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2015年3月29日，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最後一天，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博鰲研究院等幾家智庫聯合承辦了以“智庫在決策中的作用”為主題的閉門研討會。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全國人大常委、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IMF副總裁朱民、美國亞洲協會主席施靜書和40多名來國內、國際著名智庫主要負責人以及大學校長參與此次論壇。央視此前曾推測，這場智庫論壇是今年博鰲的亮點之一，是博鰲亞洲論壇首次討論智庫作用與角色，也是自中辦、國辦推出《關於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來的第一場關於智庫建設的國際論壇。作為承辦方之一，筆者個人感觸最多的，是論壇傳回來關於智庫研究與思考的新動向。
三個需要重視的新問題
論壇主要分為兩個主題：“國際智庫的經驗”和“中國智庫的機遇和挑戰”兩個層面的問題。由於此前充分的溝通以及主講人的高水準，整場論壇的層次與討論品質相當高。許多結論性的觀點也是相當值得重視的。
一是時代對各國智庫的要求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認為，目前各國智庫界面臨全球化加快、科技變遷和國際事務的即時性、多元化等21世紀的新形態。全球事務的扁平化使智庫研究需要，更多地考慮來自國際上的各類變數，需要有更廣泛的研究對象，既要聚焦在某個具體問題上深度研究，還必須要考慮來自國內外方方面面的不確定因素。技術變化的最大因素來自於網際網路，網路的不斷升級，迫使智庫運營者需要更多利用網際網路思維，既要運用網際網路新技術進行資訊採集、思想獲取、研究考量，還要充分地運用網際網路技術進行産品傳播。
二是世界對中國智庫的期待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認為，智庫建設遇到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機遇。中國智庫有了很好的基礎，但是相比于國家崛起以及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提升，中國智庫需要更多地跟上決策參考對知識産品的需要，需要更多的與中國新地位相匹配。目前中國對外政策的新內容，如一帶一路、G20等，使中國智庫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與運營邏輯出現了國際化的新機遇。國際新需求將會帶動中國智庫在闡述話語、國際交流與産品傳播等領域更多的改變。
三是智庫對支撐資金的數量空前提升。隨著研究的深度、廣度與調研成本的加大，以及綜合人才與專項研究團隊的需求量的加大，智庫運營成本越來越高。此時，如何構建一個持續的資金來源，如何擴展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以及增強資金的透明度，是智庫目前面臨的新型挑戰。
中國智庫發展的普遍滯後性
這場博鰲15年來首場智庫論壇上提出的三個重要問題，中國智庫在先前並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以至於在實際情況中出現了普遍的滯後。
從全球化的角度看，當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等美國智庫均在中國設分部，並頻繁舉行重要研討會時，中國智庫走出去的進程還遠遠沒有開始。目前，中國智庫最多只是與國外智庫的合作，在當地開一些小規模的研討會。這些研討會通常規模很小，影響力也有限。而在那些重要的國際峰會場合，很難看到中國智庫人員的身影。相比之下，歐美許多智庫的國際觸角卻相當廣，他們一般以合作辦會的方式，可以在五大洲同時辦會，運用當地社會、媒體與政府的合作資源，在一些重要話題上最大範圍地獲得決策者的支援，擴大自己的國際影響力。換句話説，歐美優秀智庫的個人與機構生産效率、國際視野與合作能力，要遠遠高於中國。
中國智庫的網際網路化水準也相對較低。中國智庫學者通過網際網路的數據收集能力與資料整合能力相對落後，以至於分析的前沿度遠遠跟不上網際網路時代的需求。許多中國智庫的網站都處於長期休眠狀態，同時擁有微網志、微信運營的中國智庫還相當少。不少國外智庫都已實現了網際網路電話、視頻與郵件群的國際會議，但中國智庫學者對此仍然是相當陌生。在諸多重大問題上，歐美智庫均形成了巨大的研究網路，但中國智庫有時還存在著學術研究長期擁的通病：山頭主義。網際網路思維的最重要特徵“開放性”，在中國智庫界還沒有形成風尚。文人相輕，而不是文人合作的狀態，在中國智庫仍然相當普遍。
對全球給予中國智庫的高期待，不少中國智庫學者也沌然不知，自我認識遠遠低於外界對其所認定的重要性。在許多關鍵性問題，中國智庫的話語路徑仍然是趨國內化的，缺乏國際化話語的溝通與傳播，智庫産品的英文資料也相當少。在研究課題上給予國際變數的考量，也相當缺乏。比如，目前中國最灸熱的“一帶一路”研究，大多數智庫研究內容都處於空想性的、框架性的論述，對於沿線國家的情況、項目摸底以及風險評估，均缺乏實地的調研，這使得一帶一路的研究充滿了不確定性。更重要的，中國智庫缺乏對海外智庫觀點的關切，對於沿線國家就“一帶一路”的憂慮、主張的思考也相當少。“以自我為中心”型的研究，是目前中國智庫研究産品無法獲得更多國際回應的重要原因。
中國智庫的資金運作也存在較大的困難。年預算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中國智庫屈指可數，一些民間智庫的資金運作更是捉襟見肘。中國智庫無法支撐成本高昂的調研，養不起水準足夠高的研究人員，無法投入更多的成本進行國際傳播，社會資本對智庫的需求與供給也相當少。加之目前政治改革氛圍相對敏感，智庫的財務運作變得更加謹慎，這使得智庫財務運營陷入了惡性迴圈。相比于美國優秀智庫都處於“集團”作戰、以大量研究助理為依託的水準，中國智庫人員還是大量地存在著單打獨鬥、散兵遊勇的狀態。
智庫改革需要執行、落實
博鰲亞洲論壇釋放的資訊，再次説明中國智庫的發展仍然處於艱難的瓶頸期。儘管有中辦、國辦《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推出，但是，在文件在各個條款在執行與落實層面，仍然存在著各種不利的現象。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發展的機制性障礙，急待掃除。筆者在之前的專欄中，已經提過不少建議，在此僅就博鰲論壇的新動向角度提出幾點看法：
從學者個人的角度看，智庫學者還需要從前瞻性和針對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智庫研究者應當成為學術研究圈子裏最有家國情懷、最有問題意識、最有社會干預力的一批人。目前智庫人員對決策解釋性、論證性的工作，仍然大大多於智庫的建設性、預警性的工作。智庫學者需要通過自身的努力，提升在決策者面前的地位與公信力，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對社會輿論、國際運作的塑造力、話語主導力。
從智庫個體的角度看，需要有更多創新思維，引進更多超越學術界以外的人才進入智庫運營的圈子，加強對媒體、政府與國際機構等的合作關係，就一些重大項目，採取專項研究、重點突破的方式，培養有國際視野的中國式智庫領軍人物，使中國智庫能力建設和國內外影響力提升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從國家政策的角度看，需要加強智庫的財力保障，拓寬資金來源。對於要打造的高端智庫，政府應承擔起智庫基本運作的資金，防止為了生存而走偏的現象。同時，應該推進《慈善法》儘早出臺，鼓勵社會各界給智庫捐款。國外的智庫，來自各界的捐贈佔了其資金來源相當大的比重。我國應該借鑒國外智庫籌集資金的經驗，允許不同組織和個人給智庫捐款，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智庫建設。對智庫捐款的企業，國家要對其稅收優惠，對於不是事業編制的智庫，免征所得稅。一流的智庫需要一流的人才，對智庫的高級研究人員，實行個人所得稅返還，吸引高端人才進入智庫工作。與此同時，建立智庫定期公佈資金來源制度。政府和社會要監督智庫的資金來源，防止非法資金流入，也防止智庫脫離應有的客觀中立立場。
總之，面對新挑戰，中國智庫界都需要在研究內容、交流機制、運營方式和傳播路徑的改革落實與執行。在確保中國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歡迎關注人大重陽新浪微網志：@人大重陽，微信公眾號：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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