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2015年第6期 總403期 作者：鄭秉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
全球與拉丁美洲智庫的排名
根據美國賓州大學出版的《2014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在2014年全球智庫的排名遴選過程中，全世界各地共有3572名大學的學者和管理者、記者、決策者、智庫學者、官員和捐助者參加了2014年“全球智庫指數”（GGTTI）的遴選過程，其中，有1950位區域專家和功能專家為起草《報告》做出了貢獻。經過複雜的程式和數月的努力，《報告》最終評選出了2014年度全球智庫排行榜。
截至2014年底，全球總計有6618個智庫，其中，拉丁美洲有674個，佔全球總數的10.18%，在七個地區裏居中，排名第四。其他六個地區依據數量，排名情況是：北美[1]名列第一，共有1989個，佔全球的30.05%；第二位是歐洲，共有1822個，佔全球的27.53%；第三位是亞洲，1106個，佔全球的16.71%；中東非洲有521個，佔全球的7.87%，位居拉丁美洲之後，排名第五；撒哈拉以南非洲第六，有467個，佔7.06%；大洋洲位居第七，僅佔全球的1%，數量為39個。
在“智庫數量最多的前十國家”裏，美國智庫的數量遙遙領先，多達1830個，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位居第二，有429個；英國和德國以287個和194個依次位居第三和第四。第五是印度，有192個。第六是法國，有177個。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以137的總數排列第七，排在俄羅斯（122個）、日本（108）個、加拿大（99個）三國之前。換言之，在前十中，阿根廷是唯一的拉美國家，並且是“擠進”前十的四個中等收入國家之一（從每人平均GDP看，其餘三國依次是俄羅斯、中國和印度）。
拉丁美洲智庫的集中度比較明顯，在674個智庫裏，智庫最多的前五個國家包攬了一半以上，達351個，他們依次是阿根廷(137個)、巴西（82個）、玻利維亞（50個）、智利（42個）、哥倫比亞（40個）。此外，智庫超過20個以上的國家還有四個，他們是哥斯大黎加（37個）、秘魯（32個）、多明尼加共和國（29個）、巴拉圭（27個），即排名前九個國家的智庫達476個，佔拉美全部智庫數量的71%。
拉丁美洲智庫的基本特徵
與歐美國家相比，拉丁美洲國家建立智庫初衷和發展路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西班牙語裏的含義也有所不同，由此形成一些獨特的基本特徵。
一、拉丁美洲國家的智庫最初是由知識界的異見分子建立的。據阿根廷著名智庫“平等和增長公共政策中心”（CIPPEC）的考察，拉丁美洲的智庫最早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而歐美一些國家的智庫則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左右。拉丁美洲出現的這些智庫主要是由南錐體國家的獨裁政府驅逐的一些大學的著名學者創建的，其目的是為了建立知識分子的保護傘，因此，這就決定了一個事實，即與政府的配合存在一定的問題。例如，拉美最著名的“巴西計劃分析研究中心”（CEBRAP）就是于20世紀70年代初由卡多佐（Cardoso）建立的。再如，智利的拉美研究公司（CIEPLAN）集中了很多著名知識分子領袖，他們後來在80年代末為智利建立聯合政府和還政於民的歷史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拉丁美洲大規模創建智庫的浪潮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例如，阿根廷的主要智庫有28個，其中有19個創建於那個年代。而這個時候，正是新自由主義浪潮風靡拉丁美洲的時期。
二、拉丁美洲國家智庫的建立與其特定的歷史進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正如研究智庫的一些拉美學者所分析的，拉美地區的智庫與其特殊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例如，哥倫比亞和烏拉圭一些智庫的誕生源自於個人或政黨的需要。還有的智庫與政治體制轉型密切相關，例如，在智利，有的智庫起初為其右翼服務，後來又為中左翼服務。有的智庫在融資方面有其明顯的特色，例如，秘魯的智庫融資渠道既有內部融資渠道，也有外部的。有的國家的智庫明顯體現了政權體制的基本特點，例如，阿根廷的分散化政治體制導致其智庫也具有類似特點。還有的智庫在其政黨和政治體制更疊中帶有不可避免的個性，例如，近年來玻利維亞NGO的智庫開始崛起等等。
三、拉丁美洲智庫概念裏的政治家與決策者是合二為一的。秘魯一位研究智庫的著名學者恩裏克先生（Enrique Mendizabal）在其專著《思考政治：拉美的智庫與政黨》中講述了這樣一個小故事，以試圖解釋拉美智庫落後於歐美的內在因素：在達喀爾舉行的一次“全球發展網路”研討會上，一個阿根廷與會者用英文發言，在“公共政策發展”這個議題的討論階段，當説到“決策者”這個概念時，他使用了politician（政治家）這個詞。坐在旁邊的一個印度學者糾正他説，他指代的實際上是policymaker（決策者），不是politician（政治家）。但這個阿根廷人看著他，感到迷茫，重復地向他解釋説，他講的這個人確實就是一個politician（政治家）。“是policymaker”，這個印度學者再次糾正他。但這位阿根廷學者還是説，“哦，是一回事。”該書作者恩裏克先生接著分析道：“這場交流不僅意味著語言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即在西班牙語裏很難分清職業政治家和決策者；還意味著，在拉丁美洲，技術領域和政治領域並存，但如果將學術與政治這兩個不同圈子的概念加以界定，那就很難了。”接著這位學者對拉美智庫不發達的情況做了進一步分析，並與歐美做了比較。
四、拉丁美洲的智庫與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在拉丁美洲地區中，雖然阿根廷擁有智庫137個，就數量而言位居拉美第一，但在“拉丁美洲智庫20強”中（見表1），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卻是巴西的瓦加斯基金會（FGV）和智利的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CEPAL），阿根廷屈居第三；阿根廷雖有4個智庫排名進入20強，但在比例上只有3%，而烏拉圭17個智庫裏有4個進入20強，高達24%；巴西有82個智庫，4個進入20強，佔5%；智利42個智庫，進入20強的是3個，佔7%。這些數據顯示，從整體上看，拉丁美洲智庫在品質和數量上還很不對稱，其實力總體還有待提高，與發達國家相比，在如下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智庫與政府的互動、智庫對立法的影響力、智庫與政黨的關係、智庫對政策（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外交政策等）的影響力、智庫影響力的測度、媒體對智庫的評價體系的作用、智庫之間的相互競爭與合作、智庫的競爭力、知識與智庫的轉換等等。
創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三點認識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在經濟政策制定、社會政策諮詢和外交政策參與等方面，中國智庫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三十多年來，中國智庫事業發展迅速，業已成為各級黨和政府決策智力支援的重要來源。在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的重要歷史階段，改革發展穩定的難題還有很多需要破解，應對全球性、長期性和艱巨性的各種難題前所未有，建立健全中國特色的決策支撐體系顯得更加迫切。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智庫建設事業，為貫徹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頒發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為進一步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和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列出了時間表，指明瞭前進方向。結合拉丁美洲智庫發展過程的經驗教訓和歐美發達國家智庫建設進程中的有益做法，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創建中，當前需要解決的最為急迫的任務主要有如下三個。
一、智庫是一國之軟實力的組成部分，她的建設與“趕超”要遠比GDP的硬實力更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硬實力有了根本性的改變，經濟總量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也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公路橋梁建設和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都獲得了長足發展，甚至已超過絕大部分發達國家；在城市市政建設方面，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包括一些二線城市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很多方面已超過發達國家，令一些外國遊客刮目相看。但是，在軟實力方面，中國始終存在較大差距，它包括思想庫和智囊團的建設。美國（紐約）有一個華爾街，那是硬實力的表現。中國沒用幾年就很快建立了北京金融街；在這些“硬碰硬”的“趕超”中，中國的表現非常出色。美國（華盛頓特區）還有世界著名的智庫一條街——“K街”，它是美國軟實力的標誌，那裏集中和吸引了全美最著名的思想庫，對美國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影響巨大，人們戲稱，不了解“K街”，就不了解美國政治的本質，為此，“K街”已成為除了行政、立法、司法和媒體之外的“第五權力中心”。從地理位置上看，美國“K街”毗鄰國會山和白宮，相隔只有十幾分鐘的路程，這意味著智庫與決策之間的距離近在咫尺，遙相呼應。相對於與天安門近在咫尺的黃金地段的金融街來説，要實現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趕超”，就遠沒有硬實力那麼容易，因為它的“産出”不是那麼立竿見影，不是那麼“物質化”。打造“中國版的K街”，不是簡單地指繁華的地塊和高樓大廈，也不是指人海戰術，而是指長期的有形投入，是指全民認知、社會共識、國民文化，是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涵。
二、智庫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她的構建與打造是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前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毫無疑問，拉丁美洲國家的治理體系遠不如歐美國家的更為完善，拉丁美洲國家的治理能力遠不如歐美國家的更為現代化。眾所週知的一個事實是，拉美國家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問題普遍存在，由來已久，其具體表現是政治體制的脆弱性、經濟體制的波動性、社會體制的無序性等。儘管可治理性這個概念最初出現在歐美學術界，且文獻越來越多，但是，這個概念的定義和含義始終存在爭議，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可治理性問題越來越成為學術研究中的一個反面案例。在中國的語境下，可治理性就是指政府、制度、政策、組織和決策的能力，世界銀行在十年前曾將其描述為民意的表達、政治的穩定、行政的效率、法規的品質、法制的程度、腐敗的控制等六個方面。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意味著克服可治理性的缺失；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實則指提高可治理性的能力。拉丁美洲絕大部分國家之所以在半個世紀裏滯留在中等收入陷阱，政治、經濟和社會之所以長期陷入鐘擺效應的輪迴之中，絕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之所以成為新自由主義的犧牲品（智利除外），其原因可能很多，但本質上講都是可治理性危機的結果。對拉丁美洲地區可治理性問題和可治理性危機的嚴重性，很多國家的大學教授在其學術研究中給出各自的個性解讀，一些國際機構在其研究報告中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議，拉美各國為提高其可治理性的實現程度已經或正在採取各種措施。但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拉丁美洲各國的各種智庫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裏並沒有拿出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議。例如，在經濟轉型中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智庫及時提出舉世矚目的研究報告；再例如，在新自由主義浪潮襲擊拉丁美洲各國時，只有智利等很少數幾個國家的智庫和大學提出了順勢而為、為己所用的正確政策，大部分國家喪失了歷史機遇。
三、創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屬於典型的制度創新，它的誕生和成長甚至比任何尖端的技術創新都難。創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標誌著“智庫業”進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雖然中國“智庫業”發展起步晚于歐美，又落後於拉美，但我們既可吸取歐美的經驗，又可借鑒拉美的教訓。這就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對策研究和基礎研究，加強智庫專業化建設，充分運用構建智庫市場化運作機制的優點，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網路體系建設。
中國的智庫系統已初具規模，從來源和隸屬的關係上看，主要可分為六類：隸屬教育系統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屬於各級政府事業單位序列的社會科學院；屬於各級政府幹部培訓系統的黨校與行政管理學院；隸屬於各級政府序列的“發展研究中心”；屬於各級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機構；最後是為數不多的民間研究機構。一般而言，從功能和作用上看，國外的智庫可分為政策建議型、政黨代言型、政府代理型、學術研究型、遊説行動型等五類。上述中國六類智庫基本涵蓋了這五個類型。
但是，從總體看，中國的智庫在隸屬管理體制、財務籌資機制、單位用人制度、研究激勵機制、職級科層結構、成果表達與評價機制、會計與稅收制度等，都存在很多問題和障礙，遠不適應黨中央對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要求。因此，從黨中央提出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高度來看，能夠達到這個標準的真正意義上的智庫在中國還不多，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還屬於一個新生事物，處於起步階段，由此形成的軟實力還存在很大差距，難以與發達國家的智庫系統媲美。就當前建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氛圍而言，我們亟需破解如下三個難題：
第一，如何鼓勵打通“政、商、學、研”四個部門之間的封閉狀態，建立真正的“旋轉門”機制。“旋轉門”機制和環境是歐美國家智庫得以提升品質和“接地氣”的主要機制。當前我們應積極採取規範措施，既要防止出現利益輸送，又要積極引導，鼓勵兼職，鼓勵流轉，鼓勵續聘，而不是相反。
第二，如何鼓勵建立研究成果的獨立評價機制，防止猜測“上面”的好噁心理，投其所好。“奏折”在中國是一門“學問”，是智庫的主要功能，是研究人員的重要“産出”，作為中國智庫長期以來的一個傳統，這個特徵既有優點，也存在一定的投其所好的道德風險。因此，應探索建立一個長期的反饋機制和評價機制，鼓勵不同的聲音能夠順暢上達。
第三，如何鼓勵建立智庫財務融資的多元性和社會化機制，政府不應包打天下。要注意建立激勵民間資本進入智庫領域的機制，建立真正的民間智庫，以立法的形式保護民間資本的權益，在稅制改革時要建立一定的優惠政策。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