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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培養有責任感的“品質型智庫”

發佈時間: 2015-04-01 09:08:59    來源: 光明日報    作者: 王斯敏    責任編輯: 張林

——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沒有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可以不交學費,但我們可以通過知識儲備擴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

◆智庫的職責不是當意見領袖。為政府辯護但提不出有益建議,批評政府而沒有建設性意見,都是不可取的。

◆智庫建設有可能撬動中國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從而推動整個中國的知識創新、知識創造,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鄭永年,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國問題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共同主編,羅特裏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出版《通往大國之路》《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為中國辯護》等多部專著。

●記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國政府對智庫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智庫正作為實現科學民主決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贏得巨大發展空間。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鄭永年: 智庫在中國如此受重視,是時代的需要,是中國發展為一個更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的需要。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朝著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無論是文明的復興,還是大國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來的。怎麼打拼?需要科學的決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確的路線圖,這就呼喚著智庫發揮應有的作用。

以前我們講科學決策,更多地考慮到決策科學對中國自身事務的影響。現在國內的政策科學不科學,不僅影響自身,而且會影響到整個世界。例如在外交領域,中國今天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是非常好的發展戰略,但我們的相關知識儲備足嗎?對沿線國家的情況足夠了解嗎?將要採取的具體舉措能夠切合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實際需求嗎?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戰略實施的效果與國際影響。

從中國轉型發展的歷程來看,在伴隨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出現過不少問題。必須看到,有時候我們對一些國際國內事務的處理仍是響應型、反應型、被動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動型的,無法從容應對甚至“先發制人”。這就説明政府管理者對相關領域的知識儲備不足,對即將發生的情況與可採取的戰略缺乏有效研判。

和地震等自然災害不同,很多社會問題可以做出較為準確的預測與判斷。當然,沒有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可以不交學費,但我們可以通過知識儲備擴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個國家社會轉型中都會或多或少地出現問題,但絕對不能出現習近平總書記所説的那種“顛覆性錯誤”。要避免這種錯誤進而把失誤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學性。

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實施也依賴於決策科學性。怎樣在政策實施之前預先徵集民意,廣告週知?如何在政策實施過程中有效溝通,真正令民眾受惠?都需要發揮智庫作用。我們倡導決策科學,不只是説技術上具有科學性,更要用科學的、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去實現決策。在現代國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國家的任何一項政策都需要知識與智慧的支援,否則很難有合理性、合法性。

無論是從中國自己社會層面、國家層面的轉型,還是國際層面的轉型,都迫切需要科學決策,需要高水準智庫提供知識和智慧。

●記者:正是因為需求巨大,所以“智庫熱”在中國迅速掀起。中國應有怎樣的智庫格局,智庫發展應注意哪些問題?

鄭永年: 有人統計,中國已經擁有2000多家智庫了,這個數目看起來相當可觀。但是,這其中有多少智庫拿出過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沒有像美國蘭德公司、布魯金斯那樣有名的智庫呢?答案似乎並不樂觀。

智庫,其核心還是“智”,而我們現在的很多智庫,卻是有庫無智。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庫建設絕不能變成為了建而建,盲目擴張、蜂擁而上,否則會帶來一系列亂象和負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質化研究,選題和著眼點千篇一律,説不出新東西,沒有附加值。互相之間沒有分工,更不講合作,甚至出現惡性無序競爭。

智庫一定要體現出專業性,高端智庫一定是品質型智庫。中國現在應集中力量培養一定數量的重點智庫,辦成高水準、國際知名的頂尖智庫,産生示範效應,進而帶動其他智庫發展。雖然美國智庫數量很大,但很多智庫也實力一般,我們不要跟他們比量,而是要瞄準其中的高水準智庫,和這些頂尖智庫比政策貢獻力,比社會影響力。

我們看到,中國現在著力建設的是一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各類智庫有不同的發展側重和路徑,這是符合實際的。構建體系,就意味著對現有智庫體制進行改革,而改革必須抓住“特色”和“新型”兩個關鍵。特色,是體現中國特色,在中國的特色現實環境下成長起來,也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國情服務。新型,就是尋找一種更加合理高效的組織運作方式。

在《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智庫被分為黨政軍、高校、社科院系統等七大類,基本上涵蓋了智庫的所有類型。每類智庫,都要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組織運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庫,大學有學術優勢,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對政策了解不夠、不及時,對政府運作機制不熟悉;二是現行評估系統和智庫的要求不相符,學者很難有足夠的動力去做智庫研究。怎樣解除束縛發揮優勢?需要通過改革建立新的體制。社科院系統具有比較集中的智庫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間,如果把人文歷史等基礎類研究歸併入大學,保留並強化和現實緊密相關的政治經濟法律等研究機構,針對性更強,就更有可能培養出很好的智庫。企業裏,一些只研究本企業問題、貢獻于這一家企業的機構不能叫智庫,因為智庫是具有公共服務屬性的;一些技術性的研究機構也不應叫智庫,因為它屬於基礎研究領域。

從研究上講,智庫研究是要有現實性和預見性的,而不是教科書式的。智庫選擇研究題目不能跟風,盲目追求熱點。我們面對的有熱點問題,也有長期問題,有些問題的重要性現在沒有顯現出來,但是也許再過兩三年就變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對它提前展開研究。如果能通過智庫建設推動中國知識創造體系和政策研究體系改革,那對中國下一步發展會起到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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