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教授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對於該倡議究竟屬於一個什麼領域的倡議，在學界一直存有爭論。由於這一倡議是中國領導人最初在訪問哈薩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際場合中提出的，很多人把“一帶一路”看作是一個中國外交政策方面的議題，核心是協調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本質上是一個外交問題。然而，隨著中國領導人頻頻在國內場合提及“一帶一路”，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抓緊制定戰略規劃，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海上通道互聯互通建設，拉近相互利益紐帶。李克強總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和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重點提及“一帶一路”，“一帶一路”開始被作為一個國內發展戰略問題，尤其是中央將“一帶一路”委託給發改委牽頭規劃論證，“一帶一路”越來越被當作中國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戰略。直到2015年3月28日，國務院授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一帶一路”才正式被定性為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戰略倡議，它以互聯互通為抓手，以金融合作為前導，通過激發大市場活力，共用發展新成果。
在“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文件發佈的同時，中央政府也緊鑼密鼓地建立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領導小組及其下設的辦公室，從執行團隊的豪華陣容來看，“一帶一路”也成為涵蓋外交、發展、改革、政策、商務、金融、安全、宣傳等眾多領域的國家大戰略。特別是中央要求方方面面都要立足自身優勢，積極對接“一帶一路”的願景倡議，“一帶一路”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總抓手，是各部委、各領域和各地方共同參與的“大合唱”。然而，在方方面面都參與到“一帶一路”中來之後，如何避免四面出擊和平行用力，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點領域，就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課題。
一、“一帶一路”是發展之路
發展是硬道理。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是一個關於發展的倡議，是新的時代形勢係中國對發展道路的重新選擇。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了一條向世界開放，特別是向原來相對隔離的西方世界開放的道路。從“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摸著石頭過河”,到“改革開放”,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十多億中國人創造了堪稱“奇跡”的經濟增長。在一個規模如此之大的國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經濟增長，其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在世界經濟史上恐怕只有19 世紀後半期的美國和二戰之後的日本可堪媲美。在30多年內，中國的發展引擎主要靠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的拉動，特別是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出口和投資都大規模擴張，拉動中國實現了經濟起飛。
然而，自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受西方市場疲軟和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發展遭遇了出口、投資、消費增長的瓶頸。從出口來説，中國最近十年來出口快速增長主要靠發達國家市場、美歐日市場，但這些市場受金融危機影響已經面臨市場空間瓶頸問題，且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加劇了市場萎縮的態勢。與此同時，中國快速膨脹的龐大産能在出口拉動下仍然在擴張，中國龐大産能與歐美日市場空間萎縮之間形成了結構性瓶頸，要求中國必須尋找新的出口市場。從投資來説，改革開放三十年，東部沿海地區是最主要的引擎和承載地。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規模的擴大，越來越面臨日益嚴重的交通擁堵、生態環境壓力、勞動力價格和社會治理壓力，可供承載的土地也日益緊缺。同時，中國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也面臨著日益放大的風險，迄今為止我們積累的對外金融資産有6萬億美元，但有近4萬億美元是儲備資産，如何盤活儲備資産，在東部沿海地區已經接近傳統製造業飽和的狀態下尋找新的發展空間，也成為制約當下中國發展的一個瓶頸性問題。從消費來説，波士頓諮詢公司的研究發現，長期以來，小城市中産階級及富裕消費者是推動中國消費者信心增長的主導力量，但是由於近年來通貨膨脹、房價上漲以及日益沉重的教育、醫療、養老等負擔等限制了中産階層的消費，在大中城市中的消費者信心繼續下滑，中産階級及富裕消費者在消費支出方面變得更加謹慎並更具選擇性，主要是為了大筆開支（比如汽車、房産和教育）而進行儲蓄，在其他消費上開始變得節儉，制約了國內消費市場的擴大，從而制約了經濟發展速度。受出口、投資和消費瓶頸的影響，中國經濟開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新常態”，要求在發展思路上作出新的調整。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一帶一路”就是中國在經濟新常態時期作出的發展道路調整，“一帶一路”首先是一條新發展之路，是中國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的調整。首先，“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意味著我們在出口導向上從發達國家逐步向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轉變，近年來，中國與東南亞、中亞、南亞、非洲、拉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出口貿易額在迅速上升，增長勢頭已經超過了與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中國龐大的先進産能正是這些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有著極大的經濟互補性。其次，“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也意味著中國投資發展重點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內陸地區和海外發展中國家轉變，在發達國家的投資也正在將龐大的外匯儲備轉化為資本投資，中國正在從一個外資接受國走向是一個外資輸出國。再次，“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也意味著中國刺激消費的主戰場從城市中心轉向城鄉平衡，通過開發廣大鄉村地區的消費需求，調動中小城市消費群體加入消費大軍，為中國經濟發展安裝新的引擎。
很明顯，在西方發達經濟體出現市場萎縮和結構性調整的時刻，中國發展正在積極適應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的趨勢，在發展重點上積極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調整，中國在發展思路上開始重視推進“兩個對接”：一是對接西方發達國家，東部沿海地區對接歐美發達國家；二是對接發展中國家，中西部內陸地區對接“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通過“兩個對接”，中國經濟改變了以往那種片面尾隨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發展套路，越來越扮演著連結發達經濟體和引領發展中經濟體的平臺、窗口和橋梁角色，強調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兩個市場和兩類規則，正在走向一條新發展之路。因此，“一帶一路”首先是一條發展之路，是發展空間、發展重點和發展思路上的調整，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必須始終強調以發展為中，維護和鞏固中國和平發展的勢頭，這是“一帶一路”的重心所在。
二、重在三大發展收益
與以前強調經濟發展規模、發展速度不同，“一帶一路”更強調發展品質和發展效益，是一種強調內涵式發展的新道路。目前，在學術界和輿論界，很多人對“一帶一路”充滿擔心，比如擔心“一帶一路”是不是能收回成本，是不是能收回投資，是不是賠本賺吆喝的買賣。的確，此種擔心是有一定道理的，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確不如投資發達經濟體更有保障，存在著制度不完善、安全高風險和投入大、回收慢等眾多缺點。從一般經濟規律來看，“一帶一路”賠錢是肯定的了，我們必須做好賠錢的準備。
然而，“一帶一路”本身就不是一個可以用賺錢賠錢來考慮問題的倡議，事實上是不可能保證“走出去”戰略的每一個項目都是賺錢的項目。在當年美國推動實施的“馬歇爾計劃”中，究竟在歐洲的投資哪些是賺錢的，也是很難衡量的，很多項目是一種援助，並不是為了賺錢。但是，通過馬歇爾計劃的支援，歐洲的市場卻基本上被美國跨國公司控制住了，從而穩定了美國公司的發展空間，對於這樣一個戰略收益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在中國經濟規模日益壯大的今天，我們在發展重點上已經不能講眼光局限在賺錢上，要放寬視野，錢還是賺的，但那更多是市場的事情，是私營企業的事情，不完全是國家的事情。在國家看來，更應該關注的是政治賬、戰略賬和經濟賬一起算，這些就不是賺錢所能衡量的了。因此，中國領導人之所以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從根本上不是為了賺錢，至少短期內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推動發展道路的改革創新，是著眼于謀求長期的發展品質和發展效益，為了這一目標，即便是賠錢也要做，問題的關鍵是賠得值不值，如果賠得值，賠錢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且市場戰略表明，不做好賠錢的準備，沒有賠錢的承受能力，要想賺大錢也是不可能的。
那麼，中國希望從推進“一帶一路”中獲得什麼樣的發展收益呢？具體來説，中國倡導“一帶一路”主要著眼於以下三個方面的發展收益：
一是重大科學技術突破。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也是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所在，這是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所得出的重要結論。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在世界上能夠拿得出手的核心科學技術，説來説去無非是高鐵和核電兩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際上推銷的中國技術也只有這兩項，其他技術雖然也有突破，除了勞動力價格低廉外，説到底並沒有什麼核心競爭力，而且隨著中國勞動力價格的提升，中國産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也在趨於下降。因此，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能否在今後發展中實現更多像高鐵和核電那樣的關鍵核心技術的重大突破，為我們在世界競爭中贏得核心競爭力的優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更值得關注的是如何通過推動“一帶一路”，實現若干關鍵核心技術的重大突破，比如港珠澳大橋的規劃建設可能會帶動中國在世界橋梁設計和建造技術上的重大突破，“一帶一路”智慧電網的開發、高原戈壁的通信基礎設施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都可能會為重大核心技術突破提供絕佳的試驗場。因此，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是否賺錢不應該是中國國家戰略所關注的重點，真正應該關注的重點是能否組織動員一大批科技研發人員，利用“一帶一路”提供的建設機會，在精密機床、航空發動機、智慧電網、橋梁設計、隧道開發等一系列關鍵技術領域實現重大技術突破，能夠在世界上牢牢確立領先地位。一旦這一目標實現，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就有了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競爭，中國企業都可以參與，這將為中國發展打開新的發展空間，高鐵和核電所取得的成就已經給我們提供了充足的信心。
二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在中國經濟發展中，還有一個長期以來遲遲得不到解決的難題，那就是如何推動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實行追隨發達經濟體的思路，接受國際分工和世界市場對資源配置的規律影響，使得在中國經濟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遇到了發展品質不高、低附加值和高污染的問題。從目前中國各大銀行提供的貸款數據來看，中國貸款結構長期依賴於“鐵公機”、房地産和一些産能過剩行業，在高新技術産業領域、現代服務業領域遲遲難以取得突破。可以肯定地説，如果中國銀行的貸款結構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任務就不會真正完成。
因此，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則首先意味著對區域經濟結構進行調整，通過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逐步掃清在基礎設施上存在的地區障礙，推動經濟資源從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內陸地區轉移擴散，這一方面可以緩解東部地區發展空間不足的壓力，也在客觀上有助於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一些過剩産能也會隨著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而向中西部地區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不僅有利於縮小地區差距，造福當地人民，而且還會這些過剩産能行業和企業帶來轉型發展的機會，從而走出過於依賴低端産業的尷尬處境。同時，“一帶一路”建設還意味著推動中國企業進行大規模技術革新和産業升級，因為中國産能的轉移不是簡單的地理空間的更換，而是包括技術革新和成套設備的革新，隨著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優惠調整，中國企業可以在成本降低的同時，有能力進行技術研發和工藝革新，這對於整體促進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中，如果實現了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即使存在著賠錢的危險也是值得的，其所帶來的未來收益將不僅會彌補今天付出的代價，甚至可能會帶領中國經濟步入一個新的春天。
三是培植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大公司。
除了推動核心技術突破和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任務外，“一帶一路”還承載了一個歷史性的使命，那就是配置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大公司。在過去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多年時間內，中國經濟在迅速發展的同時，涌現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公司，這些公司步入世界五百強行列，在廣泛參與國際競爭中得到了歷練，逐步成長為令世界尊敬的企業。最典型的例子是任正非所領導的華為，在商海博擊中，任正非視野開闊，敢於拼搏，帶領華為從1987年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發展到初具規模、成為中國高科技領域領頭羊之一，華為在國際市場上已經覆蓋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入全球130 個行業標準組織，如3GPP、IETF、ITU、OMA、ETSI、IEEE 和3GPP2 等，並擔任OMA、CCSA、ETSI 和ATIS 等權威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在任180 多個職位，並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美國達拉斯及矽谷、印度班加羅爾、俄羅斯莫斯科等地設立了23個研發機構和34個聯合創新中心，通過跨文化團隊合作，實施全球異步研發戰略，華為正在成為一個令世界矚目的中國民營企業。
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典型代表就是馬雲領導下的阿里巴巴集團。阿里巴巴自1999年創立，堅持走開放圖強、創新發展之路，最初從軟銀（Soft bank）、高盛、美國富達投資等機構融資2500萬美元創辦網際網路公司——阿里巴巴B2B，通過創新先後成立個人電子商務網站淘寶網、線上支付系統支付寶、與雅虎美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投資口碑網、開發商務管理軟體（阿裏軟體）、成立網路廣告平臺阿裏媽媽、成立阿里巴巴研發院、開發阿裏雲計算、投資倉儲網路體系、重組事業部管理模式等。經過10多年的努力，阿里巴巴從一個小公司一躍成為擁有超過2萬員工、市值估值約1680億美元的中國最大電子商務公司，甚至已經超過Facebook1502億美元的市值，並接近谷歌3475億美元的一半。阿里巴巴的成長經歷更是成為世界驚艷。
華為和阿里巴巴的神奇經歷給我們以啟發，那就是只要國家戰略提供大的發展機會，中國企業就會獲得成長壯大的空間。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公司和企業會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它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也是其成長為具有世界競爭力大集團公司的過程。只要在世界五百強排位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排位越來越靠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越有保證，龐大的中國財富在具有世界競爭力的中國企業捍衛下將堅不可摧，牢不可破。
三、如何推進“一帶一路”發展戰略
既然“一帶一路”在中國戰略構想中並不是僅僅考慮賺錢，而是有著深謀遠慮的戰略構想，那麼在具體實踐中應該如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進程呢？對此，習近平主席在很多場合做出了表述，特別是在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習近平指出，要推動“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具體來説，主要包括以下三個重點內容：
一是經貿産業園區。
建立實行特殊政策的特區和經貿産業園區，鼓勵國內外企業進入園區投資創業，帶動對外貿易發展，優化資源配置，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一條重要經驗。在整個經濟發展鏈條上，這些分佈在各個大中城市中的經濟開發區、高新産業開發區、跨境經濟合作試驗區以及自由貿易試驗區等經貿産業園區雖然規模不一，園區制度成熟度各異，都發揮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效果，猶如一個個的經濟發展引擎，以點帶面，帶動了整個城市及其周邊經濟的發展。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儘管強調建立經濟走廊，但經濟走廊依賴於這些經貿産業園區的發展，沒有這些一個個的經貿産業園區之點，就無法連成一條涵蓋生産、物流、運輸、管理、服務於一體的經濟走廊。
東北沿邊城市滿洲裏就走過了這樣一條道路。1992年4月，國務院同意在滿洲裏建立中俄滿洲裏--後貝加爾斯克邊民互市貿易區，這是迄今為止經國務院批准建立的我國唯一一家國家間互市貿易區，以城市主城區為主體，重點發展國際貿易、國際物流、跨境旅遊及配套服務業，打造現代化口岸商貿旅遊區，設立了5個功能不同、各有側重的小區，即自由貿易封閉區、商貿金融區、保稅倉儲區、工業免稅加工區、服務遊樂區，按照“園區集聚、龍頭帶動、産業升級、服務配套”的要求，逐步形成“産業鏈向兩頭延伸、價值鏈向高端攀升、生態鏈向迴圈再生”的産業集群。同時，大力建設全國對俄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該中心將集運輸、裝卸、倉儲、展示、貨代、查驗、報關等功能于一體，以果菜、機電、建材、傢具、機械、汽車等商品進出口貿易為主，在俄羅斯赤塔、烏蘭烏德、伊爾庫茨克等地建設境外配貨中心，實現廠商直接見面和境內外互聯互通，形成中國最大的對俄跨國貿易直銷通道。滿洲裏以經貿産業園區帶動經濟走廊建設的做法值得“一帶一路”借鑒，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先通過産業園區建設布點，然後推動産業園區之間的互聯互通，加強各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為打造經濟走廊和海上通道提供強大的動力支援。
二是城市化。
“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也是從線到片的過程，這一過程最主要的要靠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是工業革命的産物。自十八世紀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人口、資本、資訊等生産要素開始向城市集中，到2000年，全球60億人口中已經有將近一半居住在城市之中，城市的規模也在快速擴展，形成了一些具有強大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力的世界城市。比如倫敦在19世紀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被成為“全球金融首都”，許多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都選擇定址倫敦，一大批知識精英和社會名流都聚集在倫敦，倫敦成為影響世界事務的一個樞紐和中心，其一舉一動都影響到世界發展的進程。進入20世紀以後，隨著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崛起，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等美國大都市也或多或少地扮演了類似于倫敦的角色。
城市是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樞紐和節點，在全球資源重組的歷史進程中，城市的地位和角色日益凸顯。據經合組織報告估算，目前已經有超過半數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29年，城市人口將達到總人口的75%以上，作為全球化網路的節點，城市中聚集著複雜的全球組織指揮系統，日益成為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命脈的主宰。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城市化仍然是拉動其他一切發展的強大引擎。無論是三大經濟圈建設和兩大核心區建設，還是八大內陸型開放高地和十五個港口，其最終的依託都有賴於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抓手。不過，值得提出的是，“一帶一路”所驅動的城市化要吸取第一輪城市化建設的教訓，改變片面強調硬體建設的問題，要實現硬體與軟體的配套發展，因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多屬於文明交匯的密集地帶，有複雜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摩擦問題，要重視文化對話和交流，將城市化引入和平相處、包容開放的良性發展軌道。
三是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在國務院授權三部委發佈的願景行動文件中，描繪了中國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框架思路，即在陸地上，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産業園區為合作平臺，共同打造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在海上，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最終促進經濟要素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準、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可見，無論是以點帶面，還是從線到片，最終的目標指向是建立區域經濟合作架構。
因此，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要充分利用現有雙邊多合作機制，將上海合作組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亞歐會議、亞信會議、中阿合作論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等眾多合作機制結合起來，在不排斥任何一個合作機制的同時，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在釋放各個合作機制活力的基礎上，凝聚人氣、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共同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建設，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總之，“一帶一路”在本質上還是一個發展問題，“一帶一路”是一條新發展之路，在發展空間和發展重點上努力實現新的調整，特別是將發展重點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所關注的重點不是僅僅的賺錢，相反，中國已經做好賠錢的準備，中國更關心的是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實現重大技術突破、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以及配置一大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骨幹企業。為此，中國強調共建經貿園區，大力推動新型城市化，最終構建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探索一條可持續發展的新道路。不難想見，一旦這一倡議取得成功，中國就找到了一條適合自身發展又帶動其他國家共同發展的新道路，這不僅符合中國國家的需要，更會造福“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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