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央提出，要大力加強智庫建設，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佈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高校智庫作為其中的重要一類，和其他類別智庫相比，具有怎樣的“共性中的個性”，應該且可能在哪些方面發揮突出作用？
林尚立：
高校智庫的定位，須放在整個國家智庫體系的大格局中分析。一個國家要發展壯大，要在全球競爭中贏得優勢，其戰略能力至關重要。智庫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戰略能力的綜合體現。從現實層面看，智庫存在層次與功能的分級分類—有的智庫側重於提出具體的戰術性建議，有的則更側重於提出戰略性預測與建議。戰術層面解決的大多是國家治理當中“急、難、愁”的技術性問題，戰略層面未必像前者那樣具體，卻更加具有長遠眼光與全局意義。這兩類智庫都是國家發展所需要的。一時看來政府可能有很多急需解決的問題，但是，制定好的戰術首先要有戰略能力作為支撐，否則，戰術再好，可以贏一城一池，卻未必贏得了整個戰爭。所以，戰略層面跟戰術層面要相互結合。一般來説，有戰略能力的智庫越多，它對整個智庫的引領性就越強，戰術型智庫的品質也會越高。
高校智庫，應該更側重於提供針對重大問題的戰略性方案；高校智庫人才，應該是能夠把握事物根本、判定事物虛實、敏銳判斷社會變化趨勢的戰略科學家，在他的決策建議背後，首先要有深刻的、系統的理論能力和專業能力。換言之，高校智庫應該做國家前行航程中的瞭望者，登高望遠，指引航向。
記者：做出這樣的定位區分，是基於什麼原因？您怎麼看待智庫建設與大學學術研究、人才培養之間的關係？
這樣的定位，是從高校智庫建設的優勢與劣勢出發而得出的結論。
大學建設智庫，最突出的優勢就在於學科門類齊全、基礎研究力量雄厚，可以為智庫建設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撐、有力的學科依託、豐厚的學術底蘊，能夠更好地把握相關領域的學術前沿動向。值得注意的是，優勢如果利用不好，也可能轉化為劣勢，尤其是長期的學科建設帶來的學術導向、重理論而輕實踐的傳統觀念。同時，與黨政部門智庫、社科院等相比，高校智庫的確存在與社會實際對接性不強、對政策體系與決策過程不夠熟悉等不足之處。加之大學受到體制約束，在隊伍上很難形成非常大的智庫兵團，在資金上很難像社會智庫那樣有充足的投入。
基於以上現實，大學智庫更應該注重發揮既有優勢，在此基礎上著力補足短板，使智庫團隊擁有紮實的理論基礎、廣闊的學術視野、敏銳的問題能力。只要具備了這些基礎條件，再借助逐漸成熟起來的與現實對接的機制，高校就可以釋放出戰略研究、服務現實的巨大潛力。
智庫建設與大學固有的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職能不存在本質衝突，反而可以相互促進。從一定意義上看，智庫建設能夠作為高校內部改革的一個突破口，為高校提供轉型發展的有利契機。首先，智庫建設的問題導向、現實觀照，能夠促進學科交叉、融合整合，既有利於各個學科的成長，也有利於人才培養。其次，高校建設智庫有利於知識體系轉換，使寫在教材上的人文社科知識轉化為對社會的推進力量，推動學科知識體系創新。社會科學要真正發展必須跟著國家和社會走。最後，通過智庫建設，大學能夠更好地發揮國際化優勢，在全球舞臺上與其他文明進行對話，合作解決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成為國家軟實力的支撐點和對外展示窗口。
記者：您也談到了智庫國際化的問題。高校在國際化方面有著突出優勢，而復旦智庫已經與海外高校合作，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三個中國研究中心。高校智庫國際化有什麼重要意義？
首先，高校智庫國際化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讓中國了解世界，也讓世界認識中國。今天，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空前緊密，中國的發展更加需要對國際環境、各國情勢的正確研判。高校智庫如果不能充分了解世界，為國家發展出的主意是基於對世界的錯覺，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同時，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對中國充滿興趣，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有助於破除偏見、合作共贏。所以，我們希望發揮智庫優勢，在民間外交的互動過程中既提高中國對世界的認識、對自我的認識，也增進國外學者對中國的認知。其次，從智庫建設的角度來看，我們有很多方面應向國外智庫學習，例如智庫的組織方式、運作方式、成果轉化方式，等等。實際上，世界一流智庫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而是在長期摸索中成長起來的，我們作為後來者，要想在比較短的時期內趕上世界先進水準，就必須走向國際，向國外成熟智庫學習。再次，從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來看，國際化進程不可或缺。人文社會科學是支撐智庫的主要力量，如果其學科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不能在國際平臺上展開，那麼中國的決策支撐能力就很難快速成長，很難培養出國際水準的思想家、戰略家、政策實踐家和社會行動家。應當看到，中國社會科學在良性發展三十多年後，已經進入必須轉變的階段，國際化進程有助於使其形成完善的體系，完成自我主體的建構。最後，從中國學術“走出去”的角度看，要在國際舞臺上牢牢把握話語權，就要首先形成對話、展開探討，還應該努力在國外平臺上主動設置議題、邀集國際學者討論中國問題。在這些方面，智庫大有可為。
記者：以上我們談的是認識方面的問題。要切實辦好大學智庫，走出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的創新發展之路，需要觀念、體制、組織方式等方面的深刻革新。如何推動這一進程？
首要的一點是轉變觀念，引導高校的學科建設和國家的發展戰略緊密結合起來，引導學者們把理論研究跟戰略思考、政策設計結合起來。只有觀念轉變了，才能推動不同學科根據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整合。其次，一定要“打開門”，不僅在校內打開門，也要在校外打開門；不僅打開一層門，還要打開多層門。在校內，要在各個學科之間打開門，要向教授打開門，還要向具備一定能力的學生打開門。高層次的學生是相當重要的力量，既能夠支撐智庫的基本運作，也能為智庫的未來培養人才；在校外，不僅要向政府打開門，也要向社會打開門，要從政府獲取研究需求和相關數據，並充分利用社會研究機構等優勢力量做好研究。再次，要建立良好的體制機制。這種建立不一定要把舊的體制完全打破，也可以在過去的科研和人才培養體制中嵌入一個新的結構。例如，復旦大學成立了發展研究院，為各個院係服務，實現資源共用，聚智、聚人、聚問題。最後，要培養和匯聚各類人才。一要有穩定的戰略科學家，他們是研究的核心和領軍者；二要有高度專業化的學術組織經營團隊，即集學術能力、行政能力、服務能力於一身的複合型人才；三要聚集方方面面的專家和國際學者。這種聚集應該是流動性的聚集，像萬花筒一樣聚合而不沉澱。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智庫“大腦”的活躍和創新。
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極其缺乏專業化的學術服務團隊。隨著“智庫時代”真正到來，這類人才會成為人才市場上很搶手的群體，只可惜現在我們沒有重視這批人存在的價值。實際上，這是高度專業化的一類人才。真正的一流智庫，必須擁有非常專業的學術服務團隊，把思想以及思想所形成的制度設計轉化成思想産品，把思想生産過程或戰略生産過程管理好、服務好，把智庫和社會、政府、不同學科間的關係經營好。有了他們之後，學者才能夠專心於核心研究，提升學術生産的速率與效益。因此，對這類人才的培養與重視應該提上議事日程。
記者：除了智庫自身的努力，政府及社會各界還應為智庫發展做些什麼？
首先，國家應該明確對智庫的需求，及時公開需要智庫提供服務的領域、需要智庫提供建議的問題，並提供相應的數據資料協助；其次，社會各界要營造幫助智庫發展的良好生態；最後，也是當前呼聲很高的一點：建立健全智庫成果評價激勵機制。
高校智庫在現行評價體制機制下遇到很大難題。按照傳統觀念，決策諮詢和政策建議不算成果，只有學術論文才可納入評價體系。實際上，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應該包含兩個維度的目標—終極目標是服務人類長遠發展，現實目標是服務國家進步和百姓幸福。學者既應有科學的追求，又要有現實的使命。從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來看，擁有一批為國家出謀劃策的專家隊伍是極其重要的，政府需要社會的知識體系來支撐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社會科學服務社會的使命，繼而改革現有“唯學術、唯論文”的評價機制。
我認為，評價智庫水準，應當看它服務政府的能力：它是否有成熟的服務機制，能否敏銳地提出問題、建構戰略，能否引導和回答社會問題；看它在社會和國際上的公信力、權威性如何。政府可以組織針對智庫的評審，評選出對政府決策有重大影響的政策建議，作為衡量智庫能力貢獻的重要依據。通過此類評審，也可積累豐富的戰略智慧，為國家發展提供更加厚重的智力儲備。
原標題：“做國家前行航程中的瞭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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