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首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簡稱“大梅沙論壇”）開幕，論壇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主題，覆蓋了“法治建設、反腐、特區創新、網際網路創新、金融創新、混合所有制發展、科技創新”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吸引了百位來自全球各地政界、商界、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人士出席本次論壇。
我院參與主辦了其中“特區與新區：新時期改革創新地位與作用”分論壇。論壇由院副理事長李羅力主持。深圳市委副秘書長、政研室（改革辦）主任樂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福卡智庫首席研究員王德培、原天津濱海新區人大常務副主任、天津濱海綜合發展研究院榮譽院長郝壽義、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等分別就“特區與新區：在新時期改革創新中的地位與作用”、“特區與新區：在與港澳合作中的地位及作用”兩個議題進行發言。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方舟、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恩、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助理范軍等嘉賓也就特區與新區的作用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我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對本論壇做了精彩的總結。以下為論壇速記稿，未經本人審定分論壇之四特區與新區：新時期改革創新的地位與作用
時間：2014年11月7日下午14：00
地點：大梅沙喜來登愛琴海1廳
【現場文字實錄如下】
【主持人：李羅力】這一節我來主持，我是李羅力。我們這個分論壇題目是《特區與新區：新時期改革創新的地位與作用》，這個問題應該説是很重要的，大家都很感興趣，我們從特區來講、從新區來講，如何在我們這個新時期大家探討一下我們怎麼樣繼續發揮我們的改革開放實驗地和各方面的作用。
第一位發言的是市委的副秘書長、社科院的院長樂正同志，他發言的題目是《深圳，改革創新的新探索和新進展》，下面請他發言！
【樂正】謝謝主持人，這一次中國創新論壇在深圳的大梅沙舉行我覺得和我們這個城市、和我們城市目前發展的進程非常契合，應該説中國的經濟特區就包括我們的新區都承接著整個國家創新發展的排頭兵的作用，應該説改革和創新是特區的第一使命。上午我聽了一些精彩的發言，下午首先我把深圳的一些有關的情況，在改革創新方面以及最新的探索和一些新的進展情況，向各位與會的嘉賓介紹一下，同時也談談我的想法。
第一，深圳創新發展最新的進展情況。今年整個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特別到了下半年出現了下行的壓力，但是深圳的情況還是比較好，去年深圳GDP的增長是10%，這是沿海去年來講並不算特別高，但是今年最初深圳定的是9%，後來省裏面要求深圳還是保持在10%的增長，前三季度現在GDP增長9.5%，根據我們初步判斷，今年全年保持10%的增長應該希望非常大，因為大家知道深圳經濟發展的特點是越到後面他經濟拉升越快，所以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應該會超過9.5%，會有一個拉伸的過程。
還有一些數據還是不錯的，比如説我們的地方預算內財政收入也增長20.6%，這在當下的這樣一個宏觀背景下還是很不錯的。而且在我們的財政收入裏面稅收佔了將近90%的比重，説明我們的財政收入的含金量還是比較高的。從深圳經濟圍觀來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的增長達到28.2%，在一些中型以上的企業的目前效益來看還是可以的。
産業結構來看第三産業佔了65.5%，先進製造業佔了工業增長值的73.6%將近3/4。從“十二五”開始，深圳提出來了六個戰略型的新興産業，應該説是有適度超前的新興産業。今年前三季度六大戰略性新興産業的增長是14.6%，目前佔了全市GDP的37.7%，應該説這些新興産業的增長遠遠超過了我們第二産業的增長，産業結構的優化步伐在加快。
大家知道深圳是開放型經濟發展發達的一個地方，過去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深圳的加工貿易非常發達，典型的是富士康。但是近兩年來這個格局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也就是説加工貿易佔整個外貿出口所佔比重不斷地下降，一般貿易、服務貿易、技術貿易比例在不斷地上升，今年一般貿易所佔的出口份額已經超過加工貿易，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性的轉變。一到三季度一般貿易、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的增長分別達到了19.5%、38.4%和29.4%，都遠遠超過了加工貿易的比重和業內的增幅。目前深圳擁有國家和省市的創新載體993家，在PCT的國際專利的申請量目前已經佔了全國的一半50%。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目前從“十二五”開始，深圳一直在強調著“品質引領創新驅動”的轉型升級的新的增長模式，或者叫“深圳版的新常態”應該説現在顯現出來了。可以説創新驅動這樣一種對整個經濟拉動作用現在越來越明顯。下一步深圳的創新發展我們最近深圳市委政研室做了一個課題，我們的題目叫做“邁向智慧型發展”，所謂的智慧型發展就是以創新和人才為核心競爭力，把城市的未來發展建立在廣泛的網際網路思維、大數據技術平臺，智慧化的移動中端和創客經濟的繁榮以及智慧性文化普及的基礎之上，今後的發展可能要用這個來引領。所謂的智慧型發展的關健詞是“大創意、大數據、智慧化、新能源、共用經濟和公共治理”，希望未來一個時期深圳包括其他的一些經濟特區和新區，能夠成為中國智慧型發展的一個先鋒地區。
第二，目前深圳全面深化改革一些新的進展。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深圳為了貫徹落實中央的決定提出了以“三化一平臺”為未來深圳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總體目標。也就是説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和前海戰略。目前深圳改革進展有這麼幾個突出的亮點：
商事登記制度改革，這是2010年開始啟動，去年3月1號開始全面實施，目前為止來講按照新的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我們新等級的商事主體60多萬家在全國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政府的職能由過去的事前審批為主轉變為事中事後的監管為主，也由多窗口、全流程的模式轉為網上的便利高效模式。
在司法體制改革方面，深圳法院的法官職業化改革已經基本完成，同時完成了審判長負責制這樣的一個改革試點。
在公務員管理體制方面，我們在2009年大部制的基礎上推行了公務員的聘任制的改革，這些年新招聘了4千多公務員全部是聘任制的，這方面我們向香港的公務員進行學習。我們進行了公務員的分類改革，分為綜合管理類、行政執法類和專業技術類，目前行政執法類的公務員已經佔到公務員的總數超過一半。深圳的公務員養老保險的改革方案已經完成，我們本來今年想擇機推出，但是國務院的人社部説中央近期準備推出讓深圳暫時不要推出所以我們沒有動。這個改革將會是大家非常關心的雙軌合一得以實現。
前海的改革方面我們主要在金融創新、服務貿易、法治建設和廉政建設做了大量的制度的創新設計，但是因為這裡面涉及到很多的中央的試權和現行法規的一些障礙，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是希望中央部委給深圳前海更多的一些改革創新的試驗區。
接下來最近我們深圳開了市委全會，提出了關於四中全會決定的“1+6”文件，就是以一個建設一流法治城市的總體方案再加上六個專項工作方案，包括提升立法品質、建設法治政府、完善司法體制改革、普法、守法、法治隊伍建設和反腐倡廉六個專項的計劃已經開始實施了。
【主持人：李羅力】謝謝樂正院長的發言，下面由王德培先生發言，他講的是《特區之特，新區之新》。
【王德培】我來自上海，剛才聽了深圳一連串的事情很羨慕、很振奮，我也回想起當年上海在特區這個姓頭上有連續12年GDP高於全國的2.6%，自從“特區”這個話題越來越淡了以後，非均衡的國策被均衡的國策替代以後上海現在越來越平了，有時候GDP是全國有的時候是最後面了。
“攤子大了”這句話是事實，更主要的是非均衡時代的變局沒有了。我核心的第一個要點是特區的內涵已經變化了，當年鄧小平開創的上海晚了深圳一個年代，非均衡制度下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的背景已經不復存在了。
但是自貿區他最大的特點是涉及到國際貿易的許多規則，不是一個地方政府馬上能夠做的，北京好多的各個部委特別是銀行，央行不動、海關不動是很傷腦筋的。這個意味著並不是説上海不肯幹，目前的改革格局已經到了習近平講的“好改都改了，不好改的事情現在存在面上了。”
第二，作為深圳也好，作為上海也好，上海中央要求排頭兵深圳走在最前面的，作為一個領袖城市對全國的改革、經濟的輻射，前幾個月我到浙江去為幾十個市長做報告，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口號，十一五的口號是“接軌上海”，“十二五”提出的是“聯繫上海”，“十三五”規劃請我們來做，我估計他們根本不需要上海，上海作為一個經濟輻射和改革提供樣板這樣的領袖城市的地位在迅速地衰減，為什麼會衰減，剛才秘書長也是一針見血“攤子大了”，這些年我們基本上還是在增量上在動腦筋，特區的“特”他基本上也是體制外的一個增量上，整個城市經濟發展也在增量上。上海6300平方公里現在有建築面積的已經達到了對外宣佈是43.8，現在實際上已經接近42了。香港2千多平方公里只有27，全世界達到近50%這個城市是有災難的，整個上海市是基本上攤大餅的。傳統的工業被江浙兩省全部吸走了中心坍塌了，今年上半年整個上海市中心的銷售商業慘得一塌糊塗，50%的倒閉，大型的購物中心撤退。這是政策不好嗎？這裡面我們不去反省這句話，主要是我們人類的生産方式、城市運作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大家所知道的網上的銷售一系列的變化。所以領袖城市的地位在衰減。
我發現托夫勒到底了不起。但是科學知名，二十年之後他的預測失敗了，至少在中國全面失敗了，我們的高鐵、高速公路等等一系列，中國的城市是攤大餅的同時和開發商和我們國家土地制度和政府的推動經濟的方式都有關係，中國的非典托夫勒肯定沒有看到，他沒有想到。但是這樣的一個趨勢不僅僅是中國，在世界範圍也有。這種情況下作為深圳屆時的深圳、屆時的上海市區，他想怎麼辦？他以往在城市裏面交流都是看得見的商品、物質意義上的商品，未來主要交流的是思想、概念、一些前瞻的東西，所以我認為大梅沙今天開論壇，他昭示著三十年以後深圳應該玩什麼。
【主持人：李羅力】謝謝王德培會長，第三位是天津濱海新區的人大常務副主任、天津濱海新區綜合發展研究院的榮譽院長郝壽義院長，這也是我們的老朋友。他的題目是《關於中國新區治理的思考》，對新區做一個研究和思考。
【郝壽義】我來自新區，我想就新區的情況説一下個人的意見。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從區域性的實驗開始，起點是特區，到現在新區越來越多了。現在我們國家已經批了11個新區，今年一念舊批了5個，據説還有2個馬上也要批。
為什麼設立新區，我講了地方政府的動因，還有國家的動因。最關鍵的還是跟我們國家現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有關，在改革的這種初期我們國家整體從去經濟的角度來看，他是要素在點上聚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促使新的市場經濟的要求我們採取了經濟特區的方式。經過若干年的發展，現在要素在點上的聚集現在已經開始擴張了，而且這個擴展又形成了跨區域的要素再聚集。這種要素的再聚集，就是我們國家不斷成立新區的這樣一個內在的要求。
特區和新區一個是起點，一個是現點，他們有相同點，相同點都是我們國家最新的市場經濟的政治的先行先試。但是也有不同點，不同點在於第一個是過去的經濟特區是國家給予一個區域的特殊政策，這種變數是從外部供給的，來促進要素在點上的聚集。現在的新區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是國家政策的外部攻擊為主，而是以內省的這種變數為主，他要促進要素的再聚集。第二，過去包括現在的特區，他很重要的特點是在一個行政區之內來建設的，現在的新區基本上都是跨行政區的，我們把他叫做一個小區域的。這是我們國家現在新區的這樣一個特點。
新區現在在發展當中確實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管理體制的問題，我們國家特殊經濟區域的管理體制，從特區、開發區、保稅區、高新區、自貿區到新區，我把他都概括為“特殊經濟區”，特殊經濟區的管理體制現在基本上三類，一個是管委會體制，一個是全政府的體制，一個是管委會加政府的體制。我們國家級新區管理體制設立最長的應該是上海浦東新區還有天津的濱海新區，剛才王總説到上海城市沒有了，還有，我們新區就是按照你們上海來學的。這個新區早期的階段都是領導小組加協同機構的管理方式，接著在快速發展的階段都組建了由市政府的派出機構的管委會的機制，現在都向傳統的政府體制復位。
這三種模式有利有弊，管委會的模式應該説是我們國家在經濟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當中最有效的一種形式，他的缺乏是缺乏行政資源。政府的這種模式政府的權力資源非常清楚，法治的職責也很分明，但是我們過去政府的弱點他都存在。
還有一種是管委會加政府的模式，這種模式試圖把管委會高效的管理效益和政府的資源結合起來，但是他有巨大的問題，就是管委會和政府之間怎麼協調。
新區在這方面也想做一些探索，想按照我們現在説的就是要全面實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新區也要進行治，治理跟政府管理是兩個概念。政府管理他是按照官僚體制這樣的一個線下來的，治理他是一個各方面的力量，合作共同來進行管理。新區在國家皮膚的濱海新區綜合改革配套方案當中我們當時是這樣想的，濱海新區成立一個功能區管委會，管委會下面有一個政府，政府下面設兩而機構，一類是管委會，還有一類是城區管委會，原來想法是功能區主要抓經濟，社區的子職能由城區管委會來承擔，城區管委會把經濟都讓出去由他承擔社會的責任。他沒有資金怎麼辦？由功能區貢獻的稅收，通過新區政府轉移支付給新區城區管委會，這是原來的設想。
實際上發現有問題，一個是功能區法國搞一些經濟功能社會功能，像教育的、像醫院的等等，這些成為他招商引資重要的條件了，城區管委會還要管經濟，特別是為老比興直接服務的，比如社區的商店你非得放到功能區裏面對不起，所以得分開，這樣從去年底濱海新區又進行了調整，進行了新一輪的改革，把功能區進行合併，由原來的九大功能區變成五大功能區，把城區管委會取消，這就是學上海浦東了。
現在不得不採取這種方式，這種方式應該説現在正在過程當中震動非常大，現在應該説新區的震動非常大，部門增加、領導職數增加好辦，部門減少領導職數減少這是最大的問題。這樣的方式因此我們現在提出來新區是不是可以採取管委會加小政府或者是有能力的有限政府的模式進行治理。
這方面我們做了幾個事，第一是政府簡政放權，我們去年年底今年初把全區的所有行政審批職能歸到一個審批，一個印章管審批，然後成力一個監管局，然後把功能區進一步加強，讓他直接享受市裏的待遇。再一個在社會治理方面學習新加坡的經驗，成立了社區、社會建設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管理理事會，跟政府一起對社會進行管理，進行類政府的方式管理社會。謝謝大家！
【主持人：李羅力】下面請香港理工大學的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先生，大家歡迎！
【陳文鴻】謝謝羅力，羅力知道我的普通話不好，所以這麼多年沒有改變，所以把PPT放出來供大家參考。（PPT）
我不太清楚深圳的具體發展情況，因為很多數據我拿不到，最新的東西我們都不清楚，但是從總體的本質來説説一點關於我們對特區的看法。特區的政策基本上是政策差異或者是成本代價差別來補貼特區企業的發展，所以我們認為尋租的浮動對加工貿易可能比較好，但是對其他的發展影響是很小的，所以只能夠利用政策的差別來賺錢、來推動，除非政府來干預了，否則他持續發展的機會不會太大了。特區在短時間希望很快地發展，很快地積累可以，但是這是跟政策對稱起來的，對整個價格、對整個經濟結構是相對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特區的發展是特區以外的地區，這個作用是很大的，本來是特區發展比較快他稅收方面各方面得惠，但是其他部分的外貿出口的影響，外貿出口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一般外貿出口的，這兩方面是有矛盾的，不能説特區的發展是一定好的，因為我們要計算成本、計算代價，整個範疇來説不單是特區的增加，要全國來説機會成本怎麼樣的。80年代深圳搞特區的時候，那時候上海搞得比深圳好，因為上海有基本的基礎，他發展起來的條件比他好。但是深圳發展可能好看，因為什麼都沒有，從沒有到有的時候發展速度很快。然後這個發展等於把上海壓下去，不給上海發展，把資源給深圳，所以深圳的發展代價比上海大一點。
中國整體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能夠説某一點發展就是很好的，但是某一點發展跟其他地方的關係是存在的，會影響其他地方的發展的。經濟的機會成本是很大的。
特區的挑戰，我擔心深圳發展整體的成本上現在起伏看起來好像是香港一樣是金融跟房地産的發展是為主，在加工貿易不行的時候，其他的産業轉型的壓力很大，是不是我們要搞汽車呢還是傳統的工業化還是要全新的轉型呢？我比較擔心，因為從數據來看，我們高科技的好多東西也未必真的是高科技的，所以整個結構轉型我比較擔心看起來深圳的整個方式是搞金融、搞房地産，這個比例很大，特別是前海的例子。這個發展對深圳的情況可能跟上海的情況是一樣，這個是複雜、作用比較小，整體再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很小，因為金融放都是投資為主的。
深圳不能夠離開珠三角，整個珠三角都市化都會區化的發展，廣州和佛山同城華兩城市合一。軌道交通發展形成1小時的生活圈、2小時的經濟圈，城市的邊界作用消失。電信的發達今年是4G，4G比3G增加了10倍的速度，2020年是5G了他比4G快了1千倍，整個區域虛擬化和同城化更加快，2020年左右軌道交通和電信都有大幅度地變化。
特區政策的差別一定有一個邊界的，這個地方劃地為牢，政策不是全社會有的，只有特區有這樣的情況，這跟市場化是有矛盾的。深圳應該是重建特區還是融合於珠三角的市場化跟都會區化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軌道交通2020年的交通建設，可能慢了2年，因為溫家寶的問題我們可能是停了一兩年，現在2020年建不成，2022年左右。總的來説我們軌道交通會建成，我們在廣州為中心的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四小時的範疇很大，三小時、四小時等於當天的來回，不僅僅是珠三角的城市，而是深圳或者是廣州通過高鐵把其他周邊大城市融合起來、整合起來，所以整個區域不能説深圳是獨立出來的，也不能説廣州跟珠三角分離。沒有分離的時候這個特區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問題。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去特區化，市場一體化考慮，甚至很多市場的發展還是不夠的。我們説的深圳特區很久了，主要是往市場化的方向發展。深圳的産業政策還不知道怎麼樣，其他很多都是人家的不是深圳的，生物科技説得很好聽，有一些對國際的規矩也沒有遵守，所以我擔心深圳的發展沒有新的可行的政策，可能要考慮服務業的重新組合，因為深圳在廣州珠三角的都會圈裏面地價會越來越貴，一般傳統的服務業除非政府給地否則很難發展起來的。還有空間化是多中心都會區的一體化，我的看法是深圳要發展不能夠只看深圳，要看整個珠三角，可能是廣州跟香港更重要，深圳也有輔助的角色。這是我們對香港的看法，可能不對，因為深圳發展的層次很高，我們把握得不夠，所以可能説得不對請大家原諒，謝謝大家！
【主持人：李羅力】謝謝陳文鴻教授，老朋友總是跟我們的想法有不一樣，他的觀點是去特區化，你要以市場為主導進入新的市場佈局和政策佈局，這個觀點很好，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去討論。下面還有四位嘉賓的發言，下面請方舟，他的主要題目是《特區中的新區：如何突圍而出》。
【方舟】先給大家看兩張圖（PPT），這是1980年的深圳特區，這是2007年前後拍的。
應該説從深圳特區的角度特區的成績還是很大的，我這裡講一個很短的小故事，其實不是我講的，是現在香港的特首梁振英經常講的。他1980年的時候上深圳，那時候深圳什麼馬路都沒有，還是一個3萬人左右的漁業為主的鎮，當時要成立特區了，因為他當時做規劃測量的，當時的領導找了他説我們要在深圳規劃一條大馬路準備叫深南大道，梁振英問他説你按多少萬人來規劃？當時領導也沒想到深圳將來會變成怎樣的城市，梁振英説當時是3萬人口，去哪搞30萬人口出來啊？今天的深圳大概有1千多萬人口，這是當初大家都沒有想到的。
就像剛才各位講的那樣，不管是特區也好、新區也好，都面臨著很大的一個新的挑戰，其實剛才幾位教授專家都講到了，我們現在一個發展趨勢整個國家有了一個城市群的模式，而且是多點開花均衡發展的，不是個別地方非均衡發展的，這幾年國家陸續頒布了很多城市群的發展戰略，現在近期頒布的整個若干個國家新區也是依託這些主要的城市群為基礎的。
剛才陳文鴻教授講的我非常贊同他是一個城市群為核心的一個多中心的擴散模式，但這個我覺得跟特區和新區本身也不矛盾的，因為我們今天講特區跟新區他不市一中純粹是劃地為牢説我只在這一個小小的區域裏面幾十平方公里、一百幾百平方公里一個區域裏面做的東西，而是想透過這個平臺製造一點政策上的創新，或者向中央找一點新的政策，輻射到周圍整個周邊區域。所以我覺得這兩方面的策略實際上是可以互補的。
就拿珠三角來説，在珠三角你看現在其實我們過去有珠海深圳兩個特區，現在又有南沙、橫琴國家的新區，前海雖然不用新區的名字，但是實際上也是一個“特區中的新區”的模式。加上周邊一些新的發展區，沿著整個珠三角的珠江口的灣區形成了一個多中心的城市群的格局。尤其是在這個圖上（PPT）可以看得很清楚，沿著新建的廣深的沿江高速公路和未來正在建的穗莞深城際鐵路和港深快速鐵路主要是香港和深圳未來的增長點和發展區域都是沿著這條軸線發展的。
我舉前海的例子來説一説，前海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區域15平方公里，跟其他的新區比起來面積非常小。這幾年聲勢非常大也有一些問題，香港也在觀望前海到底做什麼，是不是大家都感覺在賣地，然後要搞金融，要搞什麼基金什麼金融企業，是不是又走出傳統的模式了呢？我自己想提幾點簡單的建議，這個不但是針對前海的也是針對現在整個國家包括上海自貿區在內的很多新區，或者是新特區、或者是自貿區也好，他們及時在爭取國家一些新的政策中間遇到很大的一些阻力和挑戰。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這種光靠地方政府的區域突破難度非常大的，如果沒有國家的整個綜合的戰略的考慮光靠地方政府來推進這個區域的即使是特區、新區還是自貿區也好，這個地方向各個部委爭取政策難度非常大的。所以需要把整個新區特區的開放放在國家整體開放的大戰略來考慮。
我舉前海的例子，前海怎麼打香港這張牌，香港的角度來説有一個問題，香港老是覺得其實前海自個兒賣地賣得很高興跟香港沒啥關係，是不是打著香港的牌子，所以我提了一個東西，就是怎麼來考慮開放的問題。過去有一個富邊貿易協定的，我們現在WTO多邊貿易協定走入了一個僵局，美國跟十幾個發達經濟體搞了一個服務貿易協定，想通過局部突破的辦法推進區域的貿易自由化。香港先期參與了美國主導的這個協定，如果前海適用整體服務貿易協定（TiSA）使前海跟香港的服務貿易對接，為香港參加服務貿易的協定增加籌碼，也為內地進入服務貿易協定打下基礎。如果前海整體適用香港參與談判的結果，這將形成與上海自貿區有區別的模式，從而參與到下一代國際貿易規則制定過程當中，為國家的改革開放探索一個路徑。
另外是CEPA框架下，這裡面的阻力還是不小的，如果前海能夠作為一個突破口由國家綜合授權之下，除了極少數涉及安全和意識形態之外，實行全面開放和準入級的國民待遇，實際上對整個國家未來的服務開放定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最後講講金融和科技，金融因為現在香港已經有一個1萬多億規模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這個錢怎麼用，人民幣怎麼用，如果前海能夠在這方面做一些試點，對人民幣的回流機制做一些試點，對雙方都是很有益的一個模式。另外一方面，香港現在的産業結構相對比較單一，但深圳有一定的科技産業的基礎，如果能夠把香港的金融方面的一些優勢包括他的生活體制、法律制度方面的優勢跟深圳配合起來，實際上能夠有助於整個地區形成一個産業多元化的模式。
【主持人：李羅力】下面請陳恩，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他的題目是《推動內地與港澳合作轉型升級，打造合作的升級版》。
【陳恩】主持人、各位嘉賓，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謝主辦方能夠邀請我參加這個論壇，我是來自廣州暨南大學的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的，我想談三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內地與光奧合作發展到現在已經35年，所以説內地與港澳合作的轉型升級可以説是勢在必行。我們都知道中國內地港澳地區貫穿改革開放35年的全部歷程，深圳和珠三角他們進入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內地與港澳經濟合作這係一個平臺和基礎，特別是2003年的CEPA實施，開放內地居民赴港澳自由行。內地與港澳合作，內地與廣東珠三角的合作，奠定了建立世界製造業基地，世界級城市的經濟圈。
我們都知道深圳是一個小漁村一躍發展成現代化、國際化的的都市，現在中國的廣東、深圳珠三角的發展，已經站在繼往開來新的歷史起點上，另一方面內地跟港澳的合作進入深水區面臨一系列的深層次的矛盾，特別是CEPA實施以後現在存在大門打開小門不開的處境，美國主導的TPP和TPIP主導國際經貿規則構建開放型高水準的貿易協議和貿易模式，轉型勢在必行。內地跟港澳的合作轉型升級必須大開放、必須深化改革，必須創新。
在改革開放35年以後的今天，特別是CEPA實施10年到今天，我們要深入總結這35年來這10年來內地跟港澳合作的客觀規律，剖析內地與港澳合作面臨的深層次的問題，特別要探討美國主導的TPP和TPIP和國際經貿規則改變和新自由貿易區模式的影響形成的機制，這個基礎上創新內地與港澳的合作機制，推動內地與港澳合作的轉型升級，進一步加快推進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港澳加工貿易群體轉型和産業轉型，進一步擴大對港澳的服務市場開放，創新轉入方式，加快構建與港澳對接和市場機制。這種情況下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港澳社會管理的學習和聯繫。
內地與港澳的轉型合作模式升級必須建立新的自貿區，建立新型的保稅區，要進一步推進內地港澳的轉型升級，要創新CEPA的機制，加快內地特別是深圳和珠三角地區服務貿易市場市場化的環境，進一步實現內地在港澳的産品、貿易、技術、服務和行銷標準的完全對接和一體化，特別是在TTP和TTIP和新國際貿易規則和新自貿區的模式來參照，來借鑒和移植相關的體系。實現深圳經濟特區的創新發展和轉型期，進一步打造內地與港澳合作的升級版，從而構建面向21世紀的開放型高水準的粵港澳市場經濟形勢，構建粵港澳世界級的新形勢和發展格局。
【主持人：李羅力】謝謝陳恩教授，下面請袁易明，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的題目是《新階段經濟特區存在的邏輯和發展空間。》
【袁易明】特區特與不特的時候從1995年的開展了一場激烈的討論，特別是在深圳。
【樂正】從特區開始第一天開始就沒有停過，要不要成立經濟特區，特區特在什麼地方，從1980年開始討論沒停過，80年代初我們陳教授（陳文鴻）是主要討論的成員。
【袁易明】我們看中央電視臺播的電視劇，1984年的時候都是在學術裏面我覺得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95年前後這一場爭論是非常大的。今天我們在談這個問題，其實沒有説特區不重要，現在我們的主題還是討論怎麼發揮作用，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想講三點我的看法：
中國經濟特區的存在邏輯跟國外的經濟特區是非常不同的，我們的邏輯是基於國家的需要，我們需要改革、需要去探索一條路，是怎麼去幹，這個意義很重要。所以我們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特區他必須是在功能上起到領先的意義。世界上有很多的經濟特區，前不久我去了朝鮮，包括東亞，包括我們到越南，他們經濟特區的出發點跟我們不一樣，他們就是吸引外資，他並沒有説我這個國家像朝鮮要改革，要進行制度實驗，他沒有這個要求。
從這個角度來講，經濟特區在今天是不是要淪為一個區域性的城市，如果幹得不好就是一個區域性的城市，如果這樣本質上特區就沒有了。剛才有些觀點有些教授講得非常好，但是我不認為未來的經濟特區要在這方面成為一個區域性的城市，如果是這樣上海浦東新區包括深圳經濟特區就不是我們所説的“特區”意義上的特區了。
第二，未來經濟特區的中國在我們國家他的存在邏輯在哪，我認為存在邏輯還在於我們這個市場很遠，我們離社會管理很遠，這個角度來説經濟特區存在有非常強的邏輯的存在。還有為什麼他存在呢？我們全面的都搞一樣的事業都好辦了，問題是根據我們的特點走的路徑，必須在一個地方先試沒有風險再拿出來幹。從這個意義來説，我認為無論是特區也好、還是新區也好，未來存在的邏輯都是非常合適的。
未來幹什麼呢？就是在改革和創新兩個方面，我講的改革是制度上的改革，我講的創新是發展路徑，是探索一種在新的一個時期，比如説我們從現在的工業化的基礎上，如何探索一個發展現代服務業，發展現代服務業的辦法和路徑他是跟發展工業不一樣的，這種情況下我們探索要探索一種新的發展邏輯、一種新的發展方式，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這個之外體制上的改革還要注意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既然是特區、依然具有全國意義上的新區，需要探索一些一般性的問題，我們的改革選擇重點上我認為需要探索制約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社會體制發展一般性的問題，我個人覺得局部性的地區，肯定有地區跟一般性的區別，有的地區比如説深圳也好、上海也好，還是天津濱海也好他都有自己的問題，我認為我們的改革核心意義在這兒，還是圍繞一些很重要的問題。過去有的改革我覺得區域化了，區域化了就是你這個特區應該考慮這個問題。
第三，經濟特區未來還可以發揮另外一個作用，就是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我們現在更多討論經濟特區未來怎麼發展，我們經濟特區要在過去走的路子國際上非常感興趣，可以在國際上發揮一些作用。我們跟國際上最近幾年打的交道非常多，非洲也好、東亞地區也好，這些國家都特別想學習深圳這樣一些經濟特區你怎麼幹起來的，你怎麼發展氣得，如何去投資到公共設施，如何引進外資，如何來管理這些工人，有什麼樣的優惠政策，這樣的一種東西可以在中國經濟特區我把他叫做“中國經濟特區的建設和發展範式”，這種範式可以在國際社會的市場上發揮重要的示範作用。可以在未來的國家整個大戰略當中可以作為一個可以抓得住的東西，因為大家來深圳一看這個發展模式太了不起了，雖然我們看到有很多制約的因素，但是他們看到的都是成就，為什麼三十年就發展成這樣，這樣的一個問題我覺得我們可以很好地發揮經濟特區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我再小結一下我説的這一段，未來經濟特區他應該是在功能上成為一個全國意義上的特區，這一點必須點住，不能成為一個區域性的城市。第二點，未來的創新要抓住一些全局性戰略上的意義改革內容進行改革，並且同時在發展路徑下進行創新。第三個就是發揮經濟特區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主持人：李羅力】謝謝袁教授，下面請深圳馬宏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助理范軍先生講一下《公眾參與和監督政府方面的作用》。
【范軍】雖然有七位講者在講，真的是天南海北各個地區的差異很大，從上海開始到香港到深圳，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中國的改革那麼多年以來其實有一個核心的問題，我們需要去面對就是改革到底是誰在推動？是我們政府單方面的推動還是社會的一種呼應政府的，他應該是後置的，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改革政策都是市場和社會的力量來推動他，政府來總結和選擇性地出臺政策。我覺得前面的三十年來看都是這個過程，市場和社會在推動，政府不得不改，一點點退一點點讓出一點東西，這是我們從這個角度看到這個問題的。
我本人從研究院開始做公眾參與這個事情，因為公眾參與這個事情也是一個很偶然或者是很巧合的機會找到了這樣的一個點，我們感覺在中國這樣一個現有的制度下面，只有公共參與或者是市民參與這種方式才是中國最有前途和市場的方式，06—2010年階段我們獲得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和樂主任有很多的合作，我們政府讓很多的社會化的人參與到決策當中來，到了2010年以後有一段時間消失了三年，2013年開始好像又有一股新風出來了，這個出來之後我覺得深圳我們有很多的民間的力量和我們中科院的馬洪基金會有一個很好的匯合，我們在去年成立了一個智庫的民間志願者的第三方的平臺，我們利用這個平臺參與到了深圳或者全國各地的一些政府的各種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評估方面，包括王院長講的上海城市規劃的功能參與。上海的2040整套的公共參與的路徑是我一個外來人幫他去設計的，因為他借鑒了深圳城市總歸的一套路徑，基本上按照我的做法在做。
上海的發展路徑來看，深圳我們談到特區，我們覺得他不是一個政策的實驗室，他是一個忠實的基地。我講三個建議：深圳在未來法治化的管理下，我們深圳擁有立法權，這個權怎麼用好，是誰來制定法律，是法制辦的人還是部門立法。最重要的是已經在法治環境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誰來立法，或者是法治的這種再檢討的問題。我們原來很多的法律是不是適應新的方式，我們原來不適應的方式做法治化，這對社會來説應該是一個災難，我們需要在新的法治環境下對我們的立法很多的東西做全面的梳理，要有一種參與立法的過程，部門立法和社會立法的過程。還有我們很多的決策，政府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是不是要利用民間的力量來徵求話語權和開放空間，利益相關者能夠進來。我們深圳市政府在參與式預算這一塊一直走得比較慢的，我好像看不到一點點的可能性。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錢往哪花往哪去，這也是一個功能參與的話題。政府很多的公共政策最後的評議效果是誰説得好誰來檢驗，是我們內部評估還是怎樣的一種內部和外部的相結合的評估。我們最近年底接到很多區政府也好，他説你幫我們把去年一年做的好多事情做一個評估，看我們的民生到底效果怎麼樣。各個地方已經在做了，我們基金會去年對於深圳市的40多個部門的政府所有的民生承諾做評價，我們評出了最好的是金秤砣，最差的是紙秤砣。評出來以後這個反響出來以後特別有效果，很多得到金秤砣的部門大量宣傳，得了紙秤砣的部門辯解説我們做得很好為什麼想一張紙呢？如果我們的改革都停留在紙上的改革，或者通過政策或者是文件來改革，我們的改革是一個死路。
全國各地都在搞新區，政策的藥效已經産生了抗體，原來靠一個政策帶來一個新區的發展，這個政策通過那麼多年政策的差異性越來越小，政策的抗體已經越來越強的時候，我們很多的政策怎麼樣出臺好的政策，一定需要很強的功能效應，這是需要一步一步來走，特別在深圳我們還是蠻有信心的，在公眾參與這一塊能夠為全國所有的特區和新區提供一整套的從決策到預算、到評估整個過程的經驗。
【主持人：李羅力】接下來我們是自由討論時間，大家可以針對剛才講者提問題，也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
【鄧勝智（音）】今天我看到很多的文章，也看到這次十八大里面的三中、四中全會裏面的領導人的説話，我將裏面一些重點研究之後有一點點意見，從我香港人的看法來説。
這個改革是什麼，我看到領導人的意思是一定要推動小康的社會，一定要讓中國人富起來。他們提出的是發展中國特色的改革制度。我在研究是不是中國沒有改革，我看到中國三十年來有改革，改革得很好，但是領導人現在講的是深化改革，不是普通的改革，是要深化。他怎麼樣深化他呢？我們看到他推動現代化很重要，是中國特色不是外國人的現代化，是我們中國人的，我們跑一條中國人的路這個現代化。
在這個過程裏面我看到誰來推動的問題，如果這個小康的社會我們要去做的話，一定要在民間來推動他，這個現代化是我們中國人的現代化，不是外國人的模式，是我們跑出來的模式。這個模式裏面一定要深化，深化的意思就是將我們以前做的要做得深一點，這個深一點的意思就是不是普通的人富起來，不是現在李嘉誠要富起來的意思，是以前窮的人、沒有那麼好的人，我們目標一定要從改革的時候讓他們富起來，我們改革的時候先有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就要讓其他的人都富起來。
【樂正】我想談兩點，第一點想談一點擔心，三中全會之後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已經開了六次會，每次會審議了4—5個方案。應該説步伐非常快，可以説中央決策層對改革的頂層設計的快速推進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力度，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也有一個擔心，他可能對於經濟特區改革先行先試過去這種區域性的“摸著石頭過河”這樣一種思路會不會越來越淡化了，現在你看看中央統籌頂層設計越來越加強，地方基本上是貫徹落實，而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是你地方先行先試，你有好的經驗我把他總結提煉出來在全國推廣，鼓勵地方“先摸著石頭過河”，現在不是，現在是你們按照中央統一的步驟來，地方不要亂動，我沒叫你動就別動，是這種觀念在這裡面。這實際上對於我們經濟特區未來的路向會産生非常深刻的影響。
第二我回應一下剛才陳文鴻教授的交流，第一個判斷，深圳的産業結構未來不會走香港這條路，或者説深圳的産業結構跟香港已經分道揚鑣了，不會去把金融和房地産作為主導産業。但是金融度對我們很重要，金融增加值我們GDP佔到14%，富豪榜香港和深圳排在前面幾位是什麼人，深圳的網際網路産業在全世界處於比較領先的地位了，社交網站騰訊是全球排第二位，深圳的富豪榜排前面沒幾個是地産商，我覺得這三個城市香港和廣州深圳走了三條不同的路，不一樣的。可以肯定地講，未來五十年之內深圳不會複製香港，而且會走另外一條路。比如深圳現在的網際網路産業非常發達，這個方面我認為香港是深圳的學習，深圳可以做香港的老師。但是在傳統的金融、貿易、航運、物流這些方面香港仍然是深圳的老師，香港有那麼好的高校但是他的創業創新不成氣候，而深圳未來都是要靠創新吃飯，所以深圳走在前面的富豪榜跟香港的前十位的公司、深圳前十位的公司完全是兩個路徑。，而且這個差異越來越大，不會是重疊的。所以香港不要擔心深圳會不會去克隆香港的模式，肯定地講是不可能，深圳不會出現李嘉誠，不會出現新鴻基這樣的大富豪。但是深圳的這種IT業的大老闆在香港十年二十年你也找不到。
【主持人：李羅力】文鴻還是老觀點，他三十年前就是這個概念説現在特區是尋租的，所以你只能這麼發展。今天不是我們在這方面對特區本身的討論，我們主要是討論對未來這個時期我們特區新區的作用。我認為文鴻我們既是老朋友也是老爭論對象，我們一直在爭論。
我覺得剛才袁教授講的對於我們中國特區還有郝院長講到的新區，我覺得都是做了一個特別準確的定義。我們看中國的特區和新區都不能作為一般的經濟區域來定義，他都是在中國整個的改革開放發展中間去做這個實驗，制度變革的實驗，路徑探索的實驗，在這方面的意義可能更大於他作為區域本身的意義。當然由於他做實驗，他往往站在一個政策高地上，往往會 匯集到更多的政策資源，同時也會匯集到更多的各方面的資源，深圳經濟特區就是這樣的，他擁有了政策資源，擁有了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資金大的資源，在這裡面聚集起來，使這個地區能夠得到快速地發展。
陳文鴻教授有一點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我曾經在廣東的很多包括廣州的一些大的會議論壇上説過這個觀點，我們現在有一個缺失，我們深港合作，深圳跟這個合作、深圳跟那個合作，廣州也是跟這個合作跟那個合作，你看看沒有過“深穗合作”，我們現在出現這個現象出現在每一個省的經濟發達地區的主要城市，比方瀋陽和大連，比方青島和濟南，比如福州和廈門。珠三角現在兩個特大城市，四個一級城市裏。
【樂正】每個省份的A牌和B牌是沒有合作的。
【主持人：李羅力】我們深圳和廣州不是省級的城市，他是國家的特大兩個城市，但是我們沒有交集。剛剛陳先生提了一個觀點，當你的資訊等你經濟運輸同城化了、經濟同城化了，資訊同城化了，你這個地區之間的合作在哪，怎麼樣能夠形成一個正能量，而不是變成一個互相之間的抵消或者是不合作。
【陳文鴻】我同意羅力的説法，深圳跟廣州應該有很多合作的但是現在沒有，可能深圳是非地，説的普通話跟廣州的白話沒有合作起來，這對深圳跟周邊長遠的發展是小的考慮，這是很浪費大家的資源的，特別是廣州在區位方面交通的網路，在批發市場方面這方面都比深圳還好，深圳這方面場地能夠做起來反而發展慢。
我同意羅教授説的香港都是地産商作為首富前幾名，主要是回歸過渡時期，因為在資本主義的時候不允許地産商發展，中英談判之後的情況應該帶我們中國去搞房地産，所以我們搞了房地産，所以李嘉誠起來了，這裡面有中國元素在裏面。但是深圳有一個重要的情況，你剛剛説的是有錢人是IT，他的公司在深圳，他公司很多的東西都在深圳，華為就像華為在深圳多少，跟他整個體制佔多少比重呢？這個可能是不太好的比較的。
還有重要的一點，深圳很多的公司統計不到的比如第三産業的金融比例很大的，這裡面帶來的問題很是嚴重的。我不敢説深圳發展怎麼樣，但是總地來説有一些傾向是金融和房地産。當年在深圳的IT産業做得很好的，跟香港的合作也是很重要的。説創新方面，香港人很多創新不是在香港創新而是在外國創新，很多的美國的IT産業很多創新的企業都有我們香港人，只不過是因為香港的環境問題，回歸過渡時期我們都是搞金融、搞房地産，所以把這些人趕走了。但是香港的國際網路是很大的，我們也應該是做了很多。主要是深圳跟香港怎麼樣一起考慮創新的問題，千萬不要以為深圳跟廣州鬥跟香港鬥，整個地區裏面我們這幾個城市合起來怎麼樣帶動整個區位的發展，這是最重要的，因為交通真的很方便。
我很擔心的是我們現在擔心5G的時候比4G快1千倍，整個生態和生活形態全面改變了，這可能傳統的行政區位都不存在了。
【王德培】三年前我在中南海預測香港要出事情，有幾大領域，第一大領域香港的特殊地位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在迅速下降。內地的地殼之間的斷裂形成的能源釋放這是必然的，當時是主要的一個理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香港的特殊在下降。同樣我剛才提到的吃偏飯的國家讓你先富先走的，就是我贊同他講的尋租的方式也在下降。
第二，地方政府還有沒有改革的空間？在一定意義上我同意剛才樂正講的，現在上面要求你不要動，你聽我的指揮。但是如果説是真正講改革的話，改革都是進入未知的領域，原來沒去過的地方，所謂要碰到高壓線就是他原有的遊戲規則。現在新經濟上來整個國家面臨的就是老的經濟在去産能，新的經濟他接二連三在上。我舉一個馬雲，馬雲阿里巴巴為什麼在香港和內地上不了市，香港的股市制度和內地的股市制度不足以容納合夥人控制的圍繞著新經濟的公司制度，沒有。怎麼推動新經濟往上走，我認為深圳和上海我們沿海這些特區新區也好，這個空間大了去了，沒有必要推到上層去也沒有怪到底層去，這個意義上難辭其咎的空間也是很大的。
【主持人：李羅力】實際上剛才我們樂院長講到一個擔憂，剛才我們的王德培王院長也解讀了一下。我們現在實際上確實遇到這個問題，我們實際上特區所謂的新區，我們現在討論的怎麼樣發揮作用，但是實際上你看真正的改革的國家意義上的或者各方面改革中間，真正發揮特區、發揮新區的作用並不是那麼明顯，並不是像我們九十年代深圳的特區，後來浦東的開放，這樣帶動全國的改革開放，現在好像由於我們的改革開放進入到一個新的更複雜的階段以後，他為什麼現在強調頂層設計，他不是單兵突進，過去某一個方面你引進外資大開放，深圳可以帶動全國、帶動效應。浦東新區開放也是在那個時代裏面帶動了一批新的因素。
現在由於改革到這個階段複雜化了，我們更多強調頂層設計，而且我們的現在利益集團等等各方面的阻礙因素多。實際上我今天想特別強調，我替我們現在自己做的工作也宣傳一下，我們搞的馬洪基金會我現在是理事長，我覺得我們代表了一個特區新的發展方向，我們動員公眾，我們發動公眾，馬洪基金會定位就定在“政府工作民間評價”，我們這個基金會的方向，我們要作為第三方，作為一個高智囊的機構來作為第三方來評價政府。評價什麼呢？評價政府的公共服務白皮書。比方深圳市政府他對社會做承諾，他以白皮書的方式，我們就來評價你對社會做的承諾你兌現了沒有，你兌現得好不好。既然你向社會承諾了，我們就來評價你。
同時我們主要的方式建立了智庫百人會，我們把深圳民間的、草根的，方方面面的這些有知識、有想法、有熱心的這些人士動員起來，不管你是做醫師的、做法律的、做老師的，他們很多人關心社會有想法，我們就把這些人動員起來，這些人動員起來我們這個智庫百人會很大的意義等於説是搭建了為民間人士，這些閒雜人士給他搭建了一個抒發他的意見、表達他的主張、他訴求的一個平臺。現在的社會變成兩層皮，現在主要的改革一個是官方一個是主流的學者，主流學者和官方實際上是一致的，都是在上層，不接地氣的，等於現在我們跟這個社會政府和主流的研究機構他們所有的研究是為了滿足領導層的要求。我們所有人做決策給領導，讓領導去聽，我們什麼時候決策主要領導人、主流研究機構是解決老百姓的，我是為解決老百姓，不能説沒有，但是我主要的方向是眼睛向上的。
另一方面我們草根層的東西上不去，他們其實是最直接的一個利益的體現者，就現在你的政策也好、你的制度也好，你有什麼問題其實最直接體現在他們那兒，但是他們的聲音上不來變成負能量，因為他上不來所以他就變成牢騷，就變成了一種譴責、就變成了一種罵政府，就變成了一個政府跟民間的對立。我們現在做馬洪基金會就是組織這個平臺讓他們去解決，把他們的意見輸送給政府，把他們的意見變成主流的研究機構輸送給政府變成一種正能量。
我們這種方向現在做兩大工作，一個工作就是我們評價，用金秤砣這種方式，金秤砣就是“天地之間一桿秤，秤砣就是老百姓”，用金秤砣評價政府的工作。今年我們召開連續四屆的沙龍，就是發動草根、發動這些民間智庫、發動我們智庫百人會，來講政府、講改革，直接的你們認為改革怎麼樣。我們就把民間對改革的要求變成了一個訴求，變成了一個將來對政府形成決策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等於這個工作總結起來我們做了一個動員公眾來參與國家的改革，參與政府的轉型，大家都認為這個方向很好，這個我覺得可能恰恰是我們，像深圳這個地方大感覺到也就能夠在深圳這個地方能搞，因為深圳這塊已經形成了一個改革開放的熱土。在內地你要想做這件事情還很難，我覺得我們作為深圳經濟特區，可能我們在這方面今後還有作為，將來跟樂院長、跟政府的主流機構、研究機構，跟深大還有跟政府的各個部門結合起來會做很多的事情，我們現在跟社科聯都在合作得很好。
【郭萬達】時間過得太快了，“時間去哪兒了”？都在我們的精彩演講，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想法都還沒有展開討論，還有好多想PK一下的，連我都還想跟陳教授PK一下，沒時間。
談不上總結，我覺得大家涉及到的題目核心就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特區和新區，整個主題是國家治理，我們沒有用“治理”這個詞，在改革創新中的定位，其實講的就是在新時期國家治理現代化中能發揮什麼作用，其實由於這個問題。現在看來深圳事還是挺多的，樂院長開場就講了改革創新是第一使命，肯定是覺得這個作用很重要的。郝主任講到特區是起點，新趨勢、新起點肯定也是覺得很重要的。方博士特別放到國家的綜合戰略中來，從國家的戰略層面也講到這個問題。易明講到這不是一個區域的城市，一定是一個全國的，特別是特區新區在國際上還要去示範。包括陳教授講的粵港澳的合作，德培會長特別疑問是不是特區不爽了也有很多的問題。更乾脆的文鴻博士明顯講要去特區化，不應該劃地為牢了。
包括大家討論的時候都講到的同樣的問題，就是兩個問題，感覺到我們整個的改革創新是頂層設計為突破，而是行政自下而上為實驗。我可能是走中庸，我的感覺是作用和治理不確定，一個是政策不確定，我們換一個人可能讓你起作用就起作用，不讓你起作用你就沒有作用，政策上你看這麼多年特區經濟都這麼過來的，哪個 新區讓你發揮作用你就發揮作用，不讓你有作用就有作用。以我的看法跟國家的治理是否現代化有關係。國家治理現代化我覺得這個模式還不確定，所以這個作用還不確定。
第二個是産業的形態不確定，現在網際網路的發展，未來的城市形態確定嗎？我覺得不確定，深圳未來的發展我認為好多是不確定的，包括我們中心一會兒福田、一會兒前海，我覺得是産業形態本身變化太大了，我們不知道未知的技術和這個城市的變化是怎麼樣的，我覺得這是不確定的。
第三個是人口太不確定了，我們人口的移動過來是一個形態，不過來是一個形態，不去鄂爾多斯了是一個形態。
第二個問題大家討論到的是特區和區域發展治理的問題，這裡面講到跨境的治理、跨區的治理，都市化就是跨區的問題，還有跨城廣州市的問題就是跨城，不管跨什麼，咱們一體化無論你跨什麼，核心的問題是政府跨不跨，政府跨了就好跨，政府不跨啥也跨不了。
第三是特區和本身怎麼治理，本身碰到什麼問題。樂秘書長一開始講了這是深圳版的新常態，現在講到新常態，這種自己的治理，我們現在所有的特區是不是已經進入新常態了呢？郝主任講到了管理體制的治理，還有經濟功能社會功能，這種體制是不是一種常態呢？范軍講到的公眾參與這是不是一種常態呢？本身特區的治理能否是常態，還不是常態就值得我們深入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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