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智庫：智庫獨特的精神氣質

影響國家公共政策決策是智庫重要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而智庫之所以能夠影響國家決策，從根本上來説，是因為其具有獨立且專業的精神氣質，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共角色，具備獨特的運作模式，從而能對國家決策産生影響，也對社會不同階層産生影響。

獨特的精神氣質

布魯金斯學會有一個著名的闡釋：“高品質、獨立性和影響力（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這也被看作是智庫共有的獨特精神氣質，是智庫能夠影響國家決策的根基所在。

（一）本質：“思想工廠”

智庫，顧名思義就是知識、智慧和思想産生、存貯、碰撞的地方，在這裡，思想與觀點是第一要素。産生通權達變、順應發展潮流的新思想、新觀點，是智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在，更是成為一流智庫的必然要求。如果一個智庫不能産生獨立的思想、觀點，不能使自身的思想、觀點直接影響和推動公共政策，同時在社會上産生廣泛而深入的影響，那麼，即使其規模巨大，經費充足，名流聚集，也無法被視為世界一流智庫。

國際上學者對智庫的定義雖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定的共識。智庫研究專家Ｄｏｎａｌｄ Ａｂｅｌｓｏｎ 認為智庫就是“專門創造、重組和推廣思想給公共第二章　智庫何以影響國家決策　１９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大眾”。美國智庫學者詹姆斯·Ｇ．麥甘定義智庫為 “開展針對公共政策相關的研究與分析，為國內和國際問題提供建議，讓政策決策者和公眾獲得有關公共政策決策的充分思想和資訊”。蘭德公司的創始人弗蘭克·科爾博莫認為，智庫就是一個“思想工廠”，一個沒有學生的大學，一個有著明確目標和堅定追求，同時卻無拘無束、異想天開的“頭腦風暴”中心，一個敢於超越一切現有智慧、敢於挑戰和蔑視現有權威的“戰略思想中心”。

智庫研究學者Ｄｉａｎｅ Ｓｔｏｎｅ 這樣定義智庫：“智庫收集、消化和創造出一系列思想産品，主要是為政治和政府機構決策服務，有時也為媒體、利益團體、企業、國際機構和公共社會大眾服務的組織。”

我們認為，智庫實際上就是專門影響政府公共政策決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廠和研究型機構，必須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産品和政策建議，能夠影響媒體和公眾對公共政策制定的關注和參與，能更好地服務於關係到社會公眾的公共政策發展、決策、制定與實施。

（二）目標：影響公共政策

智庫本質上是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具有社會公共屬性。智庫不是政府機構或其職能機構，並不直接制定相關政策，而是影響它們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創新。智庫的影響力不在於出版著作的多少或舉辦會議的多少，這些不過是載體，真正的影響力在於通過這些載體對媒體、公眾和政府決策者産生相應影響，最終直接對推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製造影響力。

智庫存在的根本目的即“影響政策”，其一切政治、經濟與學術行為都是圍繞這一目的進行的。智庫總是尋求機會、建立渠道，向決策層、社會公眾盡可能地輸出並宣傳他們的立場、觀點，目標就是要影響政策的制定、執行。例如，美國企業研究所成立時，其創始人劉易斯·Ｈ．布朗公開宣稱其宗旨：“在凱恩斯學説興起之際倡導自由市場經濟。”②卡托研究所更是以古羅馬時代反對愷撒、主張共和制的卡托和美國革命時代倡導自由主義精神的《卡托信札》為其命名的靈感。在知識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時代，智庫的功能和作用日漸凸顯，産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智庫的獨立性、專業性使其思想、觀點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科學性。正是憑著這一特質，智庫才在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文化等問題的處理上對各國的決策者産生著巨大的影響。如今，智庫對於美國政府仍然具有深層次的影響。２００４ 年，使奧巴馬在民主黨代表大會上嶄露頭角的那段批評美國出兵伊拉克的演講，事先就徵求了著名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政策諮詢意見。而近幾年出現的“Ｃｈｉｍｅｒｉｃａ”（中美國）和“Ｇ２”兩個概念，是由美國著名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提出來的。

智庫的影響力取決於其影響或改變社會公共決策過程中其他主體的思考、判斷、決策和行動的程度，程度越高其影響力越大。為了體現其 “思想工廠”的本質，實現其影響政策決策的使命，智庫需要利用各種途徑向相關者，如政策制定者、資助者、精英階層、媒體和社會民眾宣揚自己的思想、觀點等。智庫也在宣傳自身觀點，影響決策的過程中，建立其在學術、社會、政策等方面的影響力。通過政策諮詢、高層聽證、研討會、參與大眾媒體的宣傳、出版自己的刊物以宣傳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是其中較為普遍的幾種方式。除了最直接的對政府決策層進行的政策諮詢和聽證，知名的大智庫常有大量的對公眾和媒體開放的活動，比如美國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每年有兩百多場對外的公共研討和講座，我曾作為訪問研究員在那裏工作，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會在辦公樓的報告廳參加一會兒正在舉辦的各種研討會；同時智庫的研究觀點會通過出版物和文章、電視訪談的形式在媒體發佈，引發社會輿論的發酵。在眾多宣傳手段中，出版物幾乎是每個智庫都必有的産品。國際上著名的智庫一般都有自己的出版物，作為傳播其思想、觀點的載體，如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布魯金斯學會的《布魯金斯評論》，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尼克松中心的《國家利益》季刊，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外交》雙月刊等，都是智庫定期出版的宣傳其思想觀點的重要刊物。

（三）特徵：獨立性與專業性

智庫的本質與目標決定了它不能成為任何機構或個人的附庸，而需要具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獨立性使其不受制于他者，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避免了拿人手軟、吃人嘴短的困窘；專業性則保證智庫的思想、觀點的可信度，是實現其影響國家決策的目標的根本之所在。

智庫的獨立性包括物質上的獨立性和思想上的獨立性。物質上的獨 Global Think Tanks 　２２立性主要表現為經濟上的獨立，智庫的組建和運作資金主要來源於基金運作、社會捐贈和自籌，而不依靠政府財政支援，其獨立運作的特點非常明顯。所謂基金運作是指智庫依靠基金增值的收入來進行公益課題的研究，一般來説，智庫基金的來源都比較多元化，在多元中保證智庫的獨立性。社會捐贈和自籌也是如此，避免了仰人鼻息的尷尬。

馬克思説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智庫能夠提供有品質、能産生影響的諮詢建議，經濟上的獨立是其重要保證。反觀中國國內不少智庫之所以屢屢失準，與其不能實現經濟上的獨立密切相關。唯決策者或投資者馬首是瞻，使國內的一些智庫失去了應有的獨立性，可想而知想讓這樣的智庫堅持獨立性，堅守研究的相對客觀性，做出高品質的諮詢成果是比較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就要特別重視發揮民營智庫的作用，因為民營智庫在獨立性方面可以有制度上的保障。

經濟上的獨立只是使智庫具備了講真話的基礎，而要講出高品質的真話，則需要保持思想上的獨立性。思想上的獨立性要求智庫以客觀事實為判斷依據，對資訊保持充分的理性，不使判斷失掉公正性、客觀性；同時，在發表意見時能堅持其專業判斷，不受外界影響，有較強的獨立提出和實施行為目的的能力，它反映了智庫的行為價值的內在穩定性。這種內在穩定性來自於價值觀的獨立性，正是因為具備這種品質，智庫才能按照自己的創見提出行為目的，並找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容易受他者的影響。與之相反的意志品質是受暗示性，這種意志品質的智庫容易接受他人的提示、命令或建議，容易屈從於他人的意志。

我在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做訪問研究員時，和布魯金斯學會理事會主席約翰·桑頓有過多次交流，他認為，獨立性是智庫必須堅守的核心價值，也是判定其能否成為高水準智庫的關鍵所在。

獨立性並不意味著不接受社會和政府資金資助，而是指智庫的研究不受資助方影響，這也是智庫和企業研究團體以及行業協會之間的區別。同時，智庫研究的獨立性並不表示其研究態度沒有傾向性，特別是在當前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競爭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涉及重大國際性議題時，國際知名智庫的研究內容具有更強的現實性，其研究成果也具有鮮明的立場和價值取向。比如在美國，上面提到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保守主義價值觀擁護者，而布魯金斯學會和美國進步研究中心等更接近“中左”的價值觀理念。雖然價值觀可能有自己的傾向性，但並不影響其研究的獨立性和專業程度，也正是這些價值觀的差異，讓智庫發達國家的智庫行業、思想市場呈現百花齊放的多元化特徵。

智庫靠思想維持生命，而思想的科學性取決於智庫的專業性。智庫的專業性主要包括專業人才隊伍的建設、智庫的專業特色、智庫的專業諮詢工作等，簡單説來就是要在某個或某幾個領域具有專業的研究能力和水準。世界知名智庫普遍都有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即便是大型智庫也主要專注于某些研究領域，同時也都匯集了該領域的翹楚，如布魯金斯學會專長于國際問題，如中東問題。目前，布魯金斯學會共有２００ 多名學者，其中高級研究員有１００ 多人，佔到將近一半，這些學者都擁有極強的學術背景、獨特的觀點，他們獨到的見解和在學術界的深遠影響為布魯金斯學會贏得了“沒有學生的大學”的美譽。卡托研究所以研究公共政策為主，研究所匯集了愛德華·克裏恩（Ｅｄｗａｒｄ Ｃｒａｎｅ）、湯姆·Ｇ．帕爾默（Ｔｏｍ Ｇ． Ｐａｌｍｅｒ）、何塞·皮涅拉（Ｊｏｓé Ｐｉｅｒａ）、羅傑·皮隆（Ｒｏｇｅｒ Ｐｉｌｏｎ）等知名學者，還有弗裏德里克·哈耶克、詹姆斯·Ｍ．布坎南、弗農·史密斯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專業力量決定著智庫的影響力，是智庫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府、影響社會的關鍵所在。作為智庫，匯集行業翹楚進行知識、思想生産與政策研究是其立命之根，因此專業化是智庫的一個必要特性。

智庫的獨立性保證了其專業性的客觀公正，其專業性的客觀公正又為獨立性提供了條件。正因如此，智庫的思想、觀點才更具有科學性和可信度。（文章節選自《大國智庫》主編 王輝耀 苗綠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