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往勞動年齡人口是正增長，但從2011年開始負增長，絕對數在減少。這一非常重大的轉折使得潛在經濟增長源泉發生了變化。
當前勞動力市場很強勁。即使去年實現了7.7%的增長速度，比過去跌了很多，但我們去年上半年的真實失業率只有5%。考慮到過去測算的中國自然失業率大約4.1%，那週期性失業率不會超過一個百分點，即使有，也比較低。更直接的從官方勞動力市場資訊來看，崗位數比求職人數還要多。另外，新增需要就業的人沒有離開勞動力市場的人多，也就是每年有更多的人退休，有較少的人在尋找工作。這也是就業市場上非常強勁的原因。
在目前一切不變的情況下，未來經濟潛在增長速度會一路下跌。但如果我們實行了“單獨二孩”或者“二孩”更高一點的生育政策標準，能夠達到1.94的綜合(行情 專區)生育率，同時做到了勞動參與率、人力資本水準以及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就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帶來實實在在的人口紅利。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不是互為消長的關係，也就是説，中國的改革不是增長抑制性的，而是可以帶來人口和改革的紅利。如果要為改革設出一個優先序，我想應該著眼于清除生産要素配置和供給的制度障礙，著眼于提高全要素生産率，讓那些能夠立竿見影帶來改革紅利的改革率先進行，這應該有利於攻克其他更難啃的“骨頭”。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了7.5%的GDP增長目標，這是一個合理且能夠達到的目標。長期以來，我們都是從最壞的底線去著眼，但如能爭取更高增速就爭取，就如“十一五”期間確定的經濟增長目標為7.5%，實際增速差不多是10%；“十二五”期間確定的是7%，但每年目標都定在7.5%，留有餘地。
但總體來説，從2012年開始，我們實際上已經接受了可以低於8%的經濟增速，這和以前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為什麼現在可以接受8%以下或者7.5%的速度？而不再是口頭説7.5%，但實際上還是要“保八”？
勞動人口負增長
致使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
去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句話，是第一次講也是最後一次講，即經濟增長速度要與潛在增長率相適應。潛在增長率就是當前生産要素的供給——土地、勞動、資本能夠供給的數量，加上當前的勞動生産率、全要素生産率及其變化趨勢等因素綜合考慮進來，可以保持的合理經濟增長速度。
如果我們要使實際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率相適應，就要看看潛在增長率是多少，然後就能決定是否能接受實際經濟增速。
我們對過去和今後一段時間的潛在增長率做了一個估算，總體上看在1995年到2010年期間，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為10.3%，過去實際增速也符合這一潛在增長速度。
但2010年，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轉折。正好這一年我們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從人口數量上看，我們發現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即15歲到59歲的這部分可以就業人口的增長已經達到了頂峰——2010年達到總量的最高峰 ，2011年開始減少，幅度不大，但2012年一下就減少了345萬，且隨後還在繼續減，也就是説中國發生了“符號”的變化，即過去勞動年齡人口是正增長，從2011年開始，就是負增長，絕對數在減少。
我們知道，過去3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幾乎每一個增長源泉都和好的人口結構有關係。比如，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人力資本的貢獻、勞動力從低生産率部門到高生産率部門的重新配置以及資本報酬沒有遞減，都和勞動力無限供給、人口紅利有關。所以2010年發生的轉折，使得潛在經濟增長源泉發生了變化，潛在增長率一下降到了“十二五”期間的7.6%左右，如果按照這個趨勢，假設沒有其他變化，我預計“十三五”期間可能進一步降到6.2%。
可以看到，過去幾年經濟增速大體在潛在增長率上增長，今年的目標還是與潛在增長率相差無幾，所以可以接受，因為符合潛在增長率。符合的涵義，第一是不會有通貨膨脹，這是我們經濟增長的上限；第二，我們知道還有下限，不會造成就業壓力和嚴重的失業現象。
勞動力市場表現強勁
7.5%目標可接受
通常來説，經濟增長速度越快，就業問題解決得越好，失業率越低，這是一個規律。但為什麼“十一五”期間經濟增速就得是8%以上，為什麼現在就可以在8%以下？
我們回到上述規律，這個規律不是簡單講增長速度和失業率，而是講實際增長速度和潛在增長率的差，也就是增長速度缺口及其和失業特別是週期性失業的關係，也就是説，經濟增長速度如果符合了潛在增長率，就不會出現週期性的失業。
因此“十一五”期間，我們知道經濟潛在增長率大約10%，因此低於8%的速度一定會造成失業問題。在當前的潛在增長率降到了百分之七點幾的時候，我們不追求8%，也就非常合理。所以，中國勞動力市場近些年是非常強勁的。即使去年我們實現了7.7%的增長速度，比過去跌了很多，但我們城鎮登記失業率只有4.05%。
實際上，去年李總理在給《金融時報》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去年上半年中國的調查失業率，就是通常在國際上可比的真實失業率是5%。如果是5%，考慮到過去測算的中國自然失業率大約是4.1%，那週期性失業率不會超過一個百分點，即使有，也比較低。
更直接的從官方勞動力市場資訊來看，崗位數比求職人數倍率高於1，即崗位數比求職人數還要多，2010年第三季度以後，一直處於1以上，而且是上升的趨勢，去年尤其強勁。
當然，這裡沒有講結構性問題，也就是農民工短缺，大學生就業仍然有困難，但總體上來看，我們的勞動力市場表現非常強勁。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未來7.5%的經濟增速也可接受。
新增就業年目標千萬
部分因統計問題
不過，有個疑問是：中國就業形勢這麼好，為什麼還要講每年要保證1000萬人以上的新增城鎮就業？對於這一點，我認為部分是因為統計上的技術問題。
實際上，根據整理的年鑒數據可以看出，每年15歲到59歲人口的新增量在2010年之前每年都是增加的，雖然增加的數量在遞減，但2010年之後則迅速下降，增量在2011年變成負值，而所有新增就業來自於15歲到59歲這個群體的人，且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在城鎮早些年已經發生了，全國之所以發生這個變化是因為農村也開始負增長。
很顯然，我們能夠就業的、能夠新進入勞動力市場去就業的人數已經非常有限了。從另一個角度看，新增需要就業的人沒有離開勞動力市場的人多，也就是每年有更多的人退休，有較少的人在尋找工作。
實際上，統計年鑒上的新增就業數和政府工作報告數不太一樣，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去年有1300多萬人的新增就業，但年鑒上稍微少一點。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我們其實也沒有那麼多的人尋求新的就業崗位，這也是就業市場上非常強勁的原因。
但是，為什麼每年新增的城鎮就業人數還如此之多？我們做了一些研究，發現是統計上的技術問題。簡單地説，城鎮就業人口實際上由三部分組成，但本來應該由兩部分人組成，一個是城鎮的戶籍人口，一個是城鎮的外來人口、農民工，但是兩個統計中有交叉、重復的部分，且這個重復的部分越來越大。
把重復的部分單獨提出來，就會發現城鎮的就業是由三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城鎮戶籍人口就業，這是以家庭為依據的調查所得到的，還有一部分是農民工就業，這個數是從農村調查的監測數據中得到的，同時還有第三塊，其實也是農民工，由於我們每年逐漸地把一部分農民工統計到城鎮就業，導致這部分農民工在前兩部分做了重復統計，而以前城鎮就業人口統計只包括城鎮戶籍人口，由於重復計算才有了今天1300萬人的就業。
改革創造紅利
可期待更高經濟增速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力短缺的趨勢，也能接受現在的目標經濟增速，但我們是不是還可以期待更高的速度，我想是可以的，因為李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簡政放權一系列的改革舉措激發了市場的活力。
李總理講到，我們從需求方施策，可從供給方發力，供給方指的就是我們可以通過改變或者説提高潛在增長率，來實現未來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而這個經濟增長速度來自於改革，也就是説改革可以創造紅利，替代過去的人口紅利，我們可以期待改革紅利。
我們做過一個模擬，當然，遠遠不能覆蓋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各個領域，但我們直接看到有幾點是可以帶來立竿見影的改革效果，可以直接提高潛在增長率。
比如生育政策的改革，會提高綜合生育率。今年確定的是“單獨二孩”的改革，由於實行這個政策，一對夫妻生的孩子數量可能從以前1.4個這一低水準，提高到1.6個這一稍高的水準。當然，如果在短時間內過渡到“普遍二孩”，即大家都可以生兩個孩子的話(這是我們調整的目標)，屆時我們可以期望有更高的綜合生育率，達到1.94，當然這是一個期望，即使進行了這個改革，我估計也可能達不到1.94，但總會更高一些。
在這一前提下，我們還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美國勞動參與率很低，且在降低，而我們近年勞動參與率雖然也有所降低，但不是因為勞動力市場上不景氣，因此未來我們還可以提高勞動參與率，特別是通過戶籍制度讓農民工成為穩定的城市居民，他們的勞動參與率會大幅度提高。
假設未來勞動參與率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同時進一步拉動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産業、城市轉移，就可以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這是全要素生産率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可以改進投資效率，允許非公有制經濟，中小企業競爭打破壟斷，也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只要改革足夠好，未來全要素生産率每年增加0.5個百分點也是合理的預期。
與此同時，我們的教育水準有了很大進步，但仍需要進一步完善，提高人力資本水準。假設學前入學率，小學、初中、高中的升學率都有所提高，我們模擬出的結果也可以獲得改革紅利的。
也就是説，在目前一切不變的情況下，未來潛在增長速度一路下跌，從今天的7.6%可能跌到“十三五”的百分之六點幾，但如果我們實行了“單獨二孩”或者“二孩”更高一點的政策標準，能夠達到1.94的綜合生育率，同時做到了勞動參與率的提高，人力資本水準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就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帶來實實在在的人口紅利。
人力資本提升不易
未來任重道遠
當然，我們就業形勢這麼好，是不是今後不用擔憂了？這也是當我講當前勞動力市場很強勁，有些政府部門不太以為然的原因，因為他們擔心人們忽視就業問題。的確，我們不能説就業今後就高枕無憂，其實挑戰更加嚴峻。
未來勞動力市場是什麼樣子？未來産業結構升級要探討新的比較優勢，這個比較優勢也許不知道具體在什麼産業，但一定是資本密集度更高、人力資本密集度更高、技術密集度更高的行業。
根據現在的數據可以看到，第二産業的勞動密集型崗位與第三産業勞動密集型崗位需要勞動者的受教育水準大概是9年或者9年多一點。現在比較好的年輕農民工群體，受教育年限恰好適應了這兩種産業的人力資本要求，現實中，他們也確實就在這些産業中就業。
但未來不知道。我們可以從今天的第二産業資本密集崗位和第三産業技術密集型崗位做一個設想，從今天的數據看，這兩大崗位分別需要十年多或者十三年多的受教育水準，也就意味著今天最好的年齡段的農民工還需要提高一兩年至三四年的受教育水準才能適應上述崗位，但提高受教育水準一兩年、三四年其實非常不容易。
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橫跨20年時間，在這20年的期間，在全世界範圍內相比，是我們受教育程度提高速度最快的時期，因為我們有“普九”和高校的擴招，但即使如此，20年的時間，中國成年人受教育程度才提高了2.7年，以後這個增長速度也不會太快，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適應這個就業崗位的勞動力也許在未來就不能適應了，那時從宏觀的角度來説，這會影響到我們的潛在增長速度，微觀上來説，這部分勞動力會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困難群體、脆弱群體。
從歐洲發達國家這次金融危機的教訓可以看到，危機來了，就會有週期性失業。但接下來，危機雖説沒有徹底過去，但失業率卻沒有恢復，甚至在歐洲很多國家，青年失業率仍非常之高，比如西班牙到了50%，這説明週期性失業暴露出了結構性問題。青年人當年不讀書，急急忙忙就業，收入也很高，但當困難來臨時，他們的人力資本就嚴重不足，陷入困境。
週期性就業的矛盾和結構性就業矛盾是可以互相轉換的，這説明今天勞動力市場越強勁，反倒可能産生一些不好的信號，使人們不重視人力資本的培養，在未來會遭遇到更大的衝擊。
因此，我們需要構建安全網。比如，不僅我們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準很低，我們城鎮居民社會保障水準也遠沒有達到需要的水準，特別是未來産業結構加快調整所需要的水準，所以，應該説這方面任重而道遠。
最後總結一下，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不是互為消長的關係，也就是説，中國的改革不是增長抑制性的，而是可以帶來人口、改革紅利。如果要為改革設出一個優先序，我想應該著眼于清除生産要素配置和供給的制度障礙，著眼于提高全要素生産率，讓那些能夠立竿見影的能帶來改革紅利的改革率先進行，這應該有利於攻克其他更難啃的“骨頭”。
評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