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如為：美國智庫影響力為何那麼大？

三、美國智庫影響力超群的主要原因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智庫影響力之所以巨大，是因為美國智庫敢於進行創造性思維，且美國社會為創造性思維提供了優越條件。

（一）美國智庫贏在教育起跑線上

1998年4月，我作為新華社洛杉磯分社記者，採訪加利福尼亞州哈崗拉朋特聯合學區教育委員會委員諾曼·徐、教育總監約翰·克拉馬，以及副總監加裏·馬楚莫托。我問他們：在世界中學生數理化競賽中，美國學生成績往往是倒數，而美國的科技發明卻領先世界，原因何在？他們的回答是：美國的教育制度更注重鼓勵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美國整個社會都忌諱因循守舊，崇尚標新立異。美國的老師歡迎學生懷疑、反駁、否定前人的理論和既定的做法，向老師甚至向專家提出挑戰，但必須有合乎邏輯的理由。美國老師給學生打分和評級的依據是：答案有沒有道理，是否合乎邏輯。因而美國學生勤於動腦筋和善於動腦筋，富於創造精神，雖然他們參加現行的考試不一定得高分，但是就業後適應能力強，發明、專利多。

（二）美國智庫得到民間資助和支援

美國文化崇尚“ 強” ，認為“強”即是“美”，瞧不起“弱”，認為“弱”即是“惡”。所以，強者應當更強。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美國民間基金會慷慨支援各領域的前沿研究。例如，美國第一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就是當時的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於1910年捐資建立的。此後美國鐵路大王亨廷頓、報業大王赫斯特、汽車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都曾捐鉅資幫助各行各業的智庫。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隨著資訊網路工業在美國西海岸異軍突起，微軟、惠普、英特爾等公司的老闆們在暴富之後成立的“蓋茨夫婦基金會”“戴露普家庭基金會”“穆爾夫婦基金會”等，依然是美國各類智庫的資金重要來源。戴露普家庭基金會（David and Lucile PackardFoundation）捐款五原則中最重要的兩條是：一，支援和獎勵各行各業已作出最傑出貢獻的個人和組織，特別是支援和獎勵最傑出的思想和努力；二，要有長遠的眼光，發現和支援那些在提高效率方面最有可能作出獨特貢獻，或最有可能作出戰略性貢獻的個人、組織、項目等。以蘭德研究院為例，目前的研究經費為2.63億美元，其中包括34個基金會的捐款和35個企業的資助。有些企業的資助是以合作的形式進行的。民間的資助為美國智庫的生存、發展以及探索獨立見解，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美國智庫植根于相對包容的體制

智庫的創造性思維和獨立見解如果不能傳播開來，其影響力就會非常有限。美國在言論和新聞方面的環境比較寬鬆，為提升美國智庫影響力發揮著重要作用。現代社會，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輿論影響，而輿論則主要受媒體影響；不言而喻，智庫要影響到決策層，首先要影響媒體。所以，美國智庫千方百計通過媒體兜售自己的新發現、新思想、新對策。早期美國專家學者主要在報章雜誌的言論版上發表新見解，隨著傳播手段的革新，現在主要在電視臺、因特網直播節目裏接受訪談。為了更及時準確地發聲，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甚至自建電視臺和電臺，由有關專家學者及其領導的課題組以舉行最新研究成果發佈會的形式，直接向大眾傳播最新研究成果。相對包容的環境對美國智庫創造性思維和獨立見解的最重要貢獻是，寬容它們提出的“標新立異”的想法乃至“異端邪説”。在美國境內舉行的各種研討會上，主辦者往往刻意聘請意見對立的專家學者做主旨發言，通過激烈辯論判斷誰是誰非。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前的候選人辯論演説，可説是美國智庫集中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集市”或“廟會”，促使美國智庫的影響力一次次達到高峰。因為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其候選人都到智庫裏物色與自己執政理念相同的新思想、新對策，武裝自己的頭腦。美國選民通過候選人的激烈辯論，可以看出哪些新思想、新政策對自己有利，從而決定把自己手中的選票投給誰。有經驗的國際政治觀察家可以通過候選人的激烈辯論，洞察美國思想界的激烈交鋒。他們觀察研究美國總統大選，重點不是看誰勝誰負，而是看哪些新思想佔上風，會演變成什麼樣的新政策，將對美國和世界帶來哪些新的影響。

（四）美國智庫善用外腦和異見

不少人認為，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少於中國對美國的了解。筆者對此不敢茍同，至少在智庫領域，美國智庫對中國的了解，可能要多於中國智庫對美國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智庫大量吸收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世界各國學者參與研究相關課題。以蘭德研究院為例，它現有1700名員工，其中約800名為專業研究人員，約600名為特約顧問和特約研究員。他們來自47個國家，使用65種語言。改革開放後，大批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到美國留學進修後，部分人留在美國工作，也有不少進入美國智庫。現在美國智庫裏研究亞太和中國的項目中，有不少華裔面孔。他們的加入，對於美國智庫了解亞洲和中國幫助非常大。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智庫欣賞挑戰和批評，大批外腦特別是華裔學者加入後，不斷幫助美國智庫糾正以往的研究盲區和認識盲點，使得美國智庫的相關研究更有針對性，更全面、深入。我們不妨來看看下面的例子。“美國人對我（華裔學者楊恒鈞）另眼相看的原因，就是我費盡心機，找出被他們忽視的弊端和弱點，對他們提出批評和攻擊。（他們請）我參與各項研究項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項目的漏洞，也就是找到美國各項政策和策略中的弱點和缺點⋯⋯

記得1998年底，在美國國防部、情報部門、大西洋理事會和華盛頓大學聯合舉辦的一場模擬戰爭中，我當時分配的角色是南韓情報部的首長。由於對這種理論推演遊戲並不熟悉，我一開始比較被動，但很快就進入角色。進入角色後，我馬上就發現設計這場模擬戰爭的美國人對中國很多方面存在認識誤區，不客氣地打斷他們，指出他們犯下的兩個致命錯誤，將直接導致他們在整個模擬戰爭中向錯誤方向發展。我的美國朋友聽得目瞪口呆，後來還派專家專門過來向我請教⋯⋯就在美國人目瞪口呆的同時，我也突然清醒過來，我這個憤青在幹啥呢？在骨子裏，我對美國是不滿的。批評美國，是我到美國後找到的為中國辯護的最好辦法。可是，我現在心裏慢慢明白，我這樣批評美國並不是在為中國辯護，而是在幫助美國，為美國效勞呀⋯⋯”（摘自《我為什麼不再批評美國》，作者楊恒鈞）

四、美國智庫的基因缺陷

智庫是文明和文化的高級載體。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的基因缺陷，也體現在智庫身上。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過分崇拜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這導致美國智庫在研究國內問題時，出發點和著眼點往往是個人利益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集團利益和局部利益，在研究國際問題時，其出發點和著眼點往往是極端自私的“美國利益至上主義”，甚至不惜從“美國例外論”的角度思考問題和對策，導致很多本來有可能解決或緩解的國際國內問題，長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智庫曾就如何防止美國捲入危機有一場大辯論。東部智庫的主流意見是，美國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加強跨大西洋經貿關係上；西部智庫的主流意見是，美國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跨太平洋經貿關係上。我曾就此詢問過幾家美國大企業的老闆：美國智庫都説自己的研究是獨立的、客觀的，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東西部智庫的專家學者給出的答案如此涇渭分明？他們的回答一針見血：你得看看他們的研究經費是從哪來的。

類似的情況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也屢見不鮮。比如，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智庫紛紛開展對付國際恐怖主義的研究，連美國國會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Service）也拿出一系列研究課題和研究經費，在其網站上招募世界各國研究人員幫助它尋找遏制乃至消滅國際恐怖主義的解決方案。有人建議我所在的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申報其中的一個研究課題。我瀏覽這批課題後，決定不申報。因為美國國會研究局對有關研究有個要求：不要從美國方面尋找導致恐怖主義的原因，也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尋找解決方案。這個要求與我的長期觀察和研究結論恰恰相反。我此前在中東地區做過四年常駐記者，後又在美國做過四年常駐記者。我的結論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半個多世紀來，美國一味支援以色列，在安理會多次否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支援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決議，導致中東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鋌而走險。因此，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重要一環，顯然是美國應改變其極其不公的中東政策。不讓研究這個主要原因，怎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我想，這可能也是美國智庫迄今未找到解決國際恐怖主義有效方案的主要原因。由於美國文化中極端自私的基因，在研究世界問題時，美國智庫還自覺不自覺地給美國政府出了不少餿主意甚至壞主意。美國政府至今不簽署152個國家批准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2001年帶頭退出183個國家批准的應對氣候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冷戰結束後出爾反爾，單方面退出同蘇聯簽署的《反導條約》，研究部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和戰區導彈系統。美國甚至用“多重標準”對待189個國家批准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對朝鮮、伊朗制裁、封鎖、武力威脅，但同非條約簽字國（印度）開展核合作，對非條約簽字國（以色列）擁有核武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這些遭到世界多數國家嗤之以鼻的對外政策背後，都可以看到美國智庫的影子。