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各種類型智庫猶如雨後春筍，發展勢頭十分迅猛，但是良莠不齊，也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根據國際經驗，智庫競爭力包括三個核心要素：第一是獨立性；第二是研究能力；第三是影響力，包括社會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參照這三個標準，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智庫還需要加倍努力。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成立於2009年3月，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智庫。近年來，中心圍繞為黨中央、國務院提供決策服務，開展前瞻性政策研究，呈送了許多份內參報告，産生了較大影響。中心與官方智庫的最大不同就是不吃財政飯，沒有財政支援。中心目前的運營方式，首先是用基金的增值收益，支援公益性課題研究，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交流基金現在已有四億多元人民幣的規模，絕大部分是央企贊助的；其次，諮詢業務收入；第三是課題費收入，包括政府購買服務；第四，會員會費收入。我們會給一些地方政府和大型企業提供諮詢服務，其中有些企業是我們的會員，但主要工作是給省一級地方政府、國務院各個部門提供服務。
在對國家重大戰略決策産生影響方面，中心有四件事情是值得稱道的。第一，建議中國發起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件事情已經産生重大國際影響。可以説，亞投行的建立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標誌著中國開始擺脫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被動接受者和追隨者地位，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積極參與者和建設者。第二，與全美商會定期開展“中美工商領袖與前高官對話會”，也稱為“二軌對話”，迄今為止，雙方已經開展了七輪對話，並就促進中美基礎設施投資和建立中美FTA進行了可行性研究，全美商會委託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與國經中心進行研究對接。第三，促成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外匯儲備委託貸款管理辦公室”，將部分外匯儲備貸給商業銀行，由商業銀行根據自身風險管理要求，將外匯資金貸給工商企業，支援它們到海外投資並購。此舉極大推動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第四，將國家開發銀行重新歸位於開發性金融機構。2008年，國務院曾將國家開發銀行定位於商業銀行，後來國務院採納中心的建議，將其回歸為開發性金融機構，近年來國開行已經在棚戶區改造和基礎設施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中國智庫事業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是與發達國家同行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最大差距就是國際化人才儲備嚴重不足，這已成為制約中國智庫發展的一大瓶頸。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台灣地區的蔣碩傑先生遵循蔣經國先生要求，創立中華經濟研究院，這是一家國際化的智庫，其專職研究人員80余人，其中三分之二人員擁有歐美西方國家的博士學位，其餘在本土拿到學位的研究人員也基本在海外有兩三年的工作經歷。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智庫在國際化方面才剛剛起步。
目前，全球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智庫時代”，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在一定意義上體現為智庫之間的較量，國家軟實力的較量。因此，中國和平崛起僅僅靠草根青年歌手唱響“中國好聲音”（China’s Voice）恐怕還不夠，還迫切需要中國智庫學者在國際舞臺上能夠大聲發出中國聲音（China’s Voice），代表13億中國人民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
為此，需要在全社會範圍內創造一個有利於智庫機構發展的文化氛圍。與影響輿論的“大V”們不同，智庫學者是學者隊伍裏的一類較為特殊的群體，在某些方面他們有深入研究，有真知灼見，且極富社會正義感，而不是隨波逐流，或者一味迎合世俗。因此，需要創造一個有利於優秀智庫人才脫穎而出的良好社會環境。因此，迫切需要加強智庫之間的合作和交流，把分散的智庫機構和個人集合起來，互相學習，分享觀點，共同提高。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智庫機構應思考打破傳統“官本位”和“行政化”體制的束縛，大膽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同時也迫切需要一批智庫學者能夠挑戰自我，不負歷史使命，迎接全球化挑戰，勇敢發出“理性之聲”和不同見解，形成包容性智庫文化。政府要從軟體上創造有利於智庫專家、智庫機構成長的社會環境。硬體上也需要給予適當資金引導，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大力支援社會智庫機構加快發展。要推動中國智庫“走出去”，鼓勵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專家脫穎而出。
（本文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第二屆全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高峰論壇上的講話。本刊發表時有刪節）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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