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5-10年,“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部分每年就需要8000億美元。
◎ 未來5-10年,希望在“一帶一路”上各選5-10個驛站。“驛站”所在國家的整體發展策略,要與中國發展戰略相符合。
◎ “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會達到幾千個,其中基礎設施的項目,最起碼300-400個,這是什麼概念,沿線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每個都會有1-3個重點的設施項目。
◎ 如果TPP把中國排除在外,不要等10年——5年後,美國就會後悔。
◎ 中國現在應該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FTA擺在最高位,當務之急是“一帶一路”的FTA,首先要和海灣六國也就是海合會完成談判。
◎ 企業走出去要注意5個“選對”:選對國家,選對市場,選對項目,選對合作夥伴,最關鍵的,選對互利共贏原則。
作為首倡者的中國,應該如何下好“一帶一路”這盤棋?
5月27日,亞歐互聯互通産業對話會間隙,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表示,應該把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自貿協定(FTA)擺在最高位,“我並不認為應該儘快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和亞太自貿區(FTAAP)等談成,把‘一帶一路’周邊的FTA做好就很好了。”
魏建國指出,現在全球已經進入了標準和規則競爭的時代,中國必須要加速,應該通過“一帶一路”周邊國家的FTA來制定全球貿易規則,這個規則既適合中國,也適宜其他國家,“今天舉行的亞歐對話會,以及之前習總書記訪問巴基斯坦,和李克強總理訪問歐洲,就是‘一帶一路’戰略加速的明顯標誌。”
“最大特色是讓社會資本參與”
澎湃新聞:
“一帶一路”需要大量的基建投資,目前算上亞投行、絲路基金,哪怕是亞開行,所能提供的貸款也遠遠解決不了資金缺口問題,今天張高麗副總理也提到了要讓社會資本參與互聯互通,你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魏建國: 我們大致計算過,未來5-10年,“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部分每年就需要8000億美元,亞開行和世界銀行目前能夠提供的扶貧基金不到250億美元,我們的絲路基金、亞投行,加上國開行等,也就2200多億美元。
有三個辦法來補充,第一是社會資金,包括中國和所在國的資金;第二是國際金融資金;第三是政府資金。我們的原則是開放和包容,歡迎任何國家和機構參與。基礎設施投資量比較大,週期長,收益率不高,雖然有風險,一旦成功,是長期穩定的資本收入。
澎湃新聞:
如何讓社會資本有效參與其中?
魏建國: 這對中國企業,包括國企、民企和合資企業,都是個巨大機遇,民營企業最適合,他們的商品和市場就在這裡。
“一帶一路”是第三次改革開放,前兩次是設立經濟特區和加入WTO,這一次的層次最高、範圍最廣、水準最高。而社會資金的投資,是與前兩次開放的根本之處,前兩次都是外資的進入,而這一次是資本往外走,不能僅限于主權基金,更重要的是社會資本。
澎湃新聞:
那你認為國家是否該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還是採取其他方式,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相關項目上獲得突破?
魏建國: 在打造“一帶一路”時,中國要有三個著力點,第一個是選擇“驛站”,未來5-10年,希望在“一帶一路”上各選5-10個驛站。第二個是,打造中國在海外的工業園、産業園和經貿合作區,這些園區的標準是解決當地勞動力和增加當地財政收入。第三是,重點項目要採取重點突破的辦法,要儘快制定重點項目和突破日期。
澎湃新聞:
這個驛站選擇是否有標準?是否已經有了相關合適的地區或者國家?
魏建國: 依我個人看,從今天上午的發言中,就可以看出來一些。盧森堡,歐洲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可以作為金融驛站。巴基斯坦,可以是中國離開本土後的起點。新加坡,可以作為分撥中心。
當然“驛站”要選擇對中國友好的、有願望發展貿易的。中國未來二三十年不會在對外戰略上提出更大的戰略,這次中國企業走出去,必須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所以“驛站”必須要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做好鋪墊準備。此外,“驛站”所在國家的整體發展策略,也要與中國發展戰略相符合。
“克拉運河性價比不高,短期內官方絕對不會去做”
澎湃新聞:
現在各地也都在制定“一帶一路”的對接計劃,包括制定重點項目,還要打通多個通道,這幾個通道應該如何來打通?項目該選擇哪些?
魏建國: 各省都在對接“一帶一路”,細化就是項目對接。習近平主席訪問巴基斯坦,李克強訪問歐洲,就突出了項目。
我們把項目的對接,作為實現“一帶一路”的最終目標。哪些項目對接好,確確實實作為重點關鍵項目、標誌性的項目,取得早期收穫後,繼續往前發展。
“一帶一路”的重點項目會達到幾千個,其中基礎設施的項目,最起碼300-400個,這是什麼概念,沿線的65個國家和地區中,每個國家有1-3個重點的設施項目。
通道要打通,做好首尾連接,尾巴就是荷蘭鹿特丹港,要形成一個網狀的連接,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打通中巴經濟走廊、緬中孟印經濟圈等等。
澎湃新聞:
前段時間媒體也在熱炒克拉運河,儘管是個老話題,但外界也有觀點認為,克拉運河開通對亞洲有好處。
魏建國: 我個人認為,克拉運河如果做好,對亞洲區域帶來很大便利。但短期內,如果政府部門出資,耗資大,風險大。開運河要選擇形勢比較穩定的區域,克拉運河牽扯到當地部落,還有利益交割等。
短期內,(中國)官方絕對不會去做,而且現在有了“一帶一路”實施,有很多選項。克拉運河也不是解決目前馬六甲海峽安全的唯一選項,不是非做不可。
所以,克拉運河性價比不高,沒必要做,但如果(其他國家)做到了,也是樂見其成。
“沿線國家的FTA擺在最高”
澎湃新聞:
你之前也提到了産業園區,中國現在也在推進FTA戰略,您是如何看待FTA戰略與“一帶一路”,以及沿線産業園區的關係的?
魏建國: “一帶一路”最終要成為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力點,資本在這裡,項目也在這裡,所以還要儘快建立多邊或者雙邊的FTA。
未來的FTA,大家在面臨共同問題時,制定的標準都要適應各自的需求,應該各方共同來制定,這樣比較公平。“一帶一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讓我們參與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通過“一帶一路”周邊國家的FTA來制定全球貿易規則,這個規則既適合中國,也適宜其他國家。
澎湃新聞:
中國現在積極推進自貿區戰略,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主導的TPP的原因,規則要求更高更嚴。
魏建國: 一個好的FTA,是要求大家整體都得到提升,如果勉強簽了協議,吃虧的反而是自己,因為給自己帶來不了多少好處。
如果TPP把中國排除在外,不要等10年——5年後,美國就後悔。美國必須要借助TPP來遏制中國,但是它會發現,一旦TPP無法給美國帶來利益,而失去了中國這個大市場,就悔之莫及。
中國現在應該把沿線國家的FTA擺在最高位,當務之急是“一帶一路”的FTA,首先要和海灣六國,也就是海合會完成談判。“一帶一路”上,海灣區域必須要有,而且中國參與其中,還能起到協調作用。我們缺少能源,他們缺少紡織品和投資等,雙方比較優勢大,這樣是最好談的。
可以像南韓一樣,盡可能與更多國家簽署自貿協定。
澎湃新聞:
現在國內也在推動地方自貿區,加上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等,各種戰略也很多,如何看待這些戰略之間的銜接和協調?
魏建國: 三大項內容,京津冀、長江經濟帶和地方自貿區,都是和整個“一帶一路”相融合的,倒逼國內機制改革,這是首次提出了內外相接的(想法)。
“風險評估已經落後項目進展”
澎湃新聞:
社會資本海外投資,肯定會面臨風險,企業在“一帶一路”的投資中應該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
魏建國: 向外走的時候,要做好社會資本的宣傳,因為這不像股市,也不像樓市,有一個固定的回報,到外面風險就比較大,這個風險教育要比國內任何一種方式,要引進風險教育。
我認為,中國風險評估機制要加強,光有大公一家不行。有三條路可以走,一條是,通過“一帶一路”,獨立創建自己的海外投資風險評估機制;第二,把三家全球評級機構跟中國評級機構合作,共同打造新的“一帶一路”(包括國家的、項目的)風險評估機制,還有安全的、公司的風險評估。第三,等新的機會或機制,但“一帶一路”不允許我們等,而且現在的風險評估已經明顯落後於“一帶一路”的項目進展。
澎湃新聞:
評估機制如何建立?
魏建國: 除了要有評估機構,評估機制要有人才,我認為中國現有評估機構的人才不足。大學生培養、海歸等都沒有在風險評估機制上下功夫,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如何評估的規則和制度,而現在這個規則和制度都在美國手裏,美國的三大機構。但是我們沒有人才、規則、標準,別人不會相信你。
澎湃新聞:
那企業到底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魏建國: 5個“選對”:選對國家,選對市場,選對項目,選對合作夥伴,最關鍵的,選對互利共贏原則。
這些是前期的基礎,更重要的是中期、後期。能不能收效益,這是評估的關鍵。前期告訴你能不能做,中期是行不行,最後是能不能有效益,可持續發展,
我們缺少一支(評估)隊伍,體系和規矩,現在必須要加強這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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