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國際關係與國家統一研究室主任
1
投資沿著“一帶一路”出去了，國內需求會不會受到冷落？
筆者新書《“一帶一路”：中國的文明型崛起》，正在熱銷。
目前大家有幾種擔憂，一是冷落國內需求，像香港一樣出現産業空殼化的現象；另一個是沿線基礎設施都建好了，會擠佔國內的勞動力和投資市場。以越南為例，越南在勞動力市場跟中國競爭，唯一短板就是國內基礎設施差。如果基礎設施變好了，我們的勞動力紅利下降，他們的勞動力紅利上升，海外投資就有可能更多地從中國轉向越南。
但我認為這種擔憂是沒有必要的，中國依然是有強大吸引力的市場。
首先中國的投資能力很強。比如英國，就非常看重中國的投資能力，此次習近平主席訪問英國，150家中國企業陪同到了英國，國際社會青睞我們的投資是普遍現象。其次中國消費能力極強。越南的勞動力紅利和變好的基礎設施可能會有吸引力，但畢竟它的市場太小。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強有力的消費市場，沒有哪個企業會放棄。我們的人口基數和改革開放以來生産力提升，衍生出強大的消費市場。這種投資能力和消費能力，是中國最重要的市場魅力，甚至是全球獨有的。
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海外找項目，能夠提升找尋自身痛點的能力。比如，我們很多建設基礎設施的企業，走出去後發現它做的是低附加值的項目，雖然項目數量很多，但利潤很低。中國基建企業目前利潤率在1%左右，而且還有下降的趨勢。這跟項目性質有很大關係，像是很多重資産項目，勞動密集，財務成本大，負債率高，所以利潤率低。這種企業項目必須要走出去，因為國內好的項目基本上建完了，需求在國際社會，如大量的公路、鐵路、港口等基建需求。
因此並這不是産業空心化的問題，而是企業在跟著需求走。
舉個例子，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原來做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而它走出去之後發現我們是工人在掙血汗錢，只拿到了項目建成中低附加值的部分，而管理、運營等高附加值部分我們並沒抓住。新加坡人從不建港口，但卻是全球港口管理和運營的品牌國家。運營管理資質和能力的缺乏，就是我們的短板所在、痛點所在。意識到這一點之後，中交建今年四月就收購了澳大利亞的一家公司，因為這家公司具有鐵路運營和管理資質。所以説，“一帶一路”給中國企業創造了一種可能，借船出海、借力發力的可能。同時讓中國企業在沿線上分析自身最缺什麼。
“一帶一路”不只是中國要賣東西，其實也是中國要買東西，要在這個過程中找到最需要的，並把它買回來。
再舉個例子，南車北車為什麼分，因為它的技術源頭各有側重。最初，南車的技術源頭主要是日本和加拿大，北車的技術源頭主要是法國和德國。要有技術才能發展，那麼這個技術怎麼獲得呢？當時的策略是以市場換技術，外資重視中國市場，就必須拿技術來合作。後來我們南車北車就分別有了日本、加拿大、德國、法國等國最先進的技術。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企業就是以漸進性創新最終獲得突破性創新，所以現在中國的高鐵總里程是世界上最長的，今天英國、美國和印尼等都有了我們的高鐵項目。
中國一開始是自身有需求，所以去尋求合作對象，當自己獲得技術優勢，別人需求中國時，再把技術出口。這不是去産業化，而是産業升級的必要路徑。
2
外媒傳言“一帶一路”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我們的外宣該怎麼破解這一謠言？
針對“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國有很多高校、媒體紛紛成立“一帶一路”智庫，但在成立之後沒有産品內容的輸出。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是産品不夠，特別是原創性的産品不夠。第二是産品的輸出不足，沒有轉化成國際語言。
有些新聞媒體在做嘗試，甚至對“一帶一路”進行專題研判，這是可喜的現象。但問題在於這些機構成立了研究院之後，大家在起步階段都在做重復性建設，都是研究沿線國家的地理、歷史、宗教等基本情況，或是圍繞區域、國情、國別、投資風險做研究。這個過程中，大家都 做同樣的事就是在重復和浪費資源。如果國內研究機構能夠共用資源，大家就不需要做重復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現在成立了一些“一帶一路”的聯盟。這是一個趨勢，但目前效力還是有限。我們急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帶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庫。我個人感覺這一兩年來，真正研究“一帶一路”的人不超過二十個，這是不行的。
這裡所謂的“真正研究”有兩個限定標準：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國的沿邊省份和“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走。“一帶一路”是需要打通“己學”和“彼學”的。有些專家知道“己”，有些專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了解“己學”和“彼學”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響和完善政策，對“一帶一路”的發展有實質性幫助。
所以我個人認為完善“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從兩點上發力：
第一、避免重復建設，共用資源和知識；
第二、針對研究人員多但真正意義上的“一帶一路”專家太少的現象，應該發揮高校、研究院特別是企業的力量。有導向性地聚焦“一帶一路”建設，通過聚智、聚焦，我們的制度性話語權才有可能産生。
此外，媒體和學者也要互動。國內，有人説“一帶一路”不等同於馬歇爾計劃，但有人又興奮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這就屬於沒有把問題搞清楚。“一帶一路”究竟是什麼，我們中國人得想清楚。我個人認為“一帶一路”不是政治經濟學，甚至不是地緣政治學，而是文化經濟學。一説到地緣政治學就有人會擔心，擔心撬動地緣板塊，會讓人覺得這背後有大國動機、戰略企圖，而這是不利於我們的。
我非常強烈地希望媒體和學者就“一帶一路”的性質達成共識：它是文化經濟學。對內我們可以講文明的崛起，對外我們要定義是文化經濟學。基於這樣的觀點，我們要從兩個角度解釋“一帶一路”，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件，更是一個文化事件。中國人在經濟上要共用、共建、共贏，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鳴，要通過解決全球和平與發展難題中的中國思路和中國智慧。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全球有很多治理失敗地區，而他們的失敗在於有些人群被邊緣化了。“一帶一路”通過互聯互通會打通治理失敗地區的諸多痛點，邊緣化的地區會逐漸融入世界主流。這是全球經濟需要的，也是全球政治需要的。所以從文化經濟學的角度，“一帶一路”使中國不僅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更要成為一個受尊重的國家。
更重要的是，要關注“一帶一路”的細節。舉個例子，“一帶一路”正式提出後，一年半的時間過去，我突然發現“一帶一路”連英文縮寫都沒有。“一帶一路”的全稱這麼長，別人問的時候應該脫口而出一個縮寫。甚至有一段時間，媒體包括記者都在討論是“一帶一路”還是一路一帶？是“一帶一路”戰略還是“一帶一路”倡議？所以在這方面我個人建議要關注細節問題。要像雷區一樣，一個一個地掃。
我建議2016年“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是打造精品案例，要挖掘中國城市和中國企業的優秀案例。不求多，但求精美。與此同時，要關注細節。現在“一帶一路”的縮寫已經有了，“B and R”。但是我提的建議是學者可以談“OBOR”。這就是個細節工作。
如果所有的中國人都説“B and R”的話，別人會認為學者是在為政府發聲，這樣反倒不利於“一帶一路”的推廣。我們説“OBOR”是從一個中立的角度、學術的角度來研究，而“B and R”是中國頂層的一個倡議。這樣的話會讓別人感到中國社會是多元的、是進步的，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講一套話。這又是細節工作。
3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輕重不均衡，輕資産項目為什麼出不去？
重資産項目是目前我們的優勢所在，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需求，所以首先我們要接受它。現在我們提倡的不是要輕資産替代重資産，而是要輕重並行。輕資産項目投資快、週期不長，但收益高。而重資産項目離沿線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有點遠。比如一個城市建了大型水壩、水電站，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是誰建的。輕資産項目的性質就是要走到老百姓的工作和生活當中去。
那麼，哪些項目屬於輕資産項目呢？比如中醫藥、中餐、養生、民俗、移動醫療、文化産業等等，這些都是有需求的。我做過調研，中亞國家為什麼對中國有需求？他們對中國的中醫藥特別感興趣，特別是針灸、按摩。因為這些可以解決他們民眾的生計問題。沿線很多國家比較窮，老百姓首先要找工作。掌握了針灸或者中餐他們就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
教育留學、民俗、古村落保護、文化産業等大有發展的空間。實際上，國外很多知名設計師借用了很多的中國民俗文化符號。但是由於我們沒有相關的管理，沒有相關的標準，在中國要素的出口和國際融合方面沒有規範市場，所以人家就“白白借用”了。
現狀是，中國在文化要素的出口和國際化方面很低端，我們有文化資源，但缺乏成功的商業模式和標準規範。這些都屬於走到別人工作和生活當中的輕資産項目。例如，美國人説美國有“三片”：薯片、晶片、影片。最掙錢的恰恰是這些東西，是必需品。這些方面我們需要提升。
而在輕資産項目上我們也有“痛點”。拿中藥和中餐來説，我們有豐富的資源，但是整合和轉化資源的能力比較弱。也就是説別人不認同你的標準，甚至認為你沒有標準，例如外國人認為中藥的原産地、生産過程都沒有標準。是“痛點”，同時又是機遇，總有企業會順勢而為、大有作為。
4
沿線國家被動地等著中國“發紅包”，我們要反思
這個問題也存在。沿線國家對中國的“一帶一路”也存在誤讀，就以為中國在“發紅包”。總書記講現在“一帶一路”就是微信群，願意加入就加入。但有些國家入群了之後不説話、不合作、不交流，長期潛水，就等著砸紅包。這樣的就叫做“劣質群友”。當然我們也要考慮，我們是不是給別人造成這樣的印象。
針對這樣的現狀，首先我們不要過度抬高某些沿線國家和項目。如果過高地抬高某些國家，説它一定是區域性核心國家、項目一定要落地，這些國家就一定會對中國坐地要價。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成本負擔會加強。我們需要讓沿線國家明確的是，“一帶一路”是一個雙贏的經貿與人文性質的合作項目。你有需求我就來，我不是一定要追著你把項目給你。
其次，我們一定要做精品。雙邊合作意願特別良好的，以及營商環境特別安全的，我們的項目就去了，就要努力做成精品。當項目成為精品，就會具有一定的區域帶動效用、項目標桿效應，很多國家會主動來找你合作。中國是用品質吸引他們，因此“一帶一路”是“五有”建設：有內容、有人才、有人氣、有品牌、有品質。
最後的核心問題還是不要讓“一帶一路”項目過度政治化。總結成一句話就是：企業先行、市場推動、競爭導向。
5
水深、浪急處才有好魚，外部環境風險不宜過分誇大
所謂“一帶一路”的風險問題，現在有很多專家在研究。我個人的觀點是不宜過高地、過度地強調“一帶一路”的風險。原因是這樣，十年前問中國企業為什麼走出去，很多企業説是服務國家戰略。但現在問很多企業為什麼走出去，他會説是生存壓力，服務企業自身戰略。雖然説是從國家戰略轉變到企業戰略，但是這一點並不矛盾，服務企業戰略也就是服務國家戰略。現在中國企業的問題在於不走出去可能風險壓力更大，中國企業不走出去就不具全球競爭力。所以，雖然有一些灰色地帶，但風險大可能收益就大。
有些專家的話講得特別到位，在海上，水流越湍急的地方恰恰是出好魚的地方。海灘上水一點都不急，可也沒好魚。全球市場也是這樣。所以我們走出去之後，一方面是要用産品征服沿線市場，另一方面中國企業的文化也可能為當地帶來了福利和社會穩定。
例如，我們在非洲，冷戰剛剛結束時西方國家基本全部都從非洲撤出，但是中國的企業、維和士兵去了以後，非洲恰恰成為了全球聚光燈下的一個寶地。為什麼？因為中國企業就是聚光燈。我們到哪，燈就打到哪。這就重新使得國際社會要反思他們的對非政策。其實最終受益的是非洲。
從中國和日本在印尼高鐵項目上的博弈你可以看出，我們的優勢在於價格，而日本的優勢在於安全。結果是，中國説我們既要保證價格又要提高安全，日本説我們既要保證品質和安全，同時也要控制價格。這就是一個競爭進步的動力，但最終受益的是印尼。當然從長遠來説也包括中國和日本。
全球的風險是普遍存在的，但不走出去風險會更大。關鍵是兩句話：第一、明不明確走出去的目的。如果真的是為企業好，真的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企業的話，走出去就是必然的。第二、項目要選好，自身要準備好。要提升中國企業的學習能力、適應能力、轉化以及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原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目的一個是市場，一個是資源。但現在很多企業認為它的目的是人才技術，是標準話語權，是國際視野。
6
國家對“一帶一路”構想的扶持，關鍵在於上下互動、互聯互通
國家隊“一帶一路”構想肯定是有支援的。當然這個支援在於社會的充分互動，屬於“五通建設”：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人心相通。現在有的誤解認為“一帶一路”會有很多強勢的政策支援。不過這個項目不同以往，“一帶一路”是自上而下的一個倡議，但提供的是一種上下互動的可能。
這就回到一個問題上：不要過度地把“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掛鉤呢。因為亞投行是一個金融平臺，屬於公共産品的範疇。當沿線國家認為亞投行服務於“一帶一路”政策的時候，他會認為那是中國自身的工具，而降低他們的參與意願。因此，我們強調亞投行是“公共産品”，“一帶一路”是國際倡議，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哪些是“一帶一路”配套的、哪些不是，要區分清楚，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同“一帶一路”掛鉤。
政策支援方面和以往不一樣。“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發改委一家説的事。沿線有這麼多國家，我們只是倡議的提出者和推動者。相關國家如果有合作和共用需求的話，需要進行雙邊和多邊的政策溝通。性質決定了“一帶一路”的獲利要在基層、在路上，在那些不聯不通的地方，而不是在於各國的配套經費。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