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美國患上了大國衰落“恐懼症”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撰文指出，任何霸權的最高政策議程就是維持霸權地位，這是權力的本質，無可非議。但是，霸權對自己的地位要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調整。例如，大英帝國在衰落時能夠“光榮體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相對衰落了，但還是想充當世界領袖“一百年”（誠如總統奧巴馬所強調的）。這個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美國的實力已經不容許。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蘇聯解體後，美國是主導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唯一霸權。沒過多長時間，各種跡象都指向美國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説，正如美國的崛起，美國的衰落也要歸諸其國際戰略。

美國從1890年代之前的區域性大國，發展到冷戰結束後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國，有其諸多國內國際前提條件，也經歷了幾個主要的階段。這個過程，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國內的發展和制度建設。美國在1890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此前，美國基本上實行孤立政策，不願捲入國際性事務。當然，所謂的“孤立主義”只是相對的。美國的形成從根本上説也是擴張的結果。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實力的增強，美國的擴張主義也在形成。1823年的“門羅主義”，和歐洲列強爭奪地緣政治利益，美洲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不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充其量只是個地區性大國。

第二，美國是被邀請扮演世界領導角色的。這與其他大國截然不同。美國之前的所有大國，大都是自己打拼出來的。美國被邀請是因為歐洲的一戰和二戰，這段時期是美國成為世界大國的關鍵時期。當時，戰爭對歐洲各國造成了巨大的創傷，不僅自身很難恢復，更不用説是領導世界了。歐洲列強就邀請美國扮演世界領導角色。歐洲和美國基本上同屬一種文化，美國人大多是歐洲移民的後代。美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相似，即民主政治。美國是歐洲地緣政治之外的大國，沒有和任何歐洲國家構成地緣政治競爭，容易被歐洲國家所接受。

第三，可持續的內部發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這兩方面都和美國式的市場資本主義有關。資本主義為美國內部發展提供了無窮的動力。不過，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規制資本主義的活動，使得資本主義可以持續發展。政府的作用在危機期間尤其明顯，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代。外部崛起的有效策略是先成為地區性大國，然後成為世界性大國。二戰之後，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導者。但在冷戰期間，美國充其量也只是領導半個世界，對蘇聯集團沒有任何影響。

在冷戰期間，美國的外部有效策略主要表現在其和蘇聯的競爭。而美國的策略和所實行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有關。蘇聯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為了和美國進行軍事競爭，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很快把整個國民經濟軍事化。而美國所實行的市場經濟，在和蘇聯競爭中，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不過是投向私營部門。美國很快在和蘇聯的競爭中贏得了勝利。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領導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緣政治秩序擴展到前蘇聯的領域。蘇聯東歐共産主義一解體，美國各方面都沒有了競爭對手。整個世界似乎都在美國的掌控之下。這是人類地緣政治歷史上的奇跡。

相對的衰落

但是，為什麼在冷戰結束之後短短的20多年時間裏，美國衰落了呢？

在討論美國的衰落之前，首先應當指出幾點。第一，美國的衰落是相對的。較之其他所有國家，美國還是最強大的。第二，美國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在軍事上仍然是世界最強。美國軍事力量的強大在今後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不會有真正的競爭者。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表現為相對的衰落。第三，美國的衰落要經過很長一段歷史時間。在衰落的過程中，如果美國能夠做有效的政策調整，仍然有復興的機會。

從國際戰略層面看，美國相對衰落可以從如下五個因素來理解。

第一，冷戰結束後，美國開始外交上尤其是軍事上的單邊主義。“九一一”恐怖主義事件後，在反恐的方式問題上，因為得不到其主要歐洲盟國例如德國和法國的支援，美國開始走上單邊主義路線。儘管這裡的因素也很複雜，但主要是美國對其力量的錯誤估計和判斷。作為獨一無二的大國，美國相信本身能夠應付恐怖主義。這場單邊主義主導下的反恐戰爭，直接促成了美國開始走向衰落。

直到今天，美國的單邊主義以各種形式仍然繼續。近年的所謂“重返亞洲”就有這種味道。儘管“重返亞洲”強調其和亞洲盟國的關係，但在對自身能力的估計上，美國仍然是“單邊主義”。因為單邊主義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對自身能力的高估，脫離了美國一貫的現實主義路線。如果得不到糾正，仍然會促成美國的繼續衰落。

第二是美國的“世界警察的包袱”。當“世界警察”是有巨大成本的。美國強大的時候，能夠支撐其“世界警察”的角色。並且美國也的確是“稅收國家”，通過各種形式向其他國家“收稅”，來支付美國所提供的“警察”服務。但現在的情況很不相同了。美國國內經濟不如從前，不僅其經濟對外影響力減小，而且很多時候是負面的影響，例如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機。

同時，美國不像從前那樣容易向其他國家“收稅”了。在冷戰期間，因為存在著共同的敵人“蘇聯集團”，很多國家願意向美國“納稅”以求得保護。但今天已經不存在像“蘇聯”那樣的敵人。儘管美國和一些國家也想把中國視為是新的“敵人”，但中國畢竟不是蘇聯。也就是説，美國國內國際的“稅基”都在縮小。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世界警察”的角色難以為繼。一旦做不了“世界警察”，美國所建立起來的世界地緣政治秩序就很難維持。

推翻自己建立的秩序

第三是美國的“民主包袱”。美國堅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軟力量的核心，要維持美國的霸權，就要把民主的核心價值推廣到世界各地。但美國不切實際的做法，使得這種軟力量實際上已經變成沉重負擔，反而在加速美國自己所建立起來的地緣政治秩序的解體，導致其地緣政治利益的收縮。在中東，西方和美國可以説是在推翻自己參與建立起來的政權。

近代以來，中東主權國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確立，同西方有密切的關聯。但現在西方和美國的認知變化了。從前西方信仰主權高於一切，但現在信仰的是人權高於主權。而如何實現和保護西方所認為的人權呢？西方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政權更換（regime change）、多黨政治和選舉，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現存主權國家和政府被推翻後，所出現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權，更多的國家演變成為西方所説的“失敗國家”。在現存國家失敗之後，更導致了極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蘭國組織”（ISIS）。

第四是“聯盟包袱”。聯盟政治一直是西方和美國國際關係的重要一環。冷戰的結束表明一個歷史性的轉型，世界從“一分為二”轉型為“一個世界”，美國成為唯一霸權。“一個世界”局面的形成，本來就不再需要冷戰時代所形成的聯盟了。但美國的戰略失誤，使其失去了調整聯盟政策的寶貴機會。美國不僅沒有調整，反而強化其聯盟政策。但是，沒有免費的午餐，結盟有巨大的成本。對美國來説，結盟似乎強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顯存在著敵人時的確如此。但如果不存在明顯敵人，同盟便會産生兩種成本。

第一，有可能把被視為是“競爭對手”的國家，轉型為真正的敵人。例如美國把中國視為是潛在的敵人。如果中國也把美國作為直接的敵人，中國很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真正敵人。第二，美國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結盟的要求，來增進它們各自的利益；並在一定情況下，甚至被同盟所綁架。美國和同盟儘管有共同利益，但兩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來。在很多時候，同盟國為了增進自身的利益，把美國捲入在內，給美國造成巨大困境。

現在的日本和菲律賓就是處於這樣一種局面。它們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國的同盟關係，分別在東海和南中國海不斷挑戰中國。美國如果不能滿足它們的要求，在它們和中國發生衝突時不提供幫助，就會失去“盟主”的信用，導致同盟解體。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現在陷入了“我的盟友的敵人就是我的敵人”的聯盟邏輯的原因。如果美國滿足聯盟的要求，就要犧牲和中國的關係，儘管中國本身並不是美國的敵人。

第五，美國的大國衰落“恐懼症”。任何霸權的最高政策議程就是維持霸權地位，這是權力的本質，無可非議。但是，霸權對自己的地位要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調整。例如，大英帝國在衰落時能夠“光榮體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相對衰落了，但還是想充當世界領袖“一百年”（誠如總統奧巴馬所強調的）。這個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是美國的實力已經不容許。

在中美關係上，中國力圖和美國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就是承認美國是老大且不會挑戰老大的地位，但是美國必須能夠照顧中國有限的“核心利益”。中國和往日的大國不同，無論是大英帝國，還是後來的德國和日本或者蘇聯，都有稱霸的國家計劃，但中國沒有任何挑戰美國的國家戰略。中美兩國之間現在面臨的問題，並不在崛起的中國來挑戰美國，而在於衰落中的美國恐懼于中國。這種恐懼感使得美國很難“借力”中國來維持其霸權地位。一旦美國失去中國，可能回到美蘇冷戰時代。如果那樣，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損害，屆時至多領導半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