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外腦”(組圖)

淩光

有人説，中國已經出現了“智庫”熱，呼籲要進行冷思考。的確，熱起來的背後表明智庫作用受到重視，智庫對於現代社會公共政策的制訂，對於社會公眾思想潮流的引領，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智庫是個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它譯自一個英文詞“Think Tank”，如果譯得更直接一點，就叫“思想庫”，當然，那也是一個很流行的譯法，兩個詞完全等價。

關於這個英文詞的來歷，據説最早是在1964年，由美國前總統哈裏·杜魯門在他80歲生日宴會上講出來的。也有人説，這個詞的發明權並不屬於杜魯門，而是由研究學者首創出來，杜魯門不過是借用了別人的説法而已。但不管怎麼説，智庫這個詞，是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創造並流行起來的。

智庫這個詞雖然是在美國創造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從來都不是憑空産生的，所謂智庫，當然也有它源遠流長的“前世”。

門客、幕僚、參謀部 智庫需求古已有之

自從有了人類社會，就有了社會的領導者；有了領導者，就需要做決策；需要做決策，就得有人出主意，當參謀。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為領導者出謀劃策的“外腦”古已有之。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上，謀士文化、幕僚文化就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有著十分鮮明顯著的特點。談起中國的歷史，少不了要説到姜太公、管仲、蘇秦、張儀、李斯、張良、陳平、諸葛亮、謝安、魏徵、劉伯溫等等謀士的故事，他們的稱謂有各樣，如門客、幕僚、謀士、策士、智多星、軍師、參謀、師爺等等。不管叫什麼，他們都對中國歷史的進程産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在古代，謀士和他們服務的主人之間，有著十分緊密的人身依附關係。謀士們不但要向主人貢獻智慧，彼此也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共同體，他們之間亦主仆、亦師友，關係微妙。謀士們既要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忠心，也要時時注意和主人保持適當的界限，保持“伴君如伴虎”的謹慎，避免因為越界而招致猜疑，甚至引來殺身之禍。

中國如此，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樣，做決策的君主們總是需要一批有學識、有智慧的謀士幫他們出謀劃策。比如，古希臘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是亞歷山大少年時代的老師，亞歷山大當開工其頓國王后，在他的擴張征服戰略中，就經常諮詢他老師的意見。

古今中外，最急迫需要謀士發揮作用的地方都是在戰場上。17世紀中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軍隊中設置參謀長一職，為軍隊長官出主意。19世紀初，普魯士將軍香霍斯特在軍隊中進行體制改革，建立了參謀本部制，用參謀的集體智慧來幫助統帥進行決策。

所有這些，都可以稱之為智庫的“前世”。當然，智庫之所以被冠上這個新造的名字，它所代表的事物，一定也是不同於前人的新鮮事物。那麼，這個新鮮事物到底是什麼呢？

20世紀初期

企業家發起研究“公共政策”

1900年，美國成立了一個叫全國市民聯盟的研究機構，成員包括金融界、勞工界、學術界的領導人，下設幾個常設委員會，經常就當時市民最為關心的政府腐敗、競選欺騙、投票人登記等政治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撰寫報告並有針對性地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有人説，這就是今天所稱的智庫的初級形式了。

20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在美國風起雲湧。這個運動主張“積極謹慎地”使用政府力量控制市場和增加個人機會。當時，聖路易斯市企業家、華盛頓大學董事會主席羅伯特·布魯金斯就是這場運動的積極擁護者。他問道:“你看到政府正在花費你繳納的稅金，你打算怎麼辦？是希望政府採取對你有利的措施，還是像過去一樣聽之任之？”

在他的促動下，1916年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私人組織“政府研究所”成立，其宗旨是“運用科學方法研究聯邦政府的管理”。1922年和1924年，布魯金斯又分別創建經濟研究所和羅伯特·布魯金斯研究院，並於1927年合併為布魯金斯學會，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智庫，也是至今美國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美國歷史上第一批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思想庫，都是在20世紀初期産生的，其中比較著名並在以後的歷史中發揮重要影響的，還有拉塞爾·塞奇基金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政府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對外關係委員會等等。

相較以後幾個階段出現的思想庫而言，美國第一批思想庫成立的背後幾乎都有大企業家們理想主義的成分，即希望思想庫真正做到獨立、中立、客觀—不拿政府的錢、不帶黨派色彩、不直接涉足政治。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從成立那天起，該學會就把保持研究的獨立性或不受政治干擾放在首位，為此，甚至定下董事會成員不得干預其研究工作的“鐵面”法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政府投錢智庫“買點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一躍成為世界頭號超級大國，作為西方世界的領袖，它必須面臨空前繁雜的國際國內事務，僅靠政府自身的力量，已無力應對這些問題，而必須借力於“外腦”的幫助。這一時期，成為美國智庫發展的又一個高峰期。其特點是，很多智庫是在美國政府的直接幫助下發展起來的。今天美國最大的智庫—蘭德公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為了贏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曾組織一大批科學家和工程師從事軍事研究，尤其是空軍裝備和戰術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可戰爭結束後，軍事部門裏沒有他們合適的位置，而他們處理同高級技術有關的軍事問題的能力又是軍方所需要的。於是，為了繼續發揮他們的才能，當時的陸軍航空隊司令亨利·阿諾德上將於1944年提出了一份題為《戰後和下次大戰期間美國的研究與發展計劃》的備忘錄，其中提到“有必要讓科學家們在民間的環境中工作，而又使其智慧可以繼續隨時為軍事部門服務。”

經他提議，美國陸軍航空隊同道格拉斯飛機公司于1945年底簽訂了一項為數1000萬美元的“研究與發展”合同。這就是有名的“蘭德計劃”。1948年5月，阿諾德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使“蘭德計劃”脫離了道格拉斯公司，正式成立了獨立的蘭德公司。

這一時期誕生的思想庫多為“政府合約型”，即主要靠與聯邦政府簽訂研究合同獲得資金來源，因此其研究內容及思想傾向具有明顯的官方性質。事實上，真正獲得“智庫”這一名稱的，就是像蘭德公司這樣的研究機構。

上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

不同黨派、利益集團“推銷思想”

20世紀60年代後期至80年代，是美國智庫的爆炸式發展時期。今天美國大約有一半的智庫是這一時期誕生的。不同於以前那些智庫標榜“中立”的特點，這一階段出現的“思想庫”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和黨派色彩，往往被統稱為“政策推銷型”思想庫。

美國的法律雖然禁止智庫參加黨派活動，但如同美國存在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各種政治思潮一樣，大部分智庫的政治主張不可避免帶有一定的傾向性。自由派強調的是社會福利，提倡政府干預社會和經濟事務，在對外政策方面傾向國際主義、多邊主義，支援溫和、寬容的對外政策；保守派則是贊成市場經濟，反對政府管制經濟，主張削減政府開支，反對民權立法，在對外政策方面傾向單邊主義，支援強硬的對外政策，主張軍備優勢、防範遏制。中間派則介於兩者之間。

隨著智庫的數量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激增，具有明確思想意識形態的組織比例從不到1/4增加到1/2多。保守派智庫以2：1的優勢在數量上超過了自由派智庫。

隨著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等共和黨保守派色彩濃厚的“思想庫”在決策中的影響日增，民主黨和自由派按捺不住，決定與其競爭：一方面加強布魯金斯學會和政策研究所等智庫的作用，一方面創建新的智庫；民主黨的行動反過來又刺激了共和黨保守派，於是相與成潮，數量急增。

新成立的智庫，特別是保守派“思想庫”日益熱衷於鼓吹他們的研究和思想。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保守派比自由派更注重尋求借助媒體宣傳其研究成果，在政策討論中有更高的媒體上鏡率。例如，名為“公正準確報道”的媒體監察團于2006年發表了一個報告，在排名最前的10個“思想庫”中，沒有一家是被列為自由激進的，其中五家被列為“保守的”或“保守/中立的”。

這一階段還興起一類所謂“政治遺産型”智庫，即離任政府首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研究機構，如威爾遜中心、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等。這類智庫往往借助離任領導者的名聲推銷主張，顯得對政策鼓吹更加關注。

（本文寫作參考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著《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林芯竹著《為誰而謀：美國思想庫與公共政策制定》、金芳等編著《西方學者論智庫》等書籍，特此致謝）

延伸閱讀

著名智庫的預言

蘭德公司

預言中國軍隊進入朝鮮

1948年蘭德公司剛剛成立不久，蘭德公司研究人員R·朗邁就向美國國防部提供了一份諮詢報告《實驗性繞地宇宙飛船的初步設計》，主張製造人造地球衛星。這份報告提交國防部後，國防部以“人造衛星僅僅是科學幻想”和蘭德公司初出茅廬、沒有什麼影響為名，將它長期束之高閣、不屑一顧。直到1957年10月4日，前蘇聯把一顆人造衛星送往太空，這一消息震撼了美國朝野各界，美國國防部的官員們方如夢初醒，想起蘭德公司的這份諮詢報告，這使美國研製衛星的時間延誤了10年。

朝鮮戰爭開始之際，蘭德公司就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資金進行研究，根據對中國民族性等的研究，他們的研究結果只有七個字：“中國將進入朝鮮。”蘭德公司準備將研究報告以高價賣給國防部，但國防部認定中國決不會跨過鴨綠江，而且認為研究結果價格太高，沒有理睬蘭德公司。不久，中國人民志願軍就跨過了鴨綠江。蘭德公司的預測成為現實。美國國防部為檢討自己在這一事件上的錯誤，事後用200萬美元買回了這份已經過時的報告，而蘭德公司則一舉成名。

蘭德公司還利用非常有限的資料，成功地預見赫魯曉夫、安德羅波夫、戈巴契夫等人的上臺。

對外關係委員會

推動“馬歇爾計劃”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立於1918年，從成立之初就為美國制訂了若干對外政策，而且以其正確性為美國政府所倚重，從而形成慣例。

杜魯門總統于1945年4月提議，就是否使用原子彈成立一個臨時小組，並且任命當時的陸軍部長史汀生為組長，而他是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重要成員。史汀生從對外關係委員會中挑選了5名成員作為該小組成員，他們一致主張對日本使用原子彈。

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喬治·凱南于1947年1月提出“遏制”理論，影響很大，可以説冷戰政策和遏制戰略都是由對外關係委員會提出的。它還為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協議奠定了基礎。早在1947至1949年期間，對外關係委員會就提出了重建歐洲的計劃，“馬歇爾計劃”由此産生。

對外關係委員會還提出了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建議，為改善中美兩國的僵局奠定了基礎。正是它注意到美中接近的可能性並且致力於推動這項政策，影響了當時還未上臺的尼克松總統，並促使他在上任以後實現了此政策建議。

羅馬俱樂部

預言增長的極限

羅馬俱樂部因總部設在羅馬而得名，是全球最權威的智庫之一。羅馬俱樂部有近百位成員，分別來自35個國家，代表了不同文化、信念和社會環境。

1968年4月，大約30位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科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工業家和政府文職人員聚會羅馬，就人類的未來與發展問題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激烈討論。雖然這次會議沒有就許多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是它卻進一步促使人們去深入探索這些問題。這次會議被稱為“羅馬會議”。會後一些志同道合的學者聯合起來，推舉奧雷利奧·佩西為主席，羅馬俱樂部就這樣誕生了。

羅馬俱樂部的發展之路並不平坦。起初，羅馬俱樂部成員的觀點並沒有得到多少人的贊同，因為提出的問題太大，人們無法確定現實的投入能否收到預期的利益，往往是懷疑代替了支援、同情代替了參與。面對這種大挑戰，羅馬俱樂部堅定地把“系統地運用全球模式來提出和分析世界總問題”作為指導思想，樹立了全新的思維方式。1972年3月12日，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第一個報告《增長的極限》。該報告在世界上多個國家發表，總發行量達到了400萬冊，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羅馬俱樂部一舉成名。

報告的內容乍看起來確實有些危言聳聽，最初很難引起人們的重視。但是許多預言（如增長的極限、蘇聯的崩潰、世界經濟一體化、人類破壞環境等於自掘墳墓、網路化生存等）的紛紛實現，使他們獲得了巨大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