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導刊》2015年第4期發表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李偉一篇題為《新常態推動經濟邁上新臺階》的文章：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新常態，既是由過去時發展而來的現在時，更是蘊含著巨大變革、創新活力，邁向歷史發展新階段的未來時。認識新常態很重要，適應新常態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引領新常態，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
新常態是邁向更高水準的必經階段
新常態是我國經濟運作渡過增速換擋期、轉入中高速增長後的一種階段性特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符合後發追趕型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後發優勢的內涵與強度、技術進步模式發生變化後的必然結果，其實質則是經濟發展邁向更高水準的新階段。
以工業化為標誌，現代意義的經濟增長始於18世紀。在短短300多年的歷史中，人類社會創造的財富超過了過去幾千年的總和。無論是老牌的工業化國家，還是後發追趕的工業化國家，在這一發展進程中都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對此都有很多論述。由後發優勢決定，追趕型國家的發展階段性特徵尤為明顯。所謂後發優勢，通俗的理解就是沿著前人走過的路前行，可以大大降低發展的不確定性，先行國家漸次出現的新技術可以在短期內為後發國家集中利用，先行國家生産和消費行為的漫長演變過程，後發經濟體則可能短期內得以實現。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普通家庭，先購買汽車，次購買電視、冰箱，再購買電腦，然後是智慧手機等，期間經歷了百年曆史。而我們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對這些消費品的需求集中近二十多年發生。
正因後發優勢的存在，在後發國家追趕先行國家的過程中，通常會在前一段時期內出現高速增長，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水準與先行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隨著後發優勢的逐步消減，經歷一段高增長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會明顯回落。對於那些最終成功完成工業化的經濟體，這個回落的時點往往發生在每人平均GDP達到1萬至1.2萬美元（購買力平價）的階段。德國、日本、南韓，以及中國台灣地區等，經濟發展無一例外地經歷了這一過程。我國作為一個快速工業化的國家，雖然我們有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但發展軌跡總體符合經濟發展的這一規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目前中國每人平均GDP已經接近1萬美元，經濟增長換擋、減速特徵十分明顯。中國經濟呈現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正是由工業化特徵下後發經濟發展規律的主導所致。目前，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尚未完成，正在從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經濟新常態是工業化進程向後期階段推進的直接體現，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階段。
新常態核心特徵是增長動力新舊接續
啟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進程最根本的因素是改革開放。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計劃經濟的束縛，使個人、企業的自主性和活力得到巨大的釋放；對外開放給了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機會，使中國能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改革與開放之間相互促進，良性迴圈，使我國經濟呈現前所未有之繁榮。對外方面，充分發揮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充分吸收國際直接投資和接受國際産業轉移，使中國迅速融入全球市場，不僅帶動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轉入製造業部門，而且使先進技術能不斷由貿易部門向非貿易部門擴散，還為國家經濟建設獲取了大量亟須的資金。對內方面，則順應人口集聚和階段性消費需求，拋棄原計劃經濟時期“重重工業、輕輕工業”的發展思路，按照市場需求的逐步升級進行投資和生産。由於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內部市場快速成長，規模經濟效應得以充分發揮。加上中國特有的地方政府間競爭機制，使得各種有效做法和發展模式迅速在全國推廣，進一步加速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廉價而優質的勞動力，直接可以引進吸收的技術，巨大的內部市場，強有力的政府及其資源動員能力等，成為支撐我國過去30多年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機制。
然而，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已經發生了轉折性變化。首先，人口快速老齡化，勞動年齡人口峰值已過，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目前我國人工成本已經明顯高於印度、越南、孟加拉等國，與墨西哥等基本相當，部分勞動密集型産業已經開始向外轉移。其次，過去推動生産率提升主要靠兩個途徑，一是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非農部門，特別是製造業；二是通過引進外部先進技術實現技術快速突破。
目前，這兩個途徑的作用都明顯減弱，農業剩餘勞動力空間已經不大，轉移速度和規模都明顯收縮。同時隨著我國技術的長足進步，部分領域接近國際技術前沿，一些核心技術對方採取嚴格控制難以直接引進，未來生産率提高主要依靠産業內部競爭升級和自我創新。第三，過去經濟發展受資源環境的約束小，隨著我國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原有發展模式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快速凸顯，粗放型、破壞環境資源的發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隨著人民收入和生活水準的提高，對清新空氣、清潔水質和良好工作居住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順應人民需求，提供生態産品，走綠色低碳發展之路勢在必行。新的發展條件下，供給和需求都發生明顯變化，約束條件不同以往，這些都意味著原來的增長動力必須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要真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正從要素驅動的增長向創新驅動增長轉變。新常態下經濟發展能否順利邁向更高階段、更高水準，關鍵在於新舊動力能否順利平穩接續。
新常態下風險、挑戰與機遇並存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已積累了不少風險。當經濟快速增長時期這些風險往往被掩蓋，一旦速度降低後就會逐漸暴露出來。製造業嚴重的産能過剩問題，面臨資産重組和結構調整，不可避免會引發産業更替、企業劣汰、員工轉崗。在地方政府性債務、影子銀行、房地産、企業互聯互保等方面都會潛伏著不少風險，“高杠桿、泡沫化”，最終都會向財政金融領域聚積。同時，當經濟達到中等收入水準之後，不僅經濟問題會更加複雜，政治、社會問題也會更加突出。發展初期當人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之後，就會對公平、正義提出更高的要求，相應的政治訴求也會不斷提升，而且過去長期存在的貧富差距問題、腐敗問題、環境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社會信用缺失問題等，都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動蕩的誘因，而一旦社會穩定不能得到有效維持，追趕進程就會放緩甚至中斷。這些都是新常態下的必須面對、且需要妥善處理的風險和挑戰。
在看到風險與挑戰的同時，我們更應該重視新常態下蘊藏著的新機遇。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經濟結構調整難免陣痛，但調整成功了就會提升資産品質，提升産業結構，並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和更大的價值。一些傳統産業需求雖然飽和了，面臨轉産調整，但一些新興技術、新的業態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現，供給創造需求的空間十分巨大。國際上對我們的出口需求增長雖放緩了，但我們利用裝備能力、産業配套能力和資金輸出等優勢，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迎來了向産業鏈中高端邁進的歷史機遇。保護環境、治理污染確實會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增長的生態産品，走低碳、綠色發展道路，環保技術、新能源等領域則會帶來新的增長動力。當前我國經濟減速是趨勢性、結構性的，但不會是斷崖式的。因為我國區域發展差距巨大，2.6億農民工需要轉變為市民，1億城市棚戶區住戶需要新的家園，還有以億計的貧困人口需要走上脫貧致富道路，這些都蘊含著巨大的市場需求空間。同時，我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繼續釋放，每年有近700萬大學生畢業，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産業配套能力，更加深入、更高層次地融入全球分工，創新能力不斷加強，新優勢正在逐步形成，我國存在爭取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高水準發展的有利條件和現實可能。
新常態要轉變政府職能，促進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新常態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更高階段演化的必經之路，也是政府尊重市場力量，主動調整發展思路的戰略選擇。我國市場經濟建設開始於計劃經濟的體制和物質基礎，政府對促進經濟持續高增長髮揮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競爭性地方政府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經濟活動，通過土地、能源、稅收等優惠政策，吸引鼓勵企業到本地投資，提高了全社會的投資率和經濟增速。政府積極參與推動了我國高增長，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比如，産業未能按區域經濟規律佈局，降低了整體的效率；扭曲的要素價格在促進投資的同時帶來普遍的産能過剩等。進入新常態，産業和技術發展不確性加大，政府對特定領域的扶持將面臨更大風險；建立統一高效的市場需要政府減少直接干預。高增長時期，政府參與經濟增長的角色與當前經濟發展階段已不匹配。
新常態下，更好發揮政府與市場的協同作用，需要減少政府對産業結構升級方向、産業優化升級方式和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的干預。與此同時，要將政府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為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創造有利環境上來。其重點在於通過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和內生動力，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促進優勝劣汰和産業升級，嚴格地執行環境、品質、安全等方面的社會性規制，為轉型升級提供基本社會保障等。
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原則和近期政策重點
進入新常態，市場經濟的廣度、深度持續提升，市場力量進一步加強。適應、引領新常態，需要政府調整宏觀調控的思路和工具，提高政策的有效性。首先需要調整的是增長目標的確定依據。供需條件變化和資源環境約束降低了我國的潛在增長率，確定宏觀調控增長目標，應該更多關注效益性指標，尤其是不能使經濟預期目標變為現實的計劃性、指令性目標。其次，宏觀調控應樹立風險意識和底線意識，進入新常態，市場擴張速度下降，競爭加劇，優勝劣汰增多等，都會加大經濟運作的風險。第三，新常態既需要面對全面化解過剩産能的任務，又需要通過市場機制培育和發展新産業。經濟發展目標間平衡難度加大，需要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更多實施差別化、精準化調控。第四，在做好需求管理的基礎上，宏觀調控應更多關注供給側效率和能力提升。在人力資本提升、智慧財産權保護、科技和創新等方面加大投入和支援力度，切實將增長的驅動力更多轉移到創新上來。最後，新常態下，經濟運作國際化水準大幅提高，宏觀調控需要有全球視野和更強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能力。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從去年全年，特別是下半年以來經濟運作情況看，今年我國經濟增速可能延續下降態勢。這表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速度帶來的負面作用仍在持續，穩增長、控風險、促轉型仍是今年宏觀調控的核心任務。需要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特別是要抓緊推出一批能對需求側産生積極作用的改革措施，在拉動短期需求擴張的同時改善長期的供給效率。與此同時，今年仍然需要密切關注房地産、産能過剩和金融領域的風險狀況，確保不發生區域性和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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