當了最重要的生力軍。整個珠三角地區，尤其東部深圳、東莞遍佈港商的足跡。2008年在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港商一蹶不振。有人奇怪，為什麼同樣為外向型出口經濟，深圳本地企業就能下狠心轉型，從而捱過冬天，而港商則基本上快撤退完畢了。
在陳文鴻的持續調研中，他發現東莞很多地方的人口減少得非常厲害，原因就是港企收縮很厲害。“早些年，香港企業想怎麼做都可以，沒有壓力，沒有競爭，加上成本低，除了一個勁地擴大生産，沒有人想到要去提升。並且與本地企業不同，港企、臺企，以及其他國家的外企只受成本驅動，從來不會從戰略層面去考慮與地方經濟融合。因此當成本上升沒錢賺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轉移，轉不了的就只能跑了。”陳文鴻説。
當然這些已經從香港轉移多年的製造業是再也回不去了。香港沒有美國那樣的資源稟賦，提出開採頁巖氣，降低工業成本，從而促進製造業回流。現在他們更多的是擔心曾長期引以為傲的包括金融在內的高端服務業成為下一個轉移目標。
早在前海蛇口自貿區落地之前，港人面對已經劃為“特區中的特區”的前海已經是五味雜陳。從條款上來看，它向有專才的港人提供了相當多的優惠條件，歡迎他們前來就業，但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困難重重。
首先的障礙來源於深圳與香港兩地缺乏文化認同。“對整個珠三角地區而言，以省外移民為主，講普通話的深圳就是個飛地。由於語言、文化上的隔閡，香港人即便到深圳工作居住跟當地人也少有交流。”陳文鴻説。
早些年，深圳與香港經濟差距較大的時候，香港的底層人士，例如大巴司機之類的常會到深圳討老婆，這算是比較頻繁的兩地交流了。實際上，直到今天還有不少與香港人通婚的內地居民受單程證配額的限制，居住在深圳，一邊等待身份，一邊生活，按照審批速度，這個時間平均下來一般得4-5年。
其他大量每天從羅湖、福田或者深圳灣等地過關來往的兩地民眾沒有明確的目的性，主要是消費娛樂，之間幾乎沒有交集。長達六年的深戶“一簽多行”政策於今年4月13日戛然中止，除了讓深圳人罵幾句娘，倒也沒有激發更大的情緒。這就好比一樁沒有感情，只有利益訴求的包辦婚姻，剛分開時可能有點不習慣，過一陣雙方也就無所謂了。唯一不同的是，深圳和香港都有發展經濟的需求，大家都知道完全各走各路是行不通的。
“香港可以做深圳企業的窗口，一個是融資窗口，一個是技術創新方面的窗口。”陳文鴻的建議並不新穎，從內地改革開放開始，香港就一直髮揮著窗口的作用，但這一次不同的是，陳認為深圳應該再主動一點，而不是僅僅想著如何把香港中環的高端金融業整個搬到前海。
因為服務業的轉移比製造業的轉移複雜困難得多，不是人工、租金便宜就能驅動，它牽涉到文化、法律制度、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因素。陳文鴻認為：“香港中環最重要的地方不是蘭桂坊，而是蘇豪區，蘇豪就屬於一種生活方式。前海什麼都沒有，對於高端服務人才缺乏吸引力；第二個是前海那邊的交通很不便利。”目前前海只有每天固定班次來往深圳灣的大巴，對於習慣軌道交通的香港人而言不太舒適。他還強調，前海的功能分區過於嚴格，例如金融區就是金融區，不能住人。
“所以廣東自貿區最後不單只有前海，還加了蛇口。”在招商局等一眾企業的推動下，蛇口的後海那邊已經有一定的發展，有企業總部，有金融機構，也有娛樂休閒的地方。上述香港學者表示，前海加蛇口表示中央和廣東省府方面都考慮到了上面這些問題，看到了將來。
在科技方面，陳文鴻認為香港照目前態勢，短期之內發展無望，反而必須要依賴深圳，兩地要當作一個整體來規劃，把香港服務業跟深圳的科技結合起來。
接受採訪的前一天，郭萬達剛剛接待了一個從香港過來的訪問團。像這樣的交流每天都有一些，但無論頻次還是組織性在郭看來都與能實際産生交流效果的程度有差距。相對香港700多萬永久居民，目前的交流遠遠不夠。
港人忌諱“融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害怕被同化，因為相互不了解才會産生這樣的憂慮。上述深圳學者有兩個建議，一是加強兩地年輕人之間有組織的交流，二是探索兩地公務員相互挂職的可能。談及後一條建議，他特意指出，正在研究美國的一些案例，例如1921年紐約州與新澤西州聯合成立的港務局，兩地法律，制度皆有差異，但下轄很大一片區域的港務局平滑運營了近一個世紀，我們也許可以從中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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