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強中國智庫建設法律保障的必要性
近年來，中華大地上涌現的各類智庫共同構成了一個數量眾多、組成複雜的系統。不同類型的智庫在影響和輔助決策、提供智力支援、積極對外交流、引導和反映輿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智庫生存與發展的動力在於經濟社會發展複雜性問題對科學化決策建言的持續性需求，發揮好智庫的決策諮詢服務功能，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綜合系統工程，需要智庫本身擁有強大的學術影響力、社會現實問題的判斷力和決策建言的操作執行力。中國智庫要想在當前既充滿機遇，又面臨危機的全球化時代獲得長足的發展空間，離不開闔理的制度建設，離不開完善的法律保障體系，由此，法律保障對於智庫功能的發揮、性質的定位及中國公共決策諮詢系統的完善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難覓關於智庫建設的法律規定，大多還是停留在政策層面的號召。這些政策雖然為智庫的活躍與繁榮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援，但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政策無論是在法律效力上還是在規範性、系統性和可持續性上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與政策相比，法律作為正式的制度安排有著明顯的比較優勢: 可以為政策的實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提高政策執行的法律效力。只有將智庫建設納入法律保障框架之中，使之成為系統的、可持續的制度創新和變遷的組成部分，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和推動智庫的良性運作和發展。
在現代社會，智庫已成為公共決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成為公民參與決策，影響公共政治的重要途徑，智庫對於減少決策失誤、提高決策效率、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縱深推進和國際競爭的日趨劇烈，政策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決策難度亦越來越大，決策失誤代價也越來越沉重，從而對政府決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為智庫參與科學決策提供了前提和條件。因此，在推進決策民主化、科學化已然成為我國行政管理體制重要內容的時代背景下，從法律的角度深入剖析中國智庫的現狀並有針對性地提出完善我國公共決策諮詢機制改革的對策，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實踐價值。
二、智庫建設的法律保障制度構建
在當前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中國智庫發展面對的最大最直接的現實就是中國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中國智庫的法律制度構建必須立足於這一社會現實，服務於這一社會現實，既需要為智庫的良好運轉提供完善的外部法律環境，又需要智庫完善本身的內部自律機制，兩者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才能保證智庫在未來的發展中有所作為，而良好的法制環境是中國智庫實現影響力並保持獨立性的關鍵，中國智庫法律保障制度的構建與完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加強有關智庫的法學研究。法學領域對智庫研究的欠缺，呼喚著法學學者投入熱情來給予智庫學術關懷，法學學者們不僅應該推動智庫的法理研究向縱深化展開，更應注重展開對智庫的實證研究，當下各類智庫的實際運作，特別是民間智庫領域，如零點研究諮詢集團、上海濟邦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以及中國與全球化研究智庫等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個鮮活的個案與實證研究的素材，將這些實際案例納入到學理研究中定能為日後智庫的實踐提供更加有力的指導。
實現法治治理理念的轉變。新時期中國智庫的建設應當在法治理念之下，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手段來實現智庫治理的現代化。在理念上應實現由“政策治理”向“法律治理”的轉變，從偏重管制、控制向更加重視服務、重視協商協調轉變; 在管理手段上，從偏重行政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更多地運用法制手段，突破傳統的單一化管控傾向。
具體而言，法治理念與法治手段的運用應集中體現在完善智庫管理體制方面。智庫的專業性建設與獨立性建設和智庫管理體制的完善是分不開的。囿于前文述及的管理體制對智庫發展形成的阻礙，未來的制度設計中應革新智庫的管理體制，首先立法應當為不同類型的智庫，包括半官方智庫與民間智庫，營造平等的共存環境，讓具有不同背景的各種智庫在平等的環境中共存，才能提供多元的政策思想，才能為決策者提供理性政策的備選方案; 其次，應當把官方智庫從行政機構中剝離出來，賦予其一定自主權，政府作為出資方可設立監督委員會，而智庫本身不再受行政機關的直接日常管理，保障此類智庫的獨立性; 再次，政府要鼓勵形成公平競爭的氛圍與建立智庫研究成果採納機制，鼓勵民間智庫發展，允許民間與官辦智庫形成競爭，進而在競爭中提高中國智庫的整體水準，而且應將智庫諮詢意見得以採納的標準確立為是否能夠提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案，是否能對政府和社會帶來更大的幫助。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